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晓村政委是我的老领导，又是我的良师益友、和蔼可亲的兄长。他于1994年8月不幸逝世。我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追忆往事，仅将1938年-1939年间的印象写下，以寄托哀思。
从1938年1月到1939年春，晓村同志曾任山东八路军第四支队政治部副主任、一团政委、二支队政委、中共鲁东南特委书记。这期间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共同生活，深深感到，他非常善于做人的工作：循循善诱，晓之以理，掌握政策，身体力行，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卓有成效。
1938年，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在莱芜鲁西镇的操场上，四支队一团政委刘居英同志向全团宣布：因工作需要本人调任其他工作，一团政委由景晓村同志担任。我注目看去，站在一旁的景政委中等身材，年轻但很稳重，戴一顶呢子方格鸭舌帽，身穿呢子大衣，内套便装，俨然一身学生装束。他在热烈的掌声中向大家招手致意，然后以浓重的章丘乡音向部队讲话……。
徂徕山起义后，形势很好，以部分武装起义人员为基础组建的这支队伍迅速发展，各种思想当然也就带进了部队，散漫、无纪律的现象较普遍地存在。指战员们抗战热情很高，斗志昂扬，但缺乏战斗经验，亟需整顿提高。景政委过去也没有做过部队政治工作，但他善于学习，并向老红军请教，根据党的有关文件的内容，给大家讲解抗战的形势；讲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的性质、任务、宗旨：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来到团里后，不仅仅做报告，上政治课，而且事先做调查研究，深入下层和干部、战士们谈心，联系实际和战士们一起讨论。下边向他反映问题，他总是循循善诱地讲道理，宣传政策，从不以生硬粗暴的态度训斥、批评别人。特别是在执行新的任务或遇到新的情况时，他都及时、主动地针对部队的思想，进行政治教育，讲形势和具体任务的联系，讲为什么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的道理，使同志们头脑清醒，认识一致，充满胜利信心。比如1938年春天，我们部队在鹿鸣山战斗中失利后，向泰安黄前，莱芜水北镇一带转移。敌人趁机造谣说：“土八路在山东站不住了，要开到山西去了……”部队情绪有些低落，有的人轻信谣言，思想混乱。景政委除了讲话、上政治课外，深入到战士中间，一起谈心、讨论。他说：“游击游击，有东有西，光守住莱芜怎能解放全中国呢……”战士们说：“景政委的话句句说到了我们心眼上，我们心里怎么想他都知道！”影响更大的是景政委能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行动为同志们作出榜样，凡要求战士做到的，他首先做到。他严格遵守制度，执行供给标准，廉洁奉公，和战士们同甘共苦，从来不搞特殊。有一次，我们在方下镇一带的开阔地上向前行进，寻敌作战，隐藏在公路两侧和对面墓地中的敌人不时打枪袭扰。景政委从我身上取过小金钩步枪，卧射、跪射，连连向敌人还击，将敌人赶跑，掩护同志们迅速向南进攻，直到鹿鸣山顶。1938年冬季，为了抢占石臼所港，刘涌司令员和景政委率领二支队连续二天二夜急行军。达到目的地时，石臼所港已被国民党军占领，部队滞留在雪地里。景政委和我们一样，穿着单薄的军衣和鞋袜，原地踏步，活动取暖，战士们很受感动。随后不久，部队开进上元镇，住进一个主人早已逃亡到青岛的大户人家院里。我们用了这家的咸菜、虾酱。景政委把村长找来，留下钱，让村长转交给该家的主人。村长给我们买来了当地产的一种红大米，但从沂蒙山区来的炊事员只会做小米饭，从未做过大米饭。景政委就把江西籍的一营营长罗积伟和二营营长吴坤请来，让他俩教炊事员做，使部队吃上了热乎乎香喷喷的大米饭。
