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次见到景晓村是1938年夏天。
我原在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六大队政治部工作。1938年夏，我们从莒南岳家沟、梁店一带，移防到大店镇。在这里部队进行了整编，整编后，改名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二支队，八路军山东纵队派来了司令员刘涌和政治委员景晓村。我们在大店镇召开了二支队成立大会。景晓村代表山东纵队和二支队的领导讲了话。他的讲话，激起全体指战员热烈而经久不息的掌声，大家都沸腾了。之后，二支队的党员又听他上了一次党课，讲的内容是“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他讲课简明扼要、声音洪亮、吐字清楚。听讲的只有十几个党员，我面他而坐，感到这个首长年青有为，好像只有20岁左右。当时我只有17岁，也和其他指战员一样，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崇敬心情，认为真是一个难得的领导人。
二支队成立不久，即转移北上，先到莒县城北的招贤镇。在这里住了几天，奉命北去诸城县泊儿镇和贡口一带。出发前我因患感冒发烧，和几个病号留在招贤镇二支队的留守处。一两天以后，我北去找部队，中途遇到景晓村带着部分部队和干部南下（其中有组织科长孔楚白），他见到我说，你不要北去了，政治部决定调你到后防司令部工作。
当天，我们到了莒北的桑园镇一带。景晓村、孔楚白和我，住在桑园镇北面的上疃村。在这里住了不久，又移到桑园镇的二支队后防司令部，实际是中共鲁东南特委机关。过了一段时间，特委陆续调来许多干部。其中有军事部长杨昆（原六大队政委）、副部长谢辉，组织部长李仲林（二支队政治部主任），统战部长崔介。又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调来李均任宣传部长。在这里一直住到1939年4月，高克亭来接替景晓村的工作。
在鲁东南特委期间，我记得接连召开了两次活动分子会议，景晓村在会上谈当时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动员发动群众，组织青年、妇女参加抗日，组织抗日自卫团等等。当时在这个地区我们的工作还很薄弱，县政府、区公所都操纵在国民党手里，地主豪绅仍然如故。通过给景晓村抄写报告，我了解到诸城、莒县、日照一带，我们的工作进展比较迅速，个别地区有了党的工作，有些地区我们建立了动委会，我们有些干部就是动委会的工作人员。在我们住地附近各个村，都有了抗日自卫团、青救会、妇救会等组织。崔介经常去菖县县政府和国民党的县长许黑子打交道，我们部队的服装、粮食，大部是通过这个渠道来的。杨昆在日照拉了一批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另外，我们机关也经常派人到徐州、台儿庄附近农村，去搜罗国民党丢弃的枪支弹药，有时还能买到轻机枪，装备部队，起了很大作用。
这期间我和景晓村经常接触，感到他年青有为、政治敏锐，是一个富有组织能力的杰出领导者。
1939年4月，景晓村从鲁东南特委调淄博特委接替原特委书记金明的工作。同去的还有我和景晓村的通信员小曹。我们离开桑园后，当晚住在沂水城里西巷子八路军驻沂水办事处。办事处的主任姓刘，名字记不清了。次日，我们到了王庄，这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的所在地。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机关驻在一个天主教堂里。我们去后，和组织部长程照轩、刘居英等几个人住北楼的西头，张经武和黎玉等住在东头。之后115师的罗荣桓同志来了也住这里，山东分局的书记郭洪涛和他的妻子史秀云住在楼下一个平房里。
到王庄的第一天，景晓村叫我和小曹谈了一次话，并且让我带着小曹去见刘其人同志，介绍小曹给刘其人作通信员。刘其人后来调三支队任政委。
在王庄住了几天，景晓村和我随着部队继续北上。经过东里店（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驻地）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主任赵笃生是景晓村同志的老战友，留我们在这里住了一宿。次日我们继续北上，在悦庄休息了一天，然后长途跋涉，爬过鲁山的西坡，傍晚到达淄博特委所在地夏庄。金明和宣传部长燕遇明，早在这里等候景晓村了。他们三个是徂徕山起义的老战友，见面后非常热情。
