景晓村同志虽然离开我们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却一直浮现在我的眼前。悲痛之余，留在我心里的是对他永远的怀念。
我是1939年5月随晓村同志一起从中共鲁东南特委调往清河区的，1948年5月又和他一起调往中共中央华东局。50年代中、后期他在四川筹建第二重机厂时，我们又多次相见。80年代还在成都和山东见过几次面。我们始终保持联系。尤其是在清河——渤海地区的9年中，我们始终艰苦地战斗在一起，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我觉得这种同生死共患难的战斗友谊，比什么感情都深刻得多。今天，当他离开我们的时候，我怎能不感到无限的悲痛和怀念。
回顾在清河——渤海的那9年的战斗历程，就能清楚地说明晓村同志对党和人民、革命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记得1939年从山东分局出发前，分局一位负责同志看望了我们，介绍了清河地区的情况，并作了一些指示。他说到清河地区地处平原，紧靠胶济铁路，敌人统治严密，斗争必然是很紧张，很艰巨的，你们要有思想准备，但我们有条件取得胜利，希望你们下决心完成任务。几天以后我们换上便衣，跨过铁路，进入清河平原，与原清河特委的部分同志汇合，并立即开始了工作。晓村同志首先传达山东分局关于摆脱对山区的依托，向纵深发展，建立平原根据地的指示，并部署了工作。为了提高广大干部对建立平原根据地的认识和信心，他写了一个材料，题为“如何坚持清河平原游击战”。在几次会议上，他以此作了报告，又印发给各县区。我对这个材料的印象很深，曾经两次刻印，作为培养干部和积极分子的首选教材。这个材料现在恐怕已查不到了，但我依稀能回忆起几点。在材料中，他首先谈到建立平原根据地主要应当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钢铁长城。他把人民战争必须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的观点鲜明地提出来了。其次他谈到清河地区虽然没有高山大川，但有稠密的村庄，便于部队迂回，这就是我们的战斗堡垒。再次是当地物产丰富，只要管理得当，军需民食不成问题，这比山区好。其他还有一些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就这样，当时在敌人的统治相对来说还不太严酷的情况下，除了抓部队的建设外，立即着手普遍整顿和壮大党的组织，大力发展各种群众组织，加紧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只用了半年时间，西到邹长、东至寿光的小清河以南地区的工作就打下了基础，从而为1941年至1943年敌人实行“强化治安”、严密封锁小清河以南地区时继续坚持斗争奠定了基础。1940年，我们的工作扩展到小清河以北的博兴、蒲台、高苑、广北一带敌人控制较薄弱的大片地区。直至日寇投降，这些地区始终是我们的中心根据地。1941年又进军垦区，消灭和驱逐国民党投降派，解放全垦区，工作一直推进到徒骇河下游两侧，打通了与冀鲁边区的联系。从此，辽阔的垦区就成了清河与冀鲁边区的后方依托。同时，沾、利、滨等县的工作也相继开展起来，为1944年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创造了条件。1945年日寇投降后，渤海区主力部队七师调往东北，留下的部队又组建了新的主力，仅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就全部消灭了区内的国民党投降派，解放了全渤海区。到1947年，新编的华野第十纵队又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战斗。数十万支前民工也一直支援到渡江、上海战役结束。渤海区五千多名干部南下参加新解放区的接管工作，随后分布在沿海和西南各省。这一切说明了渤海地区在区党委和军区的领导下，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为解放全中国和建立新中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些功绩的取得，当然首先是由于中共中央和山东分局、华东局的正确领导，归功于渤海区人民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归功于部队的英勇善战和广大干部的积极努力，当然也归功于渤海区党委领导集体的得力领导——景晓村同志作为这个领导集体的核心，公平地讲，是功居其首的。这不是我对他的颂扬，而是事实如此，众所公认。这在渤海地区是人所共知，有口皆碑，并已载入史册的。
在与晓村同志共同战斗的9年中，他的品质，他的为人，是令我感受最深的一个方面。
晓村同志在工作上是个极有开拓精神而又很稳健的人，而且在胜利的时候，从不骄傲，在困难的时候也不气馁。总觉得他工作上有一股韧劲，十分难能可贵。
晓村同志有着高尚的政治品质和高度的民主作风，善于维护团结，谦虚谨慎，待人以诚，与人为善，平易近人，接近群众。这是一个好的领导者应当具备的品质，他恰恰如此。我想这也是他工作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他到清河区工作时，只有二十二岁，老实讲，担子是很重的。原来在当地工作的，不论是部队中和地方上，都有几位老同志，在资历、经验以及对当地工作的熟悉程度等方面不比他差多少，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可能稍高于他，能把这样一个班子团聚起来是不太容易的。尽管共产党人在宗旨上是一致的，这是共产党人能团结在一起的基础，但每个人的个性相异，作风有别，经验不同，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不一，这是自然存在的。如何协调，这就看主要领导者、一把手的水平了。晓村同志为人谦虚，待人诚恳，民主作风好。他十分尊重老同志，善于集中各方面的意见，做出大家都能满意的决定，从不突出自己。因此，为时不久，就取得了老同志的信任和支持，这的确是很不容易的。他对各地、县，各部委的工作，也是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才作决定。决定之后他又放手支持同志们去工作，充分发挥各人的能动性，从而也促进了干部的快速成长。他的作风始终如此，因此，我们感到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再艰苦也是很幸福、很愉快的。
