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祖国的锦绣河山被大大小小的军阀割据着，他们在各帝国主义的利用和驱使下，年年混战，兵连祸结，弄得中国乌烟瘴气，暗无天日。这时，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苏联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在广东成立了革命政府，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南方革命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但是，我们这些呆在穷乡僻壤的年轻人，耳目闭塞，根本听不到这样的好消息，看不见南方的一线光明；所能听到和看到的，却是周围的一片黑暗，以及劳苦大众窒息得连气也透不过来的呼声。
我生长在鲁南峄县的一个农村里，这里，被奉系军阀张宗昌统治着。穷山恶水的地理环境，加上军阀战争的浩劫，苛吏的勒索，地主的剥削，土匪的横行，使人民的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人们劳累终年，不但得不到温饱，而且常常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有时还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那时我在镇上的一所学校里读书，是个青年学生，面对着这样的现实，终日愁眉苦脸，走投无路，但又不懂得要参加革命，心头郁闷的时候，常常和三五个要好的同学，畅谈一番，以泄胸中的不平。我们谈得最多的是想学那梁山上的好汉，到抱犊崮山上去树起大旗，除暴济贫，替天行道。当然，这种想法是办不到的，因此我们都为找不到出路而心中非常苦闷。在学校里，我有两个非常要好的穷同学，一个叫谢拙民，他聪明而稳重，很有抱负，十分讲义气，体格异常健壮，有“铁膀子”之称，是佃农出身，家中只有兄嫂两人；另一个叫杨荣林，是校中数一数二的高材生，身材矮小，人很灵敏，个性爽直而高傲，遇事常有独特的见解，他父亲是个深受当地农民爱戴的贫苦知识分子，不幸在前年去世了，从此杨荣林一直寄居在叔父家里。我们三人，形影不离，十分投机。
期终考试后，有一天，放学回家。我们三人翻山越岭，边走边谈，正谈得起劲的时候，忽然见我年老的母亲，哭哭啼啼、急急匆匆地从对面路上走来。我大吃一惊，心想一定出了什么事情，立刻迎上前去。母亲哭诉了一阵，我才明白了原因：我们学校里来了一位很好的校长，并请来了几个好教员，他们对待认真读书的学生，尤其是穷学生，很关心爱护，功课也抓得紧，深受大家的欢迎，但是却惹起了那些富家子弟的嫉恨。有个大地主的儿子叫黄锡汤，又名黄僖棠①，在家排行第五，所以平时大家都叫他黄五。此人无恶不作，吃喝嫖赌样样都来。他仗着父亲的势力，老和校长作对，因为他父亲和官府、土匪都有勾结，谁也不敢惹他，校长和老师们也只好忍气吞声。我们却看不过去，年轻人火气旺，也不去考虑会出什么乱子，有一次，我领着大家狠狠地揍了他一顿，没想到这家伙通过一些关系，暗地里唆使土匪来报仇了，土匪要我三天内送三百个“袁头”去，到期不缴钱，就要来抓人烧房子。
我们乡间土匪如毛，绑票杀人，作恶多端。两月前，我的一个堂兄，就因为被土匪敲诈，缴不出“袁头”而被杀害了。我即使将房子卖掉，也缴不出这笔钱，怎么办呢？心里又气又焦急。
杨荣林给我出了个主意：将老母送到舅父家里去住，自己离开村子，请校长帮忙提早发一张毕业文凭，到济南去读师范。他还说：
“出去见见世面，也好看看天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大家商量了一阵，觉得只有这条路可走。谢拙民、杨荣林也都表示愿意离开家乡，和我同到济南去闯一闯。
主意已定，我们就先送我母亲回家，随即去看校长，校长很同情我们，立刻设法填发了几张文凭。我们又将行李先集中到谢拙民家里。
第二天夜里，我慢慢打开门，见外面月秀风清，星光灿烂，便更加小心地走出门去，在村头巷尾张望了一会，见没有人，就回过身子向家里招了招手。谢拙民和杨荣林挑着东西出来了，后面跟着我母亲。我将门锁上，领着大家往我舅父家里走。
路上，母亲不断低声哭泣着向谢拙民、杨荣林说。“你大哥四岁死去了父亲，我好不容易把他带到这么大，又偏遇上这种事，真是人善受人欺，马善尽人骑，这个年景真不如死了干净。”
她一面哭着，一面叙述着孤儿寡妇的苦辛，还不断地回头向家里张望。
谢拙民和杨荣林默不作声。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悲愤，想到这个老家不久可能化为灰烬，又想到此后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看到年迈孤零的母亲，就禁不住暗暗掉泪。唉，这是什么世界啊!
