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8月的一天，老战友翟斌同志打电话问我是否参加了景政委（晓村同志）的遗体告别。我说，因我住院治病，未接到讣告，也没听到消息。本来，我住院前就听说景政委住院动了手术，但遵医嘱，不便让亲朋探视。我想待其出院后前往家中探望，谁料噩耗传来，未能在老首长生前再见一面，成为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我从1941年到1948年，一直在渤海军区（以前是清河军区）后勤部工作，因而有机会接触军区首长。和景政委接触的几件事，至今记忆犹新。
——他布置工作、交代任务时，总是未雨绸缪，先把形势、背景、任务的意义讲清楚，使接受任务的单位领导了解全面情况，便于运筹。如1944年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时，为组建渤海军区后勤部，景政委亲往讲话——阐明抗战形势已到了战略反攻阶段，部队面临着新的战斗任务，为了统一指挥，更有利于对敌作战，两区合并是军事、政治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号召两区的同志从全局出发，搞好团结，做好工作，特别是原在清河区的同志，要主动多承担困难，生活上多照顾离家较远的冀鲁边区的同志，有问题向军区领导反映。新组建的渤海军区后勤部，在官宗礼部长和王文模政委的领导下，积极工作，很快就显示出合并后的优越性。军区后勤工作有较大发展，基本上保证了部队的战勤供应。
1946年初，国共两党签署停战协定，一时间和平空气弥漫，大家对战争或和平的前途摸不准。景政委又亲到军区后勤部讲话，讲了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策略，让大家在思想上要有战争与和平的两种准备，才不致被动。我们听后，心中亮堂了，工作有了方向。后来果然和平未成，幸亏我们有战争的思想准备，在战争物资的供应上争取了主动。
——他平易近人，体念下情。1947年初国民党军即将对山东大举进攻，渤海区是华东战场的后方，物资供应任务很重，困难很多。刚从华东军区学习回来的官宗礼部长领着后勤部各科的科长向军区首长汇报请示工作。一见面景政委就抱歉地对官部长说：“近来实在太忙。老官，你刚回来，没来得及谈谈就忙起来了。幸好，车虽不轻，但路熟。这样吧，工作上有啥问题，提出来研究解决，话以后慢慢说好吗？”官部长笑笑说“很好”，接着汇报了工作。所提出的问题，景政委一一作了解答，并作出决定。返回的路上，官部长对我们说：“你们看景政委多么亲切感人。以后我们要学习首长的作风，热情待人，特别是对下边来要求解决问题的同志，要好好接待。”我听了后深受教育，在心里告诫自己：今后要特别注意克服自己爱急躁、不冷静的缺点，态度要和蔼，待同志要热情。
——再一件事是1947年，为开展城市工作，区党委和军区联合组建济南工委，供给关系在军区后勤部，但其经费开支，很多原始单据都是白条，不符合报销制度，是否给报销，后勤部首长也不敢决定。当时，我任后勤部会审科副科长，只好向军区首长请示，向景政委汇报了事情的原委和有关制度规定。景政委听后说：“济南工委的工作对象是敌占区，有些情况保密性很强，你们不便过问，但又不能违犯制度。是不是这样呢：合乎制度的，你们处理；凡不合制度规定的，你们（指工委和后勤部）拿来，我给签署，一切责任我负，免得你们为难。”我当即把一些手续不完备的白条送上，景政委一一审阅后，逐件签署“核销”，解决了我们工作中的难题。我深深感激首长体念下情之忱。
敬爱的老首长，您过早地走了，这是无法改变的事。但您那平易近人，体念下情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我要永铭刻心中的记忆——深切怀念景晓村同志刘 学 章
惊悉敬爱的景晓村同志于1994年8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我深感悲痛，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当时我因突然发病，住进了军区总医院，未能赴京再见上他一面，更感遗憾。晓村同志是我参加革命后相识最早的一位老首长，他的高贵品质、忘我的工作精神以及对我的亲切教诲和关怀，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半个世纪过去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时时浮现在我眼前。
