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晓村同志在他近60年的革命生涯中，虽然经过多次错误路线的诬陷和打击，但始终不渝地坚信党的政策，忠于党、忠于人民，坚定不移地为党的革命事业奋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卓著的功勋。现在晓村同志与世长辞了，想到近十年风雨同舟一起战斗的老领导突然离去，我悲痛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景晓村同志1939年来到清河地区，正值敌伪顽三面夹击，我军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未定，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复杂化之际。在漫长艰难和坎坷的道路上，他呕心沥血、夙夜为公地创建了巩固的清河平原抗日根据地，为党为人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清河平原地区，抗日战争时期在战略上处于胶东、鲁中、冀鲁边三个战略区之间，起着枢纽和环节的作用：小清河以南对敌人的交通中枢——胶济铁路威胁极大；北边的天然屏障渤海不但渔产丰富，也是东至胶东，北通冀鲁边的海上通道；小清河与黄河两岸是广阔的平原，是与敌迂回战斗的战场，在物资资源及生聚休养方面起着重大的作用，是坚持游击战争的有利阵地。抗战初期，国民党旧政权已瓦解，日寇尚未到达，平型关战斗的胜利使共产党、八路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声望迅速扩大，群众的抗日情绪极为高涨。当时清河地区党的组织虽然较薄弱，但党的力量是伟大的，只要是有党员的地方，均发动起群众，拉起了武装。廖容标、马耀南以长白山为中心举行了黑铁山起义，组建了山东人民救国军第五军；马保三、韩明柱以牛头镇、清水泊为活动中心，策动一股武装，组成了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第八支队；昌潍的鹿省三、何凤池拉起了第七支队；青州的胡维鲁、刘斗晨拉起了第十支队；博兴的王博昌、陈竹村拉起了抗日志愿军；临淄的李人凤、李希晨组织了学生军训团（后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第十团）。1938年5月中共清河特委成立，霍士廉任书记。同年7月遵照中共山东省委指示，清河区抗日武装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下辖四个团，约5000余人，纵横驰骋于清河平原地区。1938年冬日寇占领武汉后，停止向国民党的进攻，回师占领铁路沿线及城市，“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清河区的国民党部队在蒋介石“反共”、“限共”、“溶共”的政策指挥下，破坏我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不打敌人，专事对我方的摩擦。1939年3月，秦启荣破坏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协议，在博山太河镇伏击我八路军山纵三支队十团，使该团南下干部战士270余人大部被俘，政治主任鲍辉等同志惨遭杀害。6月，我三支队进驻刘家井子一带休整，突遭济南日酋松本5000余人突然袭击，受到很大损失。我处于敌顽夹击，抗日形势处于极度严峻状态，统一战线也转入复杂化。
正当这个关键时刻，景晓村同志奉命来到清河区，1939年7月初在长山县付村召开了特委会，研究刘家井子战斗后清河区的斗争形势，安排了建党、建军、建政和清河区的各项工作。7月底在临淄大夫店召开了特委和三支队领导干部的紧急会议，主要解决部队干部中对清河区游击战争战略方针的争论问题。景晓村同志讲话，结合战斗实践分析了这个时期对敌顽斗争的得失。他指出路北平原地区的群众抗日情绪非常高涨，对我们抱有很大的信念；党也有了部分基础，在有些地方已经成为团结和领导群众的核心；日寇当前还只占领着城市和铁路沿线，广大农村便于我们充分发展；当地顽军虽多，但他们之间矛盾严重，互相残杀（如周胜芳、李孝文杀害梁建章），战斗力也较薄弱，遇日寇“扫荡”就插枪逃跑。如果我们充分发挥这些条件，就可以改变敌顽我三方面的斗争形势，使我处于有利地位，打下发展清河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基础。