半夜时分，我们越过了几重山，到了我舅父家里。舅父见我们半夜上门，母子俩又是一副悲切的面容，很是吃惊，忙问我母亲发生了什么事情。母亲已泣不成声，我沉重地将情况。告诉了舅父。舅父听了后，叹着气说：
“唉，我们惹不起人家啊，现在也只有往外跑啦。”随后，他又宽慰我，“你只管放心，你娘在这里，我如有一口饭，定分一半给她吃，我锅里有粥，决不叫她的碗里空着。你好好去念书求上进，要争这口气，总有扬眉吐气的一天。
为了不让土匪知道我要逃走，我和谢拙民、杨荣林必须连夜动身去济南。时间紧迫，我来不及多说什么，将母亲拜托给舅父，然后又跪在母亲面前，磕了三个头向她告别。母亲只有我一个儿子，自小就对我爱护备至，见我要走，哭得几乎昏了过去。我悲痛地站了起来，将母亲扶起，理了理她那散乱了的白发，安慰地说：“娘，别难过，儿在乡下也是遭罪受气，反不如出去，也好长点见识。将来，我一定养你的老，送你的终。’谢拙民和杨荣林也帮我劝了一阵，母亲收住了眼泪，要我安分守已，好好上学念书，常给她写信。
自从我们三个好朋友决定一起去济南后，我疑神疑鬼，最担心的是怕土匪钉住我，使我逃不出去。我们从我舅父家里出来，去谢拙民家取行李的半路上，隐约看到后边有个黑影老跟着我们。起先，我们还以为是赶夜路的，可是越看越不对头，我们有意停下来看他时，这个黑影却绕过小路看不见了，等我们再往前走，他又慢慢地跟了上来。更教人不安的是：谢拙民家住在山前，这一带没有几户人家，晚上很少有人走动，我们走过山来，那黑影也跟上来了，这怎能不使人更加吃惊呢！我拉了下谢拙民和杨荣林，就往小路岔出去，想在村边兜个圈子，把黑影甩掉再去拿行李。这办法很灵，我们兜圈子时，黑影就不再跟我们了，大家放了心。可是一个圈子兜下来再回到原路上时，见那黑影已经要到谢拙民家门口了。大家很着急，觉得这家伙一定晓得我们的行动。我连声叫糟糕，杨荣林也很吃惊，谢拙民胆大心细，他说。
“看样子这家伙早注意咱们了，还是赶上去弄掉他，打他个措手不及。”
我和杨荣林都没有这样的胆量，听了谢拙民这话后，脚也软了，但是又想不出别的好办法。谢拙民上小路去赶那黑影了，我们仗着他力气大，跟在他后面。越赶离黑影越近了，我的心也跳动得更加厉害，不由自主地落在谢拙民后面好几步。但这时我想，人家象秦叔宝一样讲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如果我自己退在后面，那还象话吗？于是就咬了咬牙，急步赶了上去。谢拙民的眼力最好，他突然转过身子对我说：
“老道哥，不对啊，这家伙扛着行李呢！哪有土匪扛着行李钉梢的？”
我和杨荣林也看到这个人肩上的行李了，也感到很奇怪，但又捉摸不定，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人到谢拙民家门口，吃力地把行李往地上一放，喘了两口气，就上前叫门。这时，我们与他的距离更近了，才看清楚这人原来是前庄一个地主的儿子，我们的同班同学孙之斌，并不是土匪的监视哨。杨荣林松了口气，跺了跺脚说：“嗨嗨，真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孙之斌的父亲很坏，家里养着好几十个民团团丁，是我们县里的一方之霸，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极其残酷，当地的农民都叫他二知县。孙之斌本人虽然没有做过坏事，但在校时我们也不愿与他接近。他今天半夜找上门来干什么呢？真教人捉摸不透。
谢拙民的哥哥把门开了，孙之斌尚未开口，谢拙民就奔上去说：
“孙之斌，你半夜来干什么？”
谢拙民的话音很响，带有责问的味道。孙之斌不知后面有人，吓了一跳。回过头来见是我们，心定了。接着，他忽然痛哭起来，这更把我们弄得莫名其妙了。他连哭带诉地讲了好一阵子，我们才弄清了究竟。
原来，几年前，有个农民受尽孙之斌父亲的迫害，走投无路，去当了土匪，现在已成为土匪头子。昨天夜里，这土匪头子带着大批人打开了孙家院子，抢劫一空，将孙之斌家里人打死的打死，捉走的捉走，孙之斌住在镇上学校里，才得幸免。土匪临走时放了一把火，将孙之斌家的房子烧得精光，还扬言要捉孙之斌斩草除根。孙之斌听到这消息后，吓得魂不附体，他没有地方去，就去请求校长帮助，校长看他可怜，叫他来找谢拙民，和我们一道去济南投考师范，所以他连夜来了。半路上遇见我们时，他也怕碰到土匪，所以躲躲闪闪。