晓村同志特别注意维护团结。初到清河时他就嘱咐我，要与当地的同志搞好团结，不要因为我们是从分局来的就盛气凌人。在与冀鲁边区合并后，他更注意这个问题，所以原来两区同志的关系处理得很好。在与他相处9年中我受过他的唯一的一次批评，也是在团结问题上。记得两区合并后不久，在一次小组会上，王卓如同志（区党委副书记，原冀鲁边区党委书记）严厉地批评了我。我不接受，并进行反驳。他打断了我的反驳，又批……我就和他吵起来，以致把会议搅散了。可能会后卓如同志告诉了晓村同志，第二天晚上晓村同志找到我说：“你这个老夏是怎么搞的？”我问啥事。他说：“您怎么能在卓如同志面前发脾气！”我说：他不了解情况，乱批评。晓村说：“你考虑过没有，两个区合并后要特别注意团结。你这样一吵，会影响团结的。”他把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我感到份量重了。怎么办呢。他说：你应该找卓如同志作个检讨，然后把事实真相平心静气地向他汇报一下，争取不至于影响关系。于是我乖乖地照他的意见办了。卓如同志毕竟是位老同志，又是很大度的老领导，他没有怪我，反而笑了笑说：“我没有弄清情况也有责任。你的脾气我也了解一些。事情过去了，你也别背包袱了。”就这样结束了这桩不愉快的事情，以后我们仍如往常一样友好相处，而我也更加尊重卓如同志，更加注意团结这个问题了。
晓村同志非常关心在艰苦地区工作的同志。记得1941、1942、1943年期间，邹长、桓台一带，斗争十分残酷，随时都可能遇到危险。平常只能两三个人一起活动；部队也只能以班为单位或分组活动，而且主要是用短枪。人员时有伤亡。晓村同志对那里的同志很关心。每年青纱帐起来以后，以及春节前后，区党委和政治部总是组织三五人的工作组到那里去看望，一则是传达指示，了解情况，同时表示慰问之意。这对在那里坚持斗争的同志是不小的安慰和鼓舞。这个任务我执行过好几次。遇到个别同志目标过大，就调出来工作；个别同志身体不好，就调到区党委休养一段时间。如此，一直持续到1944年形势好转。
晓村同志善于利用行军和闲谈的机会，与同志们谈论工作问题，这本是一些领导干部经常的习惯，但他利用得更充分、更有效。例如1939年秋，在淄河岸边一个村庄里，我们几个青年干部在一起闲聊，晓村同志也参加进来。大家一边吃花生，一边吹牛。有个小同志“吹”出个和工作沾边的话题，晓村同志也趁机“大吹”了几句：“我看青年工作最重要了。你看战士不都是青年吗？干部大多数不也是青年吗？青年是最活跃的一代，接受新事物最快的一代。在某种意义上讲，党的工作主要是青年工作嘛，我也是青年嘛。”这当然对在场的青年干部是个鼓舞。事后我想：好厉害的景晓村，你哪是聊天，是在给我们做动员工作嘛，佩服！
晓村同志很愿意接近一般干部和普通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从中了解情况，吸取“营养”，有时还及时解决一些问题。由于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人们愿意和他接近，而且无拘无束，有什么讲什么，村干部或一般群众也都是这样。那时三天两头要换驻地，各村的干部差不多他都很熟。所以他了解的情况很多。
晓村同志非常关心同志的成长，尤其关心同志的政治生命。在清河一～渤海区的9年中，我很少听到他批评人，更没有发现他处分过什么人，而他自己如果出现什么失误，总是及时纠正。譬如“肃托”，是他、也是大家都很痛心的事。此事的来龙去脉，直到今天人们也弄不清，晓村同志也弄不清。反正当时是上面指示的，托派名单也是从分局社会部交下来的，不执行不行。“肃托”工作由社会部主管，神秘得很，别人无从过问。当时我观察到晓村同志很沉闷，很犹豫。他采取了拖延战术，动作迟缓，但又不能不做，而一俟上级指出“肃托”扩大化时，他便紧急煞车，因此，清河区被伤害的同志比其他地区少得多（也有二十几个人）。后来，时过境迁，人们渐渐地把这事淡忘了，但晓村同志没有忘，总感到内疚。1982年他退居二线后，终于抽出时间专程赶赴山东，要求中共山东省委为那些蒙受冤屈的同志平反昭雪。省委同意他的意见，派专人陪他偕同地方党政部门挨家挨户地落实政策，慰问家属，逐一按党的政策做好善后工作，平反了当年的冤假错案。他专门写信向我介绍处理经过，我看后十分激动，他的形象在我面前又高出了许多。我立即复信表示赞同，并高度赞扬他对死去的同志的高度责任感。
总之，我认为晓村同志政治品质高尚，为人正派，政治责任感强，正因为如此，在同志们中形成了很大的凝聚力和感染力，从而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团结奋进的干部队伍。纵观他的一生，他不愧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不愧是一个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不愧是中华民族杰出的儿子。
晓村同志，你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永远怀念你，学习你。
1994年10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