但我们的同志没有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思想准备，将部队大部调往路南山区，主张以山区为主，平原为辅，依托山区开阔平原，实际上是放弃平原，这当然对开展路北平原游击战极为不利。路北的同志虽然坚持以路北为主继续开展平原游击战，但也缺乏明确的战略方针。初则主张创建以锦秋湖为中心的十二县抗日根据地，后又准备从临淄向博兴、从邹县向高苑两路发展，对开展小清河北之阵地，犹豫不决，失掉了开展清河平原游击战争的有利时机，最终导致了刘家井子和牛王庄战斗，我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同志的牺牲，给了我们惨痛的教训。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同意了景晓村同志的分析，统一了领导思想，形成了全力坚持开展铁路以北小清河两侧的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会后景晓村同志又亲自到山东省委和山东纵队向徐向前、朱瑞首长汇报会议讨论的意见。山东省委和山东纵队肯定了发展铁路以北小清河两侧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9月清河特委奉命改为清河地委，景晓村任书记。七月会议之后，路南山区部队调回路北，部队会合后经过整顿，利用青纱帐的有利环境，协同高苑二梯队击溃了顽军的袭击，开展了邹长高的反顽斗争。寿光顽军张景月进袭牛头镇、小码头，我军给予坚决打击，毙敌300余人。赵寄舟率十团长距离奔袭洱河以东地区，歼日寇一个大队，打击了日顽的嚣张气焰，稳定了清东地区的局面，也坚定了开展路北平原游击战争的信心。10月山东纵队徐向前、朱瑞同志指示：三支队的根据地问题，第一步先在寿光县的清水泊地区建立起来，第二步向小清河以北地区发展、到黄河人海口的广阔荒原地带去建立后方，创建黄河人海口广大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并打通与冀鲁边的联系。11月，景晓村、杨国夫同志在郑家埝召开万人誓师大会，景晓村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1940年初，三支队兵分两路向小清河北进军。东路以小清河人海口的寿光、广饶边区敌人控制薄弱的三岔口、高九港为突破口，西路以小清河中段邹长边区的陶唐口为突破口，同时渡过小清河。东路进至广饶北部和博兴、蒲台广大地区；西路进至邹长北部高苑、青城地区。在开辟这一地区的进程中，我军与敌伪顽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国民党鲁北行署主任何思源纠集了刘景良、成建基等13路“司令”，妄图趁我立足未稳之际，将我军一举歼灭。经博兴、广北一战，我军歼灭了顽军精锐海军陆战队一部，击溃其余顽军大部。在王文村、史家口等处，日伪军400余人向我进攻，被我击毙百余人，敌人仓惶逃窜。寿光张景月部两千余人，乘我军北进之机进犯我王高根据地，我三支队基干三营、寿光独立团奋起还击，将其击溃。在高苑魏家堡一带，我军伏击高苑日军，击毙其小队长永田文见酒等30余人，给日寇不小的震惊，遂使其从蒲台的小营、高苑的田镇、博兴的史家口等据点迅速撤离。我军北进战役取得成功，很快控制了西起高苑东至广北、小清河以南与黄河之间的广大地区，从而使我军不再局促于机动范围很小的小清河南狭长地带，进入了回旋余地较大的广博蒲高地区。三支队经过战斗的锻炼和地方武装以及装备的补充，战斗力的提高，编制的扩大，成为一支劲旅。1940年底山东纵队决定将三支队整编为山东纵队第三旅，许世友任旅长。同年10月根据山东分局的指示，清河特委改为区党委，景晓村任书记。10月底区党委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13个县的180名代表，代表全区16000多名党员参加了会议。区党委书记景晓村同志在会上提出了巩固小清河南发展小清河北的各项具体任务。大会以后，从1940年到1942年全区掀起了一个建党、建军、建政和生产、参军、文化教育的热潮。1942年又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实行二五减租，分半减息，增加工资。对此广大农民群众热烈拥护，雇、贫、佃农积极性更加高涨。当运动发展起来之后，群众进一步提出反对恶霸、民选村政权的政治要求。经过两年的减租反霸斗争，农民群众在农村中树立了优势，根据地面貌为之一新。