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在山东省峄县运河北岸,由我党倡导,成立了“四部抗日军联合委员会”。从此,在抱犊崮山外的运河地区,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抗日局面。
微山湖的东邻峄、滕、铜、邳四县相联的广大地区内,陇海铁路、津浦铁路、临(今薛城)枣(庄)铁路,均在境内穿过。按抗战前的行政区划,它包括峄县的一、二、四、五、六区;滕县的八、九区;铜山县的二、六、九区;邳县的四、五区。全境大部分是平原。若干大大小小的山套分布其间。抱犊崮山区就在临枣铁路的北面。玉带似的大运河,从微山湖飘出,经过韩庄向东流向台儿庄,东西长约80华里,在台儿庄拐了个弯,又向东南延伸而去。就是这条“玉带”把抱犊崮山外的地区分成南北两半。当时,人们习惯地把抱犊崮山区称为山里,把山区以南的地区称为山外,把运河北岸地区称为运北,把运河南岸地区称为运南。运北的自运河至寨山一带称为“山前”,寨山以北处于峄、枣、临三大日军据点之间,是不能久停的游击区。
整个峄、滕、铜、邳边界地区,如同山东的南大门,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1938年春,日本侵略军沿铁路大举南侵,滕县、枣庄、峄县相继失陷,日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3月15日,日军侵占滕县北沙河村时一次就屠杀无辜平民97人;17日,守滕县城川军122师将士在师长王铭章率领下2000余人壮烈殉国后,日军进入滕县城奸淫烧杀,杀害平民700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惨案。同时,日本飞机多次对临城、枣庄、峄县、韩庄进行狂轰滥炸,死伤百姓无数。台儿庄会战期间,枣庄以南、峄城西南的居民纷纷外逃,上万的男女老幼聚集在老和尚寺一带。一架日本飞机临空低飞,地上的老弱妇孺分明可见,它仍投弹轰炸,当时炸死炸伤百余人,血肉横飞,惨不堪言。日军在枣庄东遭到中国军队阻击后,便窜到郭里集附近的六七个村庄进行烧杀,杀害群众600余人。日军还在邹坞、甘霖、张范、齐村、李楼等地进行烧杀抢劫,仅邹坞村就有83名平民遭到杀害。一次日军在运北阴平一带“扫荡”,沿途就烧杀抢劫了八个村子。其中一个村的水坑内,就发现十几个妇女的尸体,她们都是被日本兵追迫而自杀的;台儿庄会战后,日军肆无忌惮,如入无人之境;曾有一掉队日本士兵从泥沟至峄城竟枪杀了16人……这就促使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考虑如何自卫了。
峄县地区由于土地大量集中(如王恒兴家有地700多顷,鲍家有300多顷,陈家湖梁继珍自限在百顷内,有99顷多……),地租高﹝一般是对半分粮草,外加无偿服役与额外征收---由“用你的东西跟用种地的(佃户)东西一样”的俗语可见﹞,农民生活十分困苦,那是说“糠菜半年粮”,似乎是应分的。因此,弱者“辗转沟壑”,强者“挺而走险”也是必然的现象;所以峄县逃荒要饭的多,土匪也多。因此,一些大地主为保卫家产,就买枪雇人,设立所谓“保家局子”,迫使土匪向中、小地主的薄弱环节进攻,中、小地主也就置枪自卫,少则三、五支,多则十来支不等。富豪大户多与国民党政府有关系,实际上是那政权统治农村的支柱,所以多以“联庄会”的名义,使中、小地主的枪支成为可由他们松散控制的武装力量。在台儿庄会战之前,我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已经组建了几支随时准备抗击日寇的武装:1937年8月朱道南领导的邹坞暴动的农民武装;由郭子化经几年的惨淡经营在枣庄煤矿工人与学生中建立的地---公开的党员与积极分子,于日寇迫近前撤出的,携有部分枪支的队伍;张光中在夏镇一带、李乐平在滕县组建的农民武装等。这几支队伍汇合使用杨士元(滕县民众抗敌自卫军)所予的“抗日义勇总队”的番号。他们于台儿庄会战期间,在临枣铁路、公路几次设伏,袭击、骚扰日军机动部队,扰乱和阻击敌人对台儿庄日军的补充和增援。炸毁了津浦路滕县南北两座大桥。尽力配合正面战场,支援了台儿庄大捷。