景政委待人坦诚，态度和蔼可亲，善于团结各种不同出身、不同意见的人一道工作；并且知人善任，会利用～切机会和可以利用的积极因素开展工作。比如在二支队时，有位沂水籍的战士，因要求入党未被批准，急得哭了。他给以具体关心并借此强调发展党的组织。部队在莒县大店镇和诸城泊儿镇驻扎期间，各县党组织的负责人，如莒县的郭有邻，安立的郭也民，日照县的同志，先后来找景政委反映情况，要求帮助恢复被敌人破坏和失去联系的组织关系。当时有人认为没把握，担心混进坏人。但景政委对这件事持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我记得他说过：“部队中原来在地下党时期已经入党的同志，都有着不同的党龄和实际斗争的经验，决不是一般的战士，必须重视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即使那些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的积极分子，也都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应当把他们在部队的表现和过去的历史联系起来考察，解决他们的组织问题……对那些暂时失掉关系的同志，要理解他们的处境，要重证据和实际表现，只要把经过搞清楚了，就要相信他们（大意）。”基于这种认识，景政委从既有人员中选用了一批司政机关和连队紧缺的干部。我本人就是一名普通战士，由景政委等直接提任为支队青年干事兼支队青年大队长的。我们从莒县向北转移的时候，有位连指导员，几次找景政委，要求脱离部队，去做地方工作。我在一旁听了很反感，瞧不起他，认为他胆小，怕艰苦，怕牺牲。景政委问我有何看法，我脱口而出：“怕死呗，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景政委笑了，说：“革命队伍里，什么人都有，不能一把尺子，一个模子要求人，怎么对工作有利怎么安排。”他让这位连指导员改做了其他工作。
抗战时期，日伪、顽、我三角斗争的形势错综复杂，情况瞬息万变。景政委能及时洞察情况，根据党的指示，坚决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观察各种势力和各种人物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他说过：“对国民党上层人物，对旧军人的本质，也就是他们的两面性，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求他们和我们一样坚决抗战是不可能的。但只要有机会，即使暂时的同路人，短暂的联盟，也要利用，争取他们，发挥他们的积极因素。”有个叫吴光美的国民党落泊军官回到新泰老家。在当地有些影响，军事上也懂一些，我们就动员他参加我军，委以团参谋长之职，曾起了些积极作用。但后来，他还是找他的国民党中央军去了。石臼所的朱信斋、国民党莒县县长许树声也是这类人物。刘涌司令员和景政委根据党的统战政策随机应变，和他们既团结联合又坚持独立自主，必要时还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按景政委的话说，关键是我们自己心中有数，既发挥他们的抗战积极因素，又警惕其动摇叛变，不受其害。
景政委宽以待人，其诚实、敦厚是人所共知的，但凡是关系到党的原则、政策、部队利益方面的事，他总是态度严肃，毫不含糊，功归功、过归过，对错误的思想批判分析，对犯错误的同志严格要求。但只要犯错误的同志真正认识了错误，并诚心改正了，组织处理时则一概从宽。如二支队里有位负责同志作战勇敢，但将缴获的钱物据为己有；还有位采购员同志虚报帐目，贪污公款。景政委亲自处理他们的问题，批评之严厉，态度之严肃，平时少见。但当问题弄清了，赃也彻底退了，组织处理时，景政委决定从宽，不予处分，大大出乎这两位同志的预料。他们感激涕零，愧疚自责，在日后的工作中加倍地努力，一位同志在战斗中牺牲了，另一位当了相当负责的干部。
上述事情过去几十年了，至今记忆犹新。我和景政委分手后，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虽心中想念，但战争年代因交通不便地区分割，一直未取得书面联系。1947年听说他犯了什么“路线错误”，在渤海土改整党会议上被撤销了职务。我总觉得不可思议，像他那样对党忠心耿耿的人，怎么会犯路线错误呢？后来才知道那是康生、饶漱石的诬陷。当事后我对景政委提及此事时，他淡然一笑，毫不介意。这种宽阔的胸怀，更使我肃然起敬。对于景政委我有说不完的话，表不尽的崇敬、怀念之情。真是纸短言长，难以尽述。就写至此，以示怀念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