当时国民党制造太河惨案，无故杀害了我们通过太河的部队指战员和首长鲍辉、吕乙亭。为了对制造惨案的反共武装秦启荣和王尚志部进行反击，我们集中了大批部队到淄博来，郭洪涛等首长亲临前线指挥。景晓村和金明同志都去见了郭洪涛。回来后，景晓村告诉我：我们不在这里了，我和田海山同志对调；我们到清河区去，田海山调到淄博来。
打垮了秦启荣和王尚志以后，我们又和金明、田海山等一起返回了王庄。在这里郭洪涛领导研究了清河区的工作。景政委叫我找些有关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报刊资料。我记得那时找到一张铅印的小报，似乎是冀中编的，有一篇关于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文章，景政委看后叫我保存，这张小报直到清河区反“扫荡”时才丢失了。
1939年5月上旬，景政委叫我随他到夏蔚镇，去带来清河区工作的23名干部。这批干部就是开辟清河区工作骨干，其中有苏杰、阎君、夏戎、王大（王任习）、王子彬、梁克一、王建国（伏伯然）、刘耀文、孙涛、赵川岳、张凤芝（大众日报社派驻清河区记者）、做邮政工作的老张等。次日，我们沿着上次去淄博的路线北上，到达了三支队的驻地池上镇。司令部驻在河西岸，政委霍士廉就住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换了便衣，马匹交给了三支队。几天后，我们又继续北上，到达太河北面的东同古。在这里休整了几天，等接待我们的部队一起过铁路。从东同古再北上，经过八路军独立营冯毅之营长的驻地。冯毅之和景晓村很熟悉。从这里，跟随接我们的铁道游击队队长胡立义和他带来的七八个队员，跨过群山，走了多半天外加一夜，临近铁路时，跑步走了几里路，最后穿过了鬼子的护路地堡，跨越了胶济铁路，又跑步走了几里路，拂晓时终于到了鲁北平原清河区，时间是1939年5月13日。
我们过了铁路天还未亮，第一站住在长桓县南岭村，这里离敌人据点卫固镇只有几里路。过铁路后同志们十分疲劳，吃了点东西就席地而睡。下午，我以景晓村的名义给杨国夫司令员寄去一信，让他派人来接我们，当时杨司令员住在东沙沟河子。傍晚，他们来了三四个带短枪的同志，把我们接到司令部去。到司令部天已漆黑，景晓村和大家谈了明天的活动。当晚，他带夏戎、王大、张风芝、梁克一、王子彬等十余名干部，随部队西去。我和苏杰、阎君、赵川岳等十几名干部，随特委统战部长李云鹤东去临淄。西去的部队，次日就在刘家井子和敌人遭遇，打了～场在山东建军史上著名的战斗一一刘家井子战斗。我们东去的这些同志，我和赵川岳、老张住南岭村的一个羊圈屋里。李云鹤离开我们时说，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你们不见我，就不能离开这里，因为你们是外地人。谁想到，次日一早，我们也遭到敌人的袭击。听见村外汽车的轰鸣声和枪响，老百姓乱成一团，满街乱跑。我们实在难以等李云鹤来接我们。有的同志说，在这里等李云鹤，不如掺在老百姓里，一起跑吧，反正我们都穿着便衣。敌人“扫荡”之后，我们在苇子河见到苏杰、阎君，见到临淄县的王宗东，也见到了李云鹤。他简单谈了下一步的活动，苏杰、阎君等仍留在临淄，我和赵川岳、老张三个人当晚又回到长桓县南岭村，住在来时住过的北屋，每天早起躲到麦田里。这时麦子已经变黄了，住了几天，王大来到这里。这次来的王大和我们分手时截然不同了，推成了光头，穿了一身月白色的裤褂，叫人一见很好笑。我们在这里等了几天，景政委从面窠捎来口信，叫我们去见他，这次汇合后，我们再没有分开。
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处于多么恶劣的环境，景晓村同志的工作都是积极的、热情高涨的，这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鲁东南期间，对他的印象是年青有为，富有组织能力。后来经常和他在一起，对他感受也更深刻了。主要印象是：
(1)在环境改变的情况下，能够以惊人的毅力，采取新的方法抓工作。到清河区不久，当他掌握了一些情况后，就召开各县县委书记会议。当时邹长（山）县委书记是李寿龄，长桓县委书记是孙铁民，四边（益、寿、临、广）县委书记是马巨涛，广饶县委书记是牟千秋（韩洪甫），博兴县委书记是相炜，临淄县委书记是赵维鲁，寿光县委书记是李文（兼特委组织部长）。这次会议传达了上级指示，讲了形势和任务。我记得在任务方面主要讲了：大量发展党员，广泛发动群众，组织青救会、妇救会、职工会，组织抗日自卫团，站岗放哨，严防敌人出动；发动群众，大挖抗日沟，反击敌人快速部队的“扫荡”。后来又在北星落、赵家营、李家区高辛集召开了多次县委书记会，主要是督促检查工作。一年多的时间，全区工作有了较大的变化。