“这条路可不是你走的，你细皮嫩肉，享惯了福，半路上走累了没人抬你。”谢拙民听孙之斌要跟着去济南，很不高兴。“我不怕吃苦，我走得动……”孙之斌哀求着，我们商量了一会，觉得孙之斌和我们好比“黑碗砂壶”，不是一个窑的货，不想带他走。但是孙之斌死缠住我们不放，我们不去理他。
时间不早了，我们就要上路，谢拙民的嫂子烧了一锅面汤，拿出六个高粱煎饼，我们吃过后，杨荣林说：
“咱们今天离开家乡，以后千万不能忘了穷人！”又说；“我已父母双亡，除了还有个叔父外，你们就是我的亲人，这次出去，咱们要情同手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我们听了连连点头，放下碗后就掮着行李，向谢拙民的兄嫂告辞。
孙之斌还是缠住我们，一直跟在后面走了很长一段路，发誓一定不连累我们，说就是爬也要爬到济南去。我们见他这副样子，一时又可怜起他来，终于带他去了济南．
在未到济南之前，我曾对谢拙民他们说：“不知大城市里是否会比咱们乡下讲理些。咱们一定要用功读书，将来如果能做出一番事业，千万不能忘了咱们离家时讲的那段话。”谢拙民说；“我看济南也不会比乡下好多少，反正都在张宗昌脚底下，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翻身抬头。将来咱们一定要为穷人多做些好事，这是决不能动摇的。”
杨荣林很激动，他说：“天下乌鸦一般黑，要过好日子，必须铤而走险，把所有的军阀、地主豪绅斩光杀绝，让穷哥儿们坐第一把交椅，天下才能太平。”
每当这种场合，孙之斌老是不开口。
我们到了济南，一上大街，就被车水马龙的热闹场面吸引住了，最使我们这些乡下人感到新奇的，是那些穿洋装、戴眼镜的外国式的中国人。当时，我们在一家小铺子里歇脚吃饭，杨荣林用肘子推推我们，叫我们快看。顺着他努嘴暗示的方向看去，见店门前有一对男女走过，男的穿淡黄色西装，脚上穿双尖头皮鞋，油光光的头，戴副金丝边眼镜，三十来岁的年纪就拿着根手杖，看上去挺滑稽；女的穿着紧身旗袍，胸脯突得很高，鞋子后跟总有两寸厚，很长的一段光腿从旗袍衩中露了出来，手里拎了个亮晶晶的小皮包，头发鬈得活象一条狮子狗，一张大嘴涂得鲜红，她紧挨着男的一步步走着，看她那走路的样子，比我们乡下小脚老太婆还困难。我们看了好笑，杨荣林凑趣说：
“据说唐明皇提倡三寸金莲，现在叉不知是哪个‘唐明皇’下了圣旨，提倡踮脚尖了。”
我们象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被弄得晕头转向。我说；“咱们这些土包子是乍见为奇。”
我们正在说笑时，这对男女对面走来了一个白发老先生，他手里拿着一根长烟袋，一条灰白的细辫子拖在背后。他向这对男女瞟了一眼，就狠狠地朝地上吐了口唾沫，“呸”的一声叫得很响。那女的用轻蔑的眼光扫了下这位老先生。谢拙民认为这个老人一定是从乡下初来，所以也少见多怪。
谁知新奇的事多着呢，我们走也店门不久，就看到有一大群人围在马路旁边，听一个站在高地上的青年讲演。这青年穿件蓝布长衫，脸上有几颗稀稀落落的麻子，看来不过二十来岁。他在大胆地痛骂军阀张宗昌，痛骂帝国主义，还说了一些穷人到处受压迫，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等等这些当时我们还听不懂的名词。我们只觉得这个人胆子大，有骨气，能在大街上骂张宗昌和帝国主义，为穷人说话，真难能可贵。不一会，有几个警察吹着警笛来捉他了。这青年向天空撤出一叠传单，迅速钻进了人群。杨荣林偷偷地接了张传单，到了静僻处，拿出来一看，上面写的是：打倒万恶的军阀张宗昌，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工农商学兵携起手来，拥护CP、CY。
我们不懂什么叫CP、CY（连这几个字母也不识），根据全文的意思猜测，估计这是为穷人讲话的“抗暴”组织。在这暗无天日的世界里，竟有这样“见义勇为”的好人，真使我们高兴极了，大家都庆幸来济南这条路没有走错。杨荣林特别钦佩那位撒传单的青年人，他说：