在轰轰烈烈的减租反霸斗争的热潮中，广大农民根据自身的体验，深深理解了共产党、八路军、人民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的，懂得了“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个道理，自己起来保卫胜利果实的自觉性提高了。特别是经过1942-1943年战争最残酷的时期，敌人惨无人道烧杀抢掠的血的教训，群众更增加了对敌人的仇恨，纷纷要求参军。从1943年下半年到1944年初几个月的时间内，在轰轰烈烈的参军热潮中，有万余名青年参加了主力和地方武装。仅广北5个区就有3000余名青年参军。这个县九区的周家村、商家村各组成一个连集体参军，传为佳话。群众性的参军运动，保证了我主力和地方武装的后备兵源，使其充满了新生活力，不断壮大，成为清河区抗日根据地坚强屏障。
当年，景晓村同志非常重视党的宣传工作，隔一段时间就叫我去汇报一次工作，并亲自撰写社论或文章。他经常告诉我：你们是办报的，报纸的作用就是教育群众。我们党的政策，不光是要让领导干部知道，还要让群众知道。除了保密的以外，都应该在报纸上进行宣传。现在有的干部学习不够，往往是歪嘴和尚念经，使党的政策受到歪曲。所以你们的报纸讲得越通俗，越详细明了越好。群众懂得道理了，对党的政策明白了，我们的工作就好办了。1941年到1942年是清河区平原抗日游击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景晓村同志为了教育群众了解开展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政策和策略，了解作战方针，也使群众了解敌人的动态和残酷手段，争取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的胜利，亲自为报社写了两篇社论：一篇是《认清形势，开展反蚕食反扫荡斗争》，一篇是《巩固河北根据地，准备反扫荡》。社论首先分析了当时清河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形势，指出：从1941年以来全区经常驻守的日军有两万人，伪军和投降派军队也有5万之众，但是我清河区幅员辽阔，敌人兵力单薄，还是难以全部控制。所以敌人就采取经常的小范围的小股兵力频繁“扫荡”，实行“囚笼政策”、“自首政策”、“蚕食政策”、“三光政策”及各种残酷屠杀手段。当春秋季节对敌人的行动有利时，敌人就集中兵力进行重点“扫荡”。社论指出：掌握了敌人的行动规律，我们就可以运用自如。
1943年，日寇在战略上急于解除我军对胶济铁路的威胁，以便抽兵南下应付太平洋战争，于这年初冬对清河区进行了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手段最残酷的“拉网合围”大“扫荡”，企图彻底摧毁我清河区抗日根据地。山东敌酋第十二军团长喜多指挥第七、第三十二、第五十九等旅团两万六千余人，配以飞机、坦克、军舰，合围北隋牛家庄我党政机关部队驻地。我军击溃敌人骑兵部队，跳出敌人第一个包围圈，敌人又在辛镇一带设置了第二个包围圈，我军与敌激战，击落敌机一架，入夜又突出第二个包围圈，决定化整为零分散转移。杨司令、景政委采取翻边战术，率部从西北方向插入敌后打击敌人；刘其人、徐斌洲率部掩护党政机关插入黄河人海处，坚持内线作战；袁参谋长带重机枪连和迫击炮连在广北与敌周旋，并指挥游击小组和民兵开展地雷战、麻雀战。我军分兵作战，打得敌人昼夜不安，草木皆兵，渴无水，饥无食，打无目标，行无道路，不得不于12月初狼狈逃回，以失败告终。这次反“扫荡”取得胜利，与通过社论事前对广大群众进行教育，群众有了充分的准备分不开。
我和景晓村同志曾在一个学习小组中学习，从他在学习中的一些谈话里边，我学到了不少东西。现在回忆起来，详情虽然大部分记不得了，可是有些事情还是记忆犹新。毛主席的《整顿党的作风》发表以后，景晓村同志在学习时曾说：党风是指党的作风，具体地说也是共产党员的作风。毛主席现在提出了党风问题并做了系统的论述。他讲了主观主义的两大歪风：一种是照搬文件和书本上的条条办事，不管周围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子，这是教条主义的歪风；另一种是遇到问题不问性质和原因，单凭自己的经验或主观意志去办事，这是经验主义的歪风。另外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文中反复讲了考虑问题、解决问题一定要理论联系实际，要深入调查研究。毛主席对党的作风从理论认识到具体行动，讲得都很清楚了，可是还有些同志对什么是党的作风，还是不理解，甚至有些同志对我们区党委发的《学习整风文件的决定》中提到的反对不正之风这个概念提出异议，认为提得太重了，说是抓小事，不抓大事。