1939年5月，晓村同志从鲁东南特委调任清河特委书记，同年9月任清河地委（由特委改称）书记，1940年10月任清河区党委书记。我1939年6月到清河特委任苏杰部长的警卫员。接着1940年到晓村同志的警卫班，1941年到清河区党委电台任政治指导员，1942年到区党委群众工作队，连续几年一直在晓村同志身边工作。我到清河特委后，在临淄的大夫店村第一次见到晓村同志。当时他身着蓝色斜襟长大褂，脚穿圆口布底鞋，头戴帽垫，乍看起来很像一位教师。那年他22岁，风华正茂，仪表堂堂，讲起话来是一口略带济南口音的普通话，举止谈吐很有风度。从接触中他给我的印象是：随和且稳重，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使人愿意接近。这种印象在以后的来往相处中日益加深。
清河区地处广袤的平原，要创建平原抗日根据地，坚持平原抗日游击战争，困难是显而易见的。晓村同志带着这个问题来到清河区，高瞻远瞩，经过实践获得了成功。他刚到清河区时，形势对我极为不利。小清河以北，黄河两岸均为日、伪、顽占领。胶济路以北，小清河以南，西起历城，东至寿光，各县城及大的村镇都安了日、伪据点。西部各县多为敌占区，只有少数村庄为我控制。清河区根据地局限于东西一条狭长的地带，活动范围很小。其中四边地区位于清河区的东部，向东北数十里即清水泊地区。当时这两个地方是清河区的主要根据地。
清河特委机关驻何地为宜？晓村同志根据苏杰同志对清东地区调查的结果，决定特委机关以四边为基地开展全区工作。四边即益都七区、寿光五区、临淄二区、广饶二区。在这四县边区的中间，以阳河为中心，在东西长40华里、宽20华里的范围内有40余村庄为我方根据地。1939年下半年至1940年上半年这里是清河特委（后改称地委）机关的所在地，晓村同志就住在这里，遵照中共中央和山东分局的指示，领导全区军民开创清河平原抗日根据地，为实现山东分局提出的“巩固河南，向北发展，打通与冀鲁边区联系”的战略目标而辛勤工作。
清河特委初到四边时在广南的李家琚高一带，不久移住寿光五区的阳河一带。如遇敌“扫荡”，有时就离开四边到寿北清水泊地区，有时则潜到敌据点附近。有一次晓村同志带机关夜间潜入距朱良敌据点仅3华里的东朱鹿村暂住。该村虽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但村里战前就有党的组织，群众可靠，各家挖有地窝，有党员、群众的掩护，住在这里是安全的。当时群众报社的崔戎同志和县、区干部曾多次到该村住。为此，东朱鹿曾被誉为四边的小延安。不幸于1941年遭敌破坏，我损失严重。
尽管四边根据地周围有日、伪据点，但由于沿阳河一带抗战前即建立了党、团组织，所以这里党的工作和群众条件都很好，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群众的支持保护下，晓村同志和机关住此期间，除1940年春在临淄二区的下庄，一天拂晓突然发现敌人从该村经过，我机关仓促向村南安全地带转移外，再没遇到其他险情。
晓村同志很注意联系群众、关心群众。他每到一地总是抽出时间找村干、党员、群众谈话，了解情况。他常常耐心地询问村干部，村里有多少党员，群众团体都组织起来没有，生产、生活怎样。由于作风朴实、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他深受群众的尊敬和称赞，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至今四边的老村干、老党员仍很怀念他。同时，晓村同志也很注意找机关的同志了解情况。有一次我们住在北星落，晓村同志把我叫到他跟前聊起来。他问：“小刘，你是哪个村的？”“阳河村一一离这里不远”，我说。“你们村的情况怎样？抗日工作搞得好吗？”我回答说：“阳河村抗战前就有党的组织，现在有人参加八路军；村里先有抗日救亡团，现有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自卫团等。晓村同志称赞说：“你们村的工作很不错呀J”由于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我开始时的紧张和拘束转眼消除，变得轻松随便了。我接着又说，阳河在旧社会有个刘阁老，在村西边有一片大坟地，有石人、石马和一片松林。晓村同志饶有兴趣地说，这算得上是当地的名胜古迹，等什么时候住阳河时，可以看一看。当时我并不知道刘阁老的具体情况，后来据知情的老人讲，阳河刘阁老的大墓田，是明朝吏部尚书刘翊一家的坟地，占地30大亩，古木参天，林深境幽，内有500多年的数百株大松树，有石门牌坊，有人马羊狮等石雕群，甚为壮观。大松树枝叶遮天盖日，我机关、部队后来曾在松林中举行过各种大会。