“如果能和那青年在一起，即使抛了头颅，我也甘心”
从此，我们就用心打听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抗暴”组织在哪里。
后来，我们考进了山东第一师范学校。有一天，杨荣林兴高采烈地跑来告诉我们，说他已找到了“抗暴”组织，认识了一个高年级的同学叫殷君采，是国民党员，愿意介绍我们参加国民党，叫我们快去跟他认识认识。我们很高兴地跟着杨荣林去了。谁知谢拙民和殷君采．见面，立刻就把我们拉了回来，他说：
“原来是这个人啊，我进学校不久，就听到好多人在议论他，别看他表面上口口声声讲革命，肚子里却是男盗女娼，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咱们可不能跟他跑。”
后来，殷君采又主动问杨荣林，要不要参加国民党？杨荣林睬也没睬，掉转屁股就跑了。
当时，虽然国共合作，国民党已经过改组，内部比以前纯洁些，但还有不少渣滓混在里面，殷君采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觉得国民党连这种人都收，因此对国民党很反感。
日子过得很快，严冬到了。我们的经济情况愈来愈困难，都久了一身债，连棉裤也穿不起，头发有几寸长，也没钱去理。年终考试完毕，有钱的同学都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了，一班穷同学，则在校园里徘徊，为下学期的开学费用发愁。这时，殷君采活跃了，他介绍这个去做家庭教师，推荐那个去搞临时性的抄写工作，似乎对大家很关心。但对我们几个，却未予安排。
一天，殷君采指使一个人神气活现地走来了，对我们说：“我知道你们没钱画家过年，还愁着下学期的开学费用。为了对大家表示同情和爱护，这两天我东奔西走，给大家找了条出路：有位汪经理，想招几个临时工，每人每天工钱二毛，你们去不去？”
虽然小知识分子比较爱面子，但在没有办法时也就顾不得了。我和谢拙民、杨荣林知道这人和殷君采关系密切，没有理睬他，但孙之斌一头插在蜂窝里，抢着要干。杨荣林追过去，一把将他拉了回来，跺着脚说：
“你就不能争口气吗？你找他……”
孙之斌焦急地抢着说：“不干下学期怎么办呢？”
说完，他又奔去了。这人回过头来朝我们冷笑了几声。我们难受极了，恨不得将不争气的孙之斌拖回来揍一顿。
正在这时，忽然有个人走到这人面前大声叫道。“慢着!”这人抬头一看，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两步。我们感到奇怪，走近一看，原来正是大街上讲演的那位青年，心里立刻高兴起来。接着这青年厉声责问殷君采指使的人说：
“你怎么做得出，在我们穷同学身上也要刮，你还有一点……”
这位青年气得面孔血红。被责问的人则羞得脖子发紫，他支吾了几声，很尴尬地溜走了。原来做小工的工资是三毛五一天呢。
经过交谈，我们才晓得这青年叫田慕翰，是第一师范附设农村师范的学生。他也是为了解决穷同学的困难，来组织大家去做临时工的。
田慕翰等我们报好名后，又和大家交谈了一阵，鼓励我们不要向困难低头，对前途要充满信心。他要走时，我和谢拙民、杨荣林依依不舍，送了他好长一段路，他答应今后时常来看我们。
从此，在田慕翰的帮助下，我们几个人的思想认识在很快地提高着。
一九二五年六月，我和谢拙民第一次参加了共青团的活动。当时，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正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着，济南的工人、学生、商人也都纷纷罢工、罢课、罢市，游行示威，连给日本人烧饭的厨师，看大门的门房也参加了斗争的行列。
这时，田慕翰忙极了，到各个学校去讲演，我们去找了他好几次，都没有遇到。
六月初的一个傍晚，谢拙民叉去找了田慕翰。深夜，他带着两个纸包回来，把我从床上叫起，轻声说：
“老道哥，慕翰讲CY要我们协助做件事情。”
我听到共青团要我们做事，心里又高兴又紧张，忙问：“什么事？你快说吧！”