有人向区党委反映：有个干部“借粮”时，向群众施行强制手段。党委批评了这个同志，指出他工作简单化，不讲道理，不说服动员，有人就说是抓鸡毛蒜皮，不强制怎么能拿出粮食来？看来整风文件的学习还是深不下去，还应当解决学习中的一些实际问题：一个是我们的干部大部分是农民子弟和年青人，文化水平很低，而且绝大部分是参加革命后边工作边学习，对文件理论阐述上的理解有一定程度的困难；二是对党的历史发展不甚了解，特别对王明路线时期“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以及组织上思想上的危害，知道得太少，所以不能通过学习联系党的历史上不正之风所造成的危害，接受教训，从而结合自己思想上、作风上的问题去理解文件中的理论阐述，提高自己，增强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景晓村同志的学习发言，对我启发很大。对“理论是战斗的武器”的含义认识更深了一步。学习整风文件不同王明错误路线联系起来，就吃不透文件的精神，也跟自己的思想作风融合不起来。联想到我自己，就是只就文件本身去推敲字句，并不理解文件所包涵的政治思想的深远意义。后来景晓村同志又将他在学习小组会上关于学习整风文件的意见加以整理写了一篇《拿起思想改造的武器》的文章，在《群众报》上发表。他在文章中指出，“主观主义是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母亲，在于思想上的空想论或唯心论，在于不去或不愿了解客观事物的存在，不研究实际问题，不研究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可谓一针见血。
由于当时清河区大部是游击区和半游击区，主要依靠军队打仗保卫根据地的存在，所以在学习中景晓村同志多是联系战争实例，阐发他对整风文件的体会。有一次在学习时他谈到，1940年到1941年，特别是皖南事变以后，顽固派纷纷投降日寇，并配合日军向我进攻，各县根据地都大为缩减，在铁路以北、小清河以南的狭长根据地，只剩下寿光以北的清水泊和邹县南部的长白山。那时全党在思想上对开展敌占区工作失去信心曾一度是“左”的思想，硬碰硬打；遭受打击以后，又变成右的思想，放弃坚持），有的同志提出究竟我们是保守呢？还是退却呢？景晓村同志说：“那时我们领导在主观思想上是保守的，因保守即消极防御，消极防御在敌人积极进攻下必然防御不住，变成退却，这种主观主义思想一直到1942年活动分子会议上尚未彻底改变。”后来在又一次学习中，景晓村同志在讲到有人提出的小清河南阵地重要还是垦区阵地重要，也就是“金盆”与“泥盆”之争问题时说：“有些同志批评去年区党委在总结中提出河南与垦区同等重要的观点是相对论，没有讲哪方面是重要的。当时我说区党委的观点还是符合形势发展的。而且今天不是争论河南河北的问题，今天是根据地、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的问题。但是根据当前敌后平原游击战争总趋势看，逐渐向游击根据地发展是基本的，因此我们的方针是保卫根据地发展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缩小敌战区。”景晓村同志从党的战略和政策角度，分析过去一年来对敌斗争的进程，结合毛主席对主观主义的论述，分析了区党委在政策上、思想上、战略上从主观愿望、片面观点逐渐转入全局观点、辩证分析，向着正确的认识发展的过程。这样既认识主观主义的实质，又解决实际问题，对我是教育很深的。他还针对当时对敌占区政策上的一些错误提出了意见。如锄奸、征粮、游击队和工作队的纪律有偏差，在敌占区和边缘区弄得很坏，把敌占区当作殖民地看待，严重脱离群众，造成群众对我极为不满，有的群众认为我们是国民党，使某些边缘区被敌人蚕食。我们的部队和工作队很难进入这些地区。景晓村同志就这些政策上、作风上的错误，结合毛主席在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时所指出的不正之风在我们党内的表现，进行了自我批评，谈了中肯的认识，还将这些自我批评和认识写进《清河区五年工作总结》中，教育干部。