以此时际,国民党的各派也在积极活动,掌握武装力量。那时国民党内部存在两大派势力:CC与复兴社。在韩复榘的军阀统治下,CC与韩关系较好,占上风;韩在日寇进攻之时,自保实力而弃地奔逃,被蒋介石处决后,CC失此屏障,势力转弱,复兴则于各处逐渐得势。峄县地区内的第五战区游击第三支队司令梁继璐,利用旧日的地位与宗族、亲戚关系,将峄北的联庄会的首脑委任为团长、营长,自己也组建了一批直接指挥的部队;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华北第50游击支队司令黄僖棠则委任峄南运北的孙姓联庄会长为梯队司令(当时有人称他为“司令母子”),任命1928-1929年曾做过国民党峄县县党部常务委员,后递次降职,1936年转入教育界的孙伯龙做他的参谋长。孙伯龙曾于1937年冬初,在孙氏宗族的中、小地主家募集枪支,号召乡邻组织了一支半脱产的武装准备打游击。梁、黄都是复兴系统。CC派在鲁南的首领人物只有山东第三专员公署专员兼游击司令张里元。他任命峄东的(大)地主孙业洪为××支队长,虽然据有沿袭下来政府名义,但处于敌后“正统”名义是不起作用的,这就显得力量单薄,表面看来,有被复兴派取代的趋势;运北山前还有一支在学校读过书、爱国、求进步的青年邵剑秋攫取一部分乡农学校的枪支组织起来的武装,准备打游击;但他与官方没有历史关联,就托熟识的孙诱然给要个番号;孙是CC分子却未找张里元,而找了江苏的CC头目陆仰山为邵领了“特种工作团第五大队”的番号。
台儿庄大捷之后,由于国民党消极的战略部署,日军自右翼长驱南下,几乎切断了我血战久疲之师的后路,我自寨山至台儿庄的守军不得不匆忙撤退,在这地区遗留下不少武器,上述各种武装,都得以迅速扩充。孙伯龙、邵剑秋两部都有拾到枪支携械入伍的战士。
同时各地土匪也乘机蜂起,尤以台儿庄周围为甚。大股土匪有王学礼、张发德、梁广怀。每股达数十至数百人。在贾汪以东的铜邳边境较大的土匪有:魏玉吉、刘七、黑烟筒、大脚丫把子、姜东海等;在运河北有邵庄户、李花、曹文家、李云福等;峄滕边境有曹万仓等;在运河南耿山子一带有潘明锡。他们都是到处架票抢掠,坑害百姓。有的土匪行军转移带着“肉票”上百人。台儿庄运河南岸的杨楼村有个张元太,原来是个赌棍,台儿庄大战后,拣了一些枪支,还有一门迫击炮,拉起了百多人的队伍,到处抢劫。他用牛车拉着迫击炮,到各村去吓唬群众,扬言谁不叫进庄,就用炮轰。后来被揭穿,原来他没有炮弹。这事被传为笑柄,群众编了个“坎子”(即歇后语)说:“张元太的追击炮---没有蛋(弹)”。
当时,这个地区的红枪会武装也孳生起来。他们公开提出“保家卫国,防御土匪,不抗日,不捣蒋”的口号,并编了“参加了红枪会,拜拜佛就可以刀枪不入”的鬼话来欺骗部分落后的老百姓。最初,红枪会起源于柳泉附近的蔡庄子,当家的(会首)叫白宗宇、蔡发之,都是蔡庄人。1938年春天,红枪会向南发展到陇海路大庙车站姚庄子一带,有个叫王亚平的人,自称是山东汶上县人,加入了红枪会,成了会首。台儿庄大战后,王亚平窜到大李庄(贾汪东北)以该庄为基地向东面和北面发展。他们到处散布说:“三横一竖是个王,口字鼓肚是个亚,一八压十是个平;王亚平就是王子鼓肚,可以平天下。”“参加红枪会,喝符护身,枪刀不入。”把王亚平当成“救命菩萨”。当年夏天,红枪会在崮岘、阎村与土匪魏玉吉打了一仗,冲垮了土匪,红枪会更“红”了,接着向东发展到东西河泉、旺庄、金楼、涧头集、万年闸和运河南的一些村庄。王亚平自封为红枪会总队司令,下分支队、大队,并进一步向运河北发展。这个红枪会后来实际上受贾汪的日本鬼子指挥,鬼子称他们是钢板太君。
当时,在日军侵占的地方,无耻之徒出面组织维持会,甘当日寇鹰犬,如韩庄的张传谱在日军占领韩庄时,邀集士绅出来欢迎,担任维持会长,其子张来余由黄僖棠处逃归投敌,充任伪峄县警察所长,深受敌人宠信,后屡次升官,依仗日军势力,鱼肉乡里,卖国残民,以至发展到无恶不作的地步。在这种莨莠不齐、犬牙交错的混乱局面下,如何使真正的抗日武装团结起来,有效地打击敌人,保卫乡土,发挥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与英勇奋斗的光辉传统,就成了鲁南党组织急需解决的问题。