晓村同志到清河区，开始即十分重视机关建设。他首先与上级派来的干部和从部队、地方选调的干部很快建立起特委机关，边工作边选调干部充实机关各部，很快使清河特委有了一个能办事的机构。为解决机关工作人员的吃、住、穿问题，及时建立了总务科。为解决机关的安全警卫问题，在阳河一带动员部分青年组建了警卫队。由韩杰任队长、程雨村兼政委指导员，并逐渐使机关军事化以适应战争环境的要求。为解决干部问题，先后举办了党训班、群训班，每期一个月，晓村同志和各部长亲任教员讲课。我曾有幸入党训班学习一期，这是我入党后第一次受党的训练，对自己帮助很大。在训期间我曾听过晓村同志讲课。他讲课一般不看讲稿，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讲得很有说服力和鼓动性，深受学员的欢迎。经过办班培训出来的干部，政治素质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这些干部不仅充实了各级党、政、群组织机构，也保证了开辟新区的需要。此外还选送党员赴山东分局党校学习，记得1939年冬从四边和寿光调去学习的有刘逢源、刘雪琴、李梦夫、杨竹亭、秦洪洲等同志。这些同志经过学习多数成为党的骨干。
晓村同志带机关进驻四边以后，使四边和小清河南抗日根据地的各项抗日工作更加活跃，党、群组织有很大发展，群众的抗日热情很高，取得了巩固小清河以南斗争的胜利。
1940年元月，晓村同志和三支队的领导在寿北的郑家埝村筹划、布置向小清河以北进军，并召开誓师大会，晓村同志作了动员报告。与会者群情激奋斗志昂扬，决心夺取北进的胜利。会后，我三支队于2月开始行动，至5月即完全控制了广（饶）、博（兴）、蒲（台）地区，由此清河区有了机动范围较大的抗日根据地。
随着小清河以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北进的胜利，晓村同志率清河地委（原特委）机关，于1940年秋从四边进驻小清河北的博兴北部地区。该地区位于小清河北、黄河以南、西接高苑、东连广北，全都是盐碱地，老百姓喝的是咸水，吃的是菜种子，清河区党、政、军、群领导机关驻在这里生活比较艰苦。开始，晓村同志和机关住在辛集、康家坊、楼子韩等村。这些村子党的工作和群众条件较好，早在1932年就发动过革命的武装暴动，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同时也是早期共产党员马千里、张文韬、马巨涛、牟潜秋等老同志的家乡，机关驻在这里深受群众的欢迎。
1940年10月，中共清河地委在博兴纯化镇召开了清河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晓村同志作工作报告，总结了从1939年到1940年的工作。会议确定继续巩固小清河南、发展小清河北、建设新的根据地的方针；根据山东分局的指示，撤销清河地委，成立清河区党委，景晓村任书记。与此同时清河区三支队奉命改编为三旅，许世友任旅长、刘其人任政委、杨国夫任副旅长兼清河军区司令员，景晓村任政治委员。同年11月，许世友、刘其人从胶济路南山东纵队驻地抵清河区上任。晓村同志对许、刘来三旅工作很高兴，深感这不仅是对三旅领导的加强，也是上级党组织对清河区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为此，他带警卫班（每人都骑马）专程从博兴纯化镇出发，西去滨县大李家村（属高苑）迎接。当夜顺利到达大李家村，晓村同志与许、刘、杨等领导同志会面互致问候后，即研究部队的整编和根据地的建设问题。
1941年日寇加紧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晓村同志为了保证区直机关的安全和有利于反“扫荡”斗争，要求区直机关进一步军事化，实行军事编制，整个区直机关编为一个营，即区党委为一连、行署为二连、各救总会为三连，代号是蒙山营，由秘书处军事科长韩杰任营长，组织部组织科长程雨村兼任政治教导员，营成立党的总支委员会，程雨村任书记。当时我在一连，赵村夫任连长，我任分支书记。蒙山营的军事行动归行署主任李人凤同志指挥。机关的组织、行动军事化，进一步提高了进行反“扫荡”斗争的能力。1941年8月警卫班随晓村同志去清西。不久我三旅部队攻克邹平的东范伪据点后北移高苑境内休整，遭到日、伪军合围袭击。晓村同志带三旅七团一营转移到樊家林时，八团罗少卿团长带两个连队也到了该村。敌人很快将该村团团围住并占领村边的民房屋顶，用机枪、小炮向村内我军猛烈射击，晓村同志与一营李丕功营长在村东门指挥部队反击。在激烈的枪炮声中，晓村同志依然像平时那样从容镇定，临危不惧。他根据观察认为不宜坚守，即命李营长指挥部队突围。李营长当机立断命令一个连队坚决向东突围。刹那间我突围部队的手榴弹爆炸声，机枪、步枪声，战士们的英勇喊杀声响成一片，很快冲破敌人的包围，打开了一个缺口。李营长立即让晓村同志骑马突围，警卫班紧跟掩护，其他连队接连冲出，罗团长带领部队从另一方向冲出，一举打破了敌人企图歼灭我军的梦想。当然，我们也付出了代价，担负掩护任务的部队有十多位同志光荣牺牲。