景晓村同志理论联系实际，以工作实践中的问题结合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体会，形成自己的思想认识，叉从理论上加深提高，用以指导工作。这种密切联系群众，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和工作态度，使我受到很大的启发，思想大大解放，得到了很多学习经验，一生受益不浅。每逢回忆起过去与景晓村在一起的情景，总会心潮澎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47年10月，渤海区党委召开渤海区土改整党会议。原定会议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传达学习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第二阶段整党，解决组织不纯的问题；第三阶段部署搞好土改复查工作。当会议进行到土改整党阶段，即11月中旬的时候，康生来到渤海区，参加领导渤海区土改整党会议。他下车伊始，不作任何调查研究，也没有找有关组织和人员交谈，就挥舞着宗派主义大棒，控制了土改整党会议的领导权，全盘否定渤海区土改运动的成绩、确定了揭发批判和调整以景晓村为首的渤海区党委领导人的新的会议指导方针；并向党中央写了完全是诬蔑陷害的虚假报告，欺骗党中央，说渤海区的土地大部分还掌握在富农、地主手里，说剿匪反特中干部包庇土匪敌特，死了多少多少人，说干部中地主、富农成分严重，宗派势力强大，进而危言耸听，说不铲除就可能发生复辟暴动等等。到了1948年2月会议结束时，康生在会上做报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大搞极左，对渤海区党组织、党员干部及土改运动做了完全脱离实际的错误评价，强加给渤海区党委三项罪名，即所谓在土改中“坚持富农路线”、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和剿匪反特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并对景晓村及其所谓“宗派主义集团”60余人进行彻底批判，撤销景晓村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的职务。后来党中央发出毛主席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以及《纠正土改宣传中“左倾”错误》等重要指示，特别是华东局发出关于渤海土改整党会议精神暂不贯彻的指示，这才使渤海区土改整党会议上康生极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和会议精神得到抑止，避免了更大的灾难性的破坏后果。
在当时的整党小组会上，景晓村同志对待康生的诬陷和打击不是采取急躁愤怒，而是以慎重冷静的态度对待。他在小组会上曾说：我对这个问题确实考虑过很久。开始我对康生的诬蔑打击确实感到五雷轰顶，愤怒不平。后来逐渐考虑到我跟康生之间，远日无仇，今日无怨，或者说他是借我这块踏脚石向上请功邀赏？但像康生这样聪明透顶的人，也不致于出此下策。那么，他到底是为什么呢？经过对康生过去的行事的了解，对其主观意图的反复思考，才使我思想上豁然开朗。才意识到康生对我的迫害，是他政治阴谋的开始。我这个小小的区党委书记是不值得他大动干戈的。他是企图在我身上取得突破，进而陷害另外的人，达到他更大的阴谋目的。现在由于我的问题，使很多好同志遭受不白之冤，使渤海区工作受到巨大损失，我心中不安。景晓村同志遭受了康生的残酷打击，而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冤枉，而是工作的损失和同志们的蒙冤受屈。景晓村同志心胸坦荡、舍己为公，他不愧是我的好领导，也是坚贞不屈的好党员。
景晓村同志是我在清河区党委时的老领导。从1940年到1943年我在群众报社工作时，由于报纸的宣传报道，我经常向景晓村同志请示汇报。在清河区党委理论学习小组中，我们也在一起。直到1948年渤海区党委土改整党时，我和他还是在一个小组里。在长期政治生活中我体会到景晓村同志豁达大度、心胸坦荡，对待同志非常诚恳，无论是研究工作或学习讨论，他都是虚心听取意见，从不以领导自居，盛气凌人。即使在土改整党中受到诬陷和打击，他也不是暴跳如雷，而是相信党的政策，坚信真理终会战胜邪恶，事情终会水落石出。长期的相处，使我对景晓村同志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信任感。现在景晓村同志离开我们了，他崇高的品德和他创建清河区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功勋，将永远垂范后人，光照人间。
1994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