在我党领导的义勇总队工作的朱道南同志,是峄县人。大革命时期,他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与党组织失掉联系,自己躲在深山里吃草根、竹笋,过了半年的野人生活,一直未能找到组织。1930年夏天,朱道南回到家乡,先后在齐村小学当教师、在峄县教育局任督学。全县的19处高等小学和50多处初等小学,他都可以去跑跑,人们习惯地称他为“朱老师”。那时的朱道南虽然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他常以教师身份对青年学生进行革命教育,引导他们走革命道路。1935年,他利用官方身份与教师张捷三在县城开办了一个“南华书店”,经销进步书籍。对贫苦的知识分子,他也尽可能给予照顾。这样,就团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联络了一些上层人物,为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打下了基础。
1938年6月上旬,当时任鲁南中心县委统战部长的朱道南,着人向知情者了解到:山前的各部武装多有小量发展。台儿庄会战期间随黄僖棠在柱子山南北游动的孙伯龙已经返回阴平一带,因与黄在抗日与反共的问题上见解相背,逐渐闹僵;黄原想借重孙的力量,在黄姓宗族区域内游动,以孙的办法,组织自己的人枪之图未能实现,返回山里去了。早先的各联庄会虽换称第50游击支队,实则一仍旧状,只有东偻的第三梯队内有共产党员孙怡然、孙伯英在向其中、下层成员进行抗日报国的宣传教育。孙伯龙由于和司令的决裂,“参谋长”的称号自然失掉作用,只保持宗族的联系了。邵剑秋部虽然使用特种工作团的番号,但陆仰山远在南方,从来没有联系。他活动在牛山孙氏巨大的宗族区域内,由于历史上的嫌隙,难免危机之感;邵看到在整个环境里,唯有孙伯龙可以借助,孙亦察知域内抗日武装,邵是最机动、最活跃的力量;出于相同的抗日目的,二部自发而默契地互相配合、依倚,仅凭孙邵二人的私人情感,但没有任何有形的联系纽带。于是,朱道南奉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之命,率领义勇总队的一部,首先联合了滕县董尧卿的抗敌自卫军,一同越过临枣铁路,到达山前。他首先访问孙伯龙,他们是老相识,遇事从来可以商谈,也可以急论。此时虽然政治隶属分明不同,仍能坦诚相见。孙虽不便向朱倾诉黄僖棠“宁亡于日,不亡于共”的论调,如何伤害了他和他的部下的赤子之心,却明白表示了地不分南北,人无论任何畛畦,都只有团结,才能够御侮取胜的本人见解。朱便与他仔细研究了运北山前的具体情况,尤其是对邵部和孙族各部对邵的看法上,统一了意见。并且酝酿了筹建某种组织,以便号召境内趋向团结。然后便到邵剑秋部。邵尚属青年,已被山里来的队伍之精神抖擞、歌声嘹亮所吸引,见面便问那队伍的性质,朱告诉是共产党领导的。
“那为什么不叫八路军?”
“八路军的三个师,都离我们还远,但地方党却到处存在,组建了军队,就近领取军、政机构所予的番号,同样组成敌后抗日的力量,只内部的政治工作全由共产党员担任,由共产党派遣政工人员。”
邵剑秋表示希望也派这样的政工人员到他那里教育、训练部队,朱道南先答应了,然后和他讨论如何开展山前的抗日活动,并涉及组织一个联合机构。逐步定出那名称“四部抗日军联合委员会”(四部即:义勇总队、抗敌自卫军、50支队与特种工作团第5大队)。恰巧,此时陆仰山带了几个不三不四的人来视察他的第五大队,邵剑秋一面与他应付着,一面加紧这边的联合。
由于孙伯龙不能全权代表50支队各梯队、大队,朱道南便穿梭访问东楼、西楼、宁楼、圩子、文堆……那功效真高,三、四天内“四部抗日军联合委员会”成立起来了,公推朱道南为主任委员,孙伯龙为副主任委员。第五天便召开了全体战士(梯队、大队来一部分队伍)联欢大会。山里带来的歌子已由下层传学开了,因为这种联合是由上至下,由下至上,附近村庄赠送慰劳品、猪肉、粉条、豆腐……会上歌声盈耳,会后欢笑不绝,士气大振,民心大振!
同日,朱道南指定共产党员文立正和我去白楼去办一个山外青年抗日政治训练班。同时告诉邵剑秋,文以后就到他那里工作。白楼是邵部经常活动的地方,第二天我们到那里,见住处、讲课的房子、铺草、小板凳都准备好了,报名青年已有四、五十人。后来听说这训练班的学员中,出了一批党的各级骨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便是在那里学会并教唱的。那里的青年们,战士们一直唱着它英勇杀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发展自己,争取解放;唱着它克服无比的困难,迎来一次次伟大的胜利。
附记:本文作者梁巾侠,曾在文庙小学任教,运河支队建立后,任政治处宣传股长.1941年任峄山支队秘书。
(ocr识别稿校对/志愿者张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