为继续向北发展，我三旅部队于1941年9月北渡黄河，经数日激战胜利攻克义和庄，歼顽军三千余人，顽军何思源率残部仓惶逃跑。至此，我军完全控制了垦、利、沽地区，使黄河两岸、小清河两岸的根据地连成了一片。由于区党委和晓村同志的组织领导及全区军民的共同努力，胜利地实现了“巩固河南、向北发展，打通与冀鲁边区联系”的战略目标终于胜利实现。并从此在这块广大的平原上开展了更大规模的斗争，取得了一系列新的胜利。
同年秋，我调到清河区党委电台任政治指导员（刘运良是台长）。电台是领导机关和首长的耳目，受首长直接领导，因此，我仍在晓村同志身边工作，经常受到他的关心和教育。
1942年3月我调到区党委群众工作队，被派赴广北六区南部边沿区开展减租减息和反霸工作，并任工作组长。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专职做群众工作，受到了晓村同志的亲自指教，对我执行政策帮助很大。我在芬李村蹲点期间，曾先后三次到区党委汇报蹲点情况和请示问题。晓村同志每次都认真听取汇报和明确指示工作的方法、原则。
记得当时我汇报经过工作组调查摸底，芬李村没有租佃、借贷情况，只有个别的雇工，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是旧村长贪污、霸道，并请示应如何处理时，晓村同志当即指示说：如果群众要求算帐迫切，工作组可以领导、支持大家算旧帐。我们照此指示，发动群众对旧村长的帐目进行了清算，果然深受群众的欢迎。
当我汇报到工作组在芬李村发动群众清算旧帐，揭露旧村长的贪污事实后，坏分子开始孤立，中间力量向我们靠拢。多数群众都站到我们一边时，晓村同志接过话头说：当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以后，应抓住有利时机，组织建立各种群众团体，同时应在积极分子中做好发展党的工作。我们遵照这个指示，很快建立了该村的党、群组织。
当我’汇报到芬李村经过反贪污算旧帐，准备改选村长，请示如何处理旧村长时，晓村同志明确指示说：当群众进一步提出反对恶霸和封建势力当权，要求民选村长时，党和民主政府应坚决支持群众的要求。他还反复讲如果旧政权不改造，仍然掌握在地富和坏分子手中，不但人民生活不能改善，而且不能切断与敌人的联系，人民永远不敢讲话，因此旧政权必须改造。我们遵照这一重要指示，经过全村群众大会民主选举了大家信得过的村长。同时组织群众进一步揭发批判了旧村长的严重贪污、霸占有夫之妇、勾结敌特武装袭击我住村干部（因被民兵发现，将敌打跑，未逞）等罪恶，并经广北县委、县政府批准对他加以严惩，如此处理群众拍手称快。由这些事例可以看出，晓村同志指导群众运动的立场、观点都是正确的，政策水平很高。工作组在他的正确指导下，工作开展很快，经过半年多时间，在碑寺口、东齐、阎家、封家、芬李、司田、李楼、张刘店等十余村开展了反贪污、反恶霸斗争，组织了各种群众团体，建立了党的组织，改造了村政权，使这十余村由边沿区变为根据地。为此，区党委和广北县委决定以这些村庄为基础，新建广北五区，并于同年9月建立区委。我从工作队留下任该区区委书记。从此我离开了区党委机关。
1944年1月，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晓村同志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我于同年7月调四边工作。赴任时，我先到清东地委驻地寿光北部地区，地委组织部长程雨村与我谈了去四边寿光五区工作之事；清东军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岳掘元接见_r我，并对我说，去四边路上如遇敌人可往王道据点跑，因王道即将起义。不日我顺利到达四边。
1948年2月晓村同志遭康生的诬陷打击，受到错误的批判，被撤消了渤海区党委书记和军区政委的职务，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个历史冤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山东省委复查报请中央批准，否定了原来的结论和组织决定，予以彻底平反。当我知道这一消息后，深感宽慰。