谢拙民说：“明天各界要在省议会门前举行反帝爱国游行示威大会，有两包传单，要我们带去。”
我说：“行啊”
谢拙民交给我一个纸包，还嘱咐说：
“慕翰讲，明天的大会参加的人很多，可能张宗昌要来镇压，叫我们小心行事，不要让荣林知道，因为他太冒失，也不要让孙之斌知道，他和我们不大一样。”
那一夜，我没好好合眼，想了很多事情，心里很激动，觉得自己似乎已经是个革命者了。第二天一早，我将传单小心翼翼地用绳子缚在长衫里面的胁下，乘杨荣林他们还在打呼噜，就和谢拙民溜上街了。
这天，阴云密布，天色昏暗，好象预示着要出什么事情似的。
省议会是座高大的建筑，样子象只鸟笼。我们来到这里，门前已经集合了数千人，各种各样的人物都有，大部分是青年，其中学生最为活跃，他们慷慨激昂地在讲演。人群象潮水一样，不断往楼里涌。十几岁的孩子和五六十岁的老人也来了。有人手里还拿着小三角旗，上面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为顾正红烈士报仇”等口号。看上去，这个大会的规模不小。
忽然，我们在省议会的大楼里看到了田慕翰，他很高兴地走过来拍拍我们的肩膀，说自己有事，不能同我们在一起，叫我们等大会快结束时，将传单拿出来散发。随后，他就去人群里各处活动，一忽儿到讲坛那里，一忽儿又到门前纠察那里，我估计，他在这次会议中，一定担负着重要的职务。
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身上又藏着“危险品”，心突突地跳着，好象长衫里面藏着的传单，已被别人发觉了似的。我耸起肩，两臂紧挟着传单，往人少的地方走去，心想：这样挟得紧紧的，大概别人看不出来了。
不一会，田慕翰走到我身边，他轻声说道。。老道，你将传单藏在胁下了是吗？”
我吃了一惊，他怎会知道我将传单藏在胁下的呢？没有等我开口，田慕翰笑了一笑，轻声地说：
“要自在一点，你肩膀耸得这样高，两臂又紧挟着，等于告诉别人，‘此地无银三百两’。你不要往人少的地方走，身上愈是带着东西，就愈要往人群里钻，这样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经他这么一说，我的脸不觉红了。他又鼓励道：
“你很勇敢，第一次能这样已经不错了，将来一定会干得更加出色的。”
说完，他走开了。我就按照他的指点，钻进了人群。
大会还没有开始，省议会大楼突然被张宗昌派来的军警包围了。大楼门前迅速聚集起几十名青年，一个个紧勾着手臂，组成一道人墙，挡住了军队，并且责问他们。为什么不准百姓爱国？！
大楼里乱了起来，有人在痛骂张宗昌，有人着急地叫着。糟了，糟了”，空气十分紧张。
这时，田慕翰从人群中走出来了，迅速往长凳上～站，神态很严肃，很镇定，他高声地对大家说道：
“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们到这里来开会是为了爱国，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爱国。张宗昌反对我们爱国，他派军警来包围我们，这正好说明他和日本帝国主义是一路货，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人民的走狗！我们要牢牢记住，反对帝国主义，必须反对他们的走狗——军阀，只有把军阀全部打倒，由人民自己当家作主，中国才有光明的前途。”
田慕翰目光炯炯，看着每一个人，双手有力地挥动着，会场一片肃静，大家的情绪立刻被他鼓动起来了。他接着说：“刚才大会主席团决定，全市人民继续坚持罢工、罢课、罢市，与日本帝国主义和张宗昌斗争到底！为了避免跟军警正面冲突，今天的会议不开下去了，大家跟我从西面窗口跳出去。”窗口并不高，但很宽大，田慕翰第一个上去了。我和其他青年也跟着上去了。窗外有一排士兵端着枪，吆喝着不准我们往下跳。田慕翰挺身而出，睁着他那敏锐的大眼睛，指着士兵高声说道．
“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你们为什么反对爱国？咱们都是穷兄弟，都是一家人，应该团结起来，反对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不要为军阀利用！”
