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景晓村同志病逝的消息，心里很是难过。虽然早已知道景晓村同志得了癌症，手术后身体不好，预感到后果的严重性，但噩耗传来时仍感到震惊，这大概是由于对景晓村同志怀有深厚的感情之故吧。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我和景晓村同志有过多次接触，他在我印象中始终是一位令人敬佩的领导，又是和蔼可亲的朋友。以后虽多年不见面，但他的音容笑貌及一幕幕往事却时常在脑海中出现，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与他初次见面的那个战时农村的夜晚，那一次彻夜的促膝交谈。
1941年12月8日，我作为一个满怀抗日救国热情和久已向往共产党的青年学生，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摆脱了国民党的统治，从抗战大后方重庆投奔到渴望已久的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山东清河根据地清东分区。第二天（9日），清东军分区许云轩司令和岳掘元政委派战士马林玉（我的弟弟）把我叫到司令部，热情地接见了我。我把多年积压在内心的苦闷倾吐给他们，提出了参加抗战的要求。他俩当即给予热情的鼓励，并于次日派马林玉护送我去见正在清东进行抗战指导活动的清河区党委书记、清河军区政委景晓村同志和清河区行政公署主任李人风。就在这天晚上，在景晓村同志驻地——一间农家茅屋里，我们进行了彻夜长谈。我当时像一个游子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感到无比温暖和激动，把所了解的大后方情况及广大进步青年学生热爱共产党，向往抗战，想投奔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迫切心情，向景政委郑重地作了汇报。景政委认真而有兴致地听着，不时插问一些他感兴趣的问题。就这样，我从开始有些拘谨到毫无拘束，不知不觉中同景政委交谈了将近一夜。这一夜，景政委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他没有一点架子，谈吐非常简明，态度极其和蔼，使我没觉得是在和一位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谈话，而是在和一位很随和的知心朋友聊天。第二天早上，他和李人风同志又与我谈了一阵子，最后亲切地征询我对工作安排的意见，说：“根据你的情况，可到行署做教育工作或你学过的合作工作”。我表示我是个刚出校门的学生，什么都不懂，听从领导决定。由于是当地人，他们又亲切地先让我回家住些日子，说离家几年了，和家里人团聚团聚，过了春节再到行署报到。我听了心里热乎乎的，感到一股热流涌过，心想，共产党的领导人多么通情达理，善解人意啊！多么体贴关心人啊！这次同景政委见面，我脑海中深深印下了他年青、英俊、坦诚、热情、平易近人、关心体贴人的良好形象。
第二次见到晓村同志，是在我初到工作岗位后的一天，在广北辛店清河区党委驻地。一见到我，他像见到老朋友一样高兴，面带笑容，热情而平易地和我交谈。适逢区党委宣传部长陈放同志进来，晓村同志马上为我们相互介绍：“这是陈部长。”“这是马奔。”他没有介绍我的名字，而是亲切地介绍了我的笔名（马奔），这出乎我的意料。原来我与晓村同志第一次见面后回到家里，听母亲叙述了一位远房姨父被汉奸活埋的悲惨事件，我据此写了一篇小说《埋》，发表在《群众报》（清河区党委机关报）上，没想到晓村同志看到了，而且知道是我写的。他介绍时的语气和表情使我感到亲切和鼓励。这件事可以说明，他在繁忙的抗战工作中，十分重视报刊宣传工作以及对报刊发表的文章的深入了解。
晓村同志在领导工作中是十分重视党的政策和贯彻落实的1947年土改复查时发生的一件事，使我至今难忘。当时在土改复查中对城镇工商业曾发生过一种“左”的倾向，像德州、羊口、北镇等城镇，有的把工商业者当作土改对象，提出“耕者有其田，店员有其店”的错误口号，城镇工商业者惧怕财产被没收而关门闭户停止营业，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那时我兼任“渤海区合作推进社”经理，听供销人员从北镇回来反映，北镇的商店、旅店、饭店等都关门不营业，过路行人商贩均吃不上饭，住不上宿，生活十分不便。我把这一情况写了封信报告了晓村同志，引起了他重视，立即派人去作了调查并予以及时纠正。这件事不仅反映了晓村同志对党的政策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他从善如流，体察下情，倾听群众意见，深入调查研究和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
晓村同志的党性也是很强的。1948年渤海区整党，错误地撤销了他的区党委书记职务，有一天他和王梦林同志骑马到惠民城里洗澡，没有带警卫员，在我办公室坐了一会儿。许久未见面，我热情地欢迎他们。晓村同志一见面就风趣地说：“无官一身轻，没有事，来洗个澡。”态度极其自然，若无其事的样子，丝毫没有对他错误处理的不满情绪，体现了他以党的利益为重，不把个人得失放在心上的共产党领导干部的宽阔胸怀和坚强党性。
晓村同志永远离我们而去了。他在渤海区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渤海区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他仍然活在我们心中，活在渤海区人民的心中。晓村同志永垂不朽！
1995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