历史证明，康生强加给景晓村、李人凤、李震等同志的所谓“富农路线”、“宗派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罪名，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根本不符合实际。众所周知，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晓村同志在清河、渤海地区工作期间，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山东分局的指示，为创建清河、渤海区平原抗日革命根据地，争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晓村同志的带动下，清河、渤海区的党风是正的，地方和部队的关系是正常的。就是现在老同志念及那时的同志关系、党政军民关系，都称赞是好的。大家都认为晓村同志是一位忠诚无私、有才、有贡献的好领导，忠厚的长者、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康生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的罪名，对他的诬陷，丝毫无损于他的英名。特别是他在逆境中，仍然胸怀坦荡，相信党和群众，保持着坚定的信仰，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晓村同志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联系群众，关心同志胜过关心自己。从1948年调离渤海区后，几十年我们没有见过面。直到“文革”末期我在北京，听说他在一机部工作，特意去看过他一次，与老首长相见倍感亲切。此后又有多次见面。尽管他因受康生诬陷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每次见面，他却从不提这方面的事，总是想着别人，关心别的同志。有件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原清河区委组织部干部刘雪琴、青年武装干部牟杰，1942年经区党委决定秘密派赴历城敌区工作，并打入伪岳伯芬部任职，以合法身份开展对敌斗争，工作很有成绩，1944年春因叛徒告密，被敌杀害，牺牲得非常壮烈。由于两烈士是在敌区牺牲的，大家不知真情，甚至有误传。晓村和苏杰两同志非常关心此事，要我写缅怀文章发表，讲明真象，使两烈士得到应有的尊敬。我当即答应并在程雨村同志的协助下写出文稿，请晓村和苏杰同志审定。1989年1月我在北京，19日下午去看望晓村同志。他对我说：“你写的缅怀两烈士的文稿，我已看过，写得可以，我和苏杰同志可给山东省委高克亭书记写一信，建议在山东党史资料上刊登。”当时我即感到晓村同志考虑得很周到，对部属非常关心，我遵嘱回济后办妥文稿刊登之事。此文登出后，熟悉的老同志和两烈士的家乡人看到，反映很好，非常满意。那天下午谈完此事后，晓村同志和他的夫人王梦林同志热情地留我吃晚饭。即时，使我想起抗战时是同吃同住，分开几十年了，再在一起吃饭，颇感欣慰和难得。
1989年3月晓村同志因事来济南住在南郊宾馆。4月1日下午他和梦林同志特意来省委宿舍看望我和老伴于素坤同志。我俩非常高兴地欢迎老首长到来。我们在宿舍里边谈边看照片，当时房内正放着一张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老妇女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妇联干部代表的大幅合影的照片，其中有于素坤。于素坤介绍说：“这是今年3月7日在北京照的。我是老妇女工作者代表。作这样的代表必须有50年的妇女工作历史。”晓村同志听了笑着点点头说：当一名老妇女工作者，很不容易呀！祝贺你！我和于素坤当年都是晓村同志领导下的普通战士和基层工作人员，现在老首长亲临家中看望，充分体现了革命友情，令人倍感亲切。1992年我听说晓村同志患病并做了手术，一直挂念着他的身体。1993年9月我到北京，11日上午特地到丰台花乡育芳园看望他。当进门看到晓村同志时，我大吃一惊，老首长消瘦得这么厉害，我心里非常难受。我询问了老首长的病情，随意谈了一阵，从谈话中感到他头脑很清楚，对疾病斗争精神很好，犹如过去对敌斗争那样顽强。为了不影响他的休息，我没坐多久即起身告辞。他和梦林同志送我到院门，我紧紧握住他的手说：“请您好好疗养，病是会好的。”万没料到，这次与老首长的会面竟是最后的告别。想起近几年的多次见面，真后悔我们没有留影纪念，这实在是件憾事！
晓村同志虽然与世长辞，但他一生为党无私奉献的高尚形象，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敬爱的老首长安息吧，您的光辉业绩永存！
1995年4月25日于济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