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悉景晓村同志在京病逝，心情沉重，甚感悲痛！
晓村同志是我在抗日战争年代的老领导。1941年皖南事变后，我调广南县委工作。因为该县离胶济铁路较近，日军为了维护交通畅通，频繁出动“扫荡”，加上国民党顽固派暗中同日伪合流，对我们实行围困，我们当时的这一小块根据地处境十分困难。记得1941年初冬，当时担任清河区党委书记兼清河军区政委的晓村同志，带一个连队于夜间突然插到益都北部的星落一带，召集益寿、广南两县干部开会。他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估计敌人可能想要很快“蚕食”占领该地区。为了有力地开展对敌斗争，他指示我们必须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开展全面的对敌斗争，还要强化党的统一领导。他说：为此党组织还会有新的指示，你们要认真研究，把这里的斗争坚持下去，决不能退出来。1942年初，为了增加对敌斗争的回旋余地，益寿、广南两个县重新合并，又组成了益、寿、临、广四边县委，同时加强了政府工作的领导，由清东军分区副司令陈乙斋同志兼任四边行政办事处主任，还加强了武装的配备，组编了以李伯钧为营长、陈瑛为教导员的四边独立营。这时敌人搞“强化治安”，“扫荡”更加频繁和疯狂。在5月18日敌人对南下庄的一次大“扫荡”中，县委书记丁亦民和干部群众30余人光荣牺牲。7月1日敌伪又以5000人之众合围“扫荡”、“蚕食”了四边，四边全部沧陷为敌占区。以景晓村为首的清河区党委及时充实加强了四边县委领导班子，调区党委党校副校长李荆和为县委书记，调清中专员付伯言为县长，又组编了深入敌区的特务大队，从主力部队中调陈景三为大队长、陈瑛为教导员，这些同志均参加了县委的领导工作。还派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相炜同志深入敌区，在高粱地里传达了区党委关于进行反“蚕食”、反“清剿”、反自首斗争的指示。区党委的一系列决策和决定，使我们在四边斗争最残酷最困难的时期坚持下来，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以晓村同志为首的区党委的历史性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1944年，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晓村同志为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他在对敌作战以及参军支前、土地改革、生产建设、文化教育等工作中，都是成绩卓著的。但在1947年底渤海区召开的土改整党会议上，由于当时党内极“左”路线的错误，晓村同志受到了极不公正的批判。全国解放后，1950年他担任上海市委的副秘书长，不久又任华东工业部的副部长。这段时间里，他对上海的经济工作以及镇反运动、革命秩序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应有的贡献。1952年他调一机部工作。
我于1949年3月随军南下，6月进入上海参加文教系统的工作，在上海期间，我和晓村同志虽然在工作上没有直接联系，但时有来往。就是他调北京工作以后也经常联系。我到北京时，总是去看望他。他出差来沪时，就约我聚谈，有时还来我家探望。特别是他年高退居二线后，受山东军区的委托，编写原清河区地方武装发展史时，还寄来稿件征求意见。在多年的革命交往中，我深深感到，晓村同志对党的事业赤胆忠心，竭尽全力，无私奉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是党的优秀成员，党的好干部。就是在经历坎坷的年代里，他也是胸怀广阔，光明磊落，品质高尚，作风正派，平易近人，关心干部，受人尊敬。他的逝世，使我失去了一位老领导和良师益友。现在我仅把能记忆的几个片段笔录下来，以表悼念之情。
晓村同志永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