(2)特别注意抓党的建设工作，在当时的形势下，党的基本任务就是迅速扩大党的组织，大量发展党员，壮大自己的队伍，扩大党的影响。每到一个村，景晓村都注重了解村里党的情况。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寿光北台头，村党支部只有三个党员，他先找了三个党员谈话，然后又指示我去帮助开支部会。这三个党员最后有两个提拔成了党的高级干部。
他注重帮助基层党组织党员培训班。在长桓的东夫村、在四边的黄家区高、在寿光的牛头镇，他都亲自办过规模小（四五个学员）、时间短（一两天）的训练班，每次他都亲临讲课，我和王大也参加讲课。这类短期训练的学员，有几个人后来成为骨干。
(3)特别注意组织发动群众，发动青年妇女，组织青壮年参加抗日活动。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清河这个敌据点林立、敌人出没无常的平原上，所有的大路小路？普遍挖起了抗日沟。有的抗日沟挖到了敌人据点附近，使敌人快速部队寸步难行。这在当时的清河区，真是一个奇迹，在抗战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4)对干部要求非常严格，既大胆批评，又大胆使用。长桓县有个游击队长，学生出身，抗日非常坚决。县里反映他不听招呼，他反映县里无人管他，经常自由活动。有一天景晓村把他找来，当面进行严厉的批评，并决定把他留在特委做军事工作。后来调去三支队，这个同志发展得很好，成了军事指挥员，打了很多漂亮的大仗。类似这样的例子，我知道的还有几个。
(5)很注重宣传党的政策。1939年的夏天，景晓村多次和同志们商量办一份报纸。他先要我和长桓县委商量，搞个收音机，我去找了马竞生同志。马竞生说索镇（敌人据点）有个关系可以办。过了几天，马竞生和这个人带来了一个木制外壳的收音机，还有一块方电池和二节A电，经过试验，效果不错。我们晚上就开始收音，武汉台敌人干扰得厉害很难听清楚。后来就改听苏联伯力的华语记录新闻，效果很好。景晓村也参加收音记录，我记得还油印过一次新闻稿。
后来景晓村提出，马上筹备办一份报纸。他和有关同志商量，把张凤芝调来，他是个记者；把刘洪轩也调来，他是杭州艺专的学生；亓人也参加。过几天，人都齐了，他给报纸起了名叫《群众报》，还请益都一个人写了报头，他写的发刊词（题目不口L；发刊词）、张风芝写了一篇文章，好象王大也写了一篇，其他就是新闻。版是我和刘洪轩同志刻的。
1939年夏天，高梁快熟了，我和刘洪轩找了个隐蔽的地方——东沙沟河子南围墙外一个看菜园的老头屋里，在东间开始制版，最后用绿色油墨印好报纸。天亮了，把油印机藏在炕头里，我俩就去高梁地里睡觉。景晓村看了之后，认为印得很精致，叫我马上分发各县委，各县委接到《群众报》如获至宝，欢呼清河区有了自己的报纸。
(6)非常重视和领导机关的联系。刘家井子战斗后，三支队的主力临时撤出清河地区，到鲁中山区进行休整。在恶劣的环境下，我们失掉了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联系。当工作有了新的起色之后，景晓村曾多次设法和分局联系，寻求分局的指示。秋天，我们住在葛家口子，他和几个同志商量，找个可靠的同志到鲁南山区去找山东分局，报告清河区的工作进展情况，请分局指示。金屯子有个老党员叫韩五丰子，旧社会是修罗的工人，白色恐怖时，经常挑着担子到莒沂一带农村去修罗，应付敌人，有些办法。景晓村把他找来，细问了他鲁南山区的情况，决定写个报告，叫他送去山东分局。报告写好后，我用极薄的纸，极小的字抄写好，包起来只有花生那么大，藏在韩五丰子的担子里。韩五丰子去了一个多星期就回来了，带回了山东分局对清河区工作的肯定评价和对下一步工作的意见，对开展清河区工作起了决定作用；同时还对如何打通鲁中和清河的联系，做出了明确的指示。不久，我们就从长山八区敌人统治薄弱的一个山口，打通了清河区和鲁中山区的通道。从此不光通信，就连人员也可以来往通过。
以后我不当景晓村的秘书，但和他仍在同一个机关工作。清河区和冀鲁边区合并后，改名为渤海区，我仍在他的领导下，一直工作到日本投降。
景晓村同志对原清河区和合并后的渤海区的贡献是巨大的，渤海人民都怀念他。我作为他的老部下，愿他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1995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