士兵们不响了。田慕翰指挥群众赶快往下跳。这时，忽然来了个军官，逼着士兵往前冲。士兵又拥了上来。
正在这紧急的关头，突然有个高大的黑脸膛青年，大叫一声，从另一窗口奋身跳到军官面前，挥起铜锤般两个大拳头，不顾一切地扭住军官厮打。士兵们都被惊住了，正要上去捉那黑青年时，田慕翰霹雳似地喊了一声：“站住”厉声责问士兵。
“你们为什么要帮助日本人，为什么要帮助张宗昌？张宗昌一个月给你们多少钱，你们能养活父母妻子吗？张宗昌拉你们来当兵，使你们一家人不能团聚，你们在替军阀当牛马啊！我们为了救国，不惜自己的生命，你们对穷兄弟下得了毒手吗……”
这时，那军官的脸上，已被黑青年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他喘着气，好容易挣脱了黑青年的手，掉转屁股拔腿就跑。士兵见了，也一哄而散。
被包围的人群很快跑光了。谢拙民边跑边问田慕翰可认识那黑青年？田慕翰点点头说：“是条性如烈火、浑身是胆的硬汉，也是穷学生，名叫公今寿。”
我和谢拙民带着传单，跑回学校，一路上默念着这位勇敢的青年人。回到宿舍，杨荣林正在寻找我们，见我们慌慌张张的样子，忙问：“什么事？”
我叫他赶快把门关好，心稍许定了一下．谢拙民比我沉着得多，他朝我使了个眼色，暗示我不要将开会散传单的事讲出来。杨荣林关好门，又问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支支吾吾地说：
“张宗昌在街上捉人。”讲了这句，我就马上把话岔开去，反问他，“孙之斌呢？”
他说：“每逢星期天，只要到图书室去找他，准能见着。”杨荣林朝我投了几下怀疑的眼光，就转身往外跑了。我们见杨荣林出了屋子，赶紧拿出身上的传单，可是往哪儿放呢？它好象成了一团烫手的火球，扔了吧，又有点舍不得——这是CY第一次交给我们的传单啊l两人围着床铺转了一会，正在这时候，杨荣林叫着推门进来了，他说：“我到街上去了一趟，看不到人。”
我们听见声音后，赶快把传单往席子下面一塞。杨荣林眼尖，三脚两步跨到床前，掀开席子，又惊又喜地叫道：
“啊，传单！”他立刻又严肃地埋怨道，“你们干这样的大好事，为什么不带我去？”
我不知怎样回答好。谢拙民向他看了看，亲切地说道．“这是CY交给我们的，当然，以后也会交给你，不过，你现在还太冒失，带你出去是有危险的。”
大概是因为自尊心受到了损伤，杨荣林显得有些痛苦，他低下了头，说了声“好吧”，坐在床沿上一动也不动了。屋子里一阵难受的沉寂，我不知说些什么好。谢拙民大概也感到自己刚才讲的话不够妥当，坐在杨荣林旁边一声不响。一会，杨荣林站了起来，认真地说：
“传单放在这里会被人发觉的，还是放到我那破藤箱里去肥。”
我舒了口气，觉得杨荣林这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可爱。傍晚，全城戒严，岗哨林立，大街小巷关门闭户。听说张督办（即张宗昌）早上在省议会门前捉到了过激党（张宗昌称共产党为过激党），已装进麻袋，就要投黄河了。其实什么“过激党”呵，还不是普通的工人、学生和店员l那时，我对军阀的本质还认识不清，觉得张宗昌也是中国入，他为什么不让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呢？我就去问田慕翰，田慕翰反问我： ，
“你晓得张宗昌是怎样的人吗？”
“他是山东掖县人，是张作霖放的督军，曾在关东当过多年土匪，凶横野蛮，残暴成性。他的兵遍地皆是，又不发饷，任他们去抢劫老百姓，完全和土匪一样。他有三不知；不知兵有多少，不知钱有多少，不知老婆有多少……”
田慕翰未等我说完，就说道：“这些，你讲得都对，但最重要的一点，恐怕你没有想到。”我还来不及思索，他又接着说，“那就是和其他军阀一样，张宗昌也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尤其同日本鬼子有历史的渊源关系。”
他又详细地把帝国主义和军闽、土豪劣绅等勾结在一起，统治压迫中国人民的情形，分析给我听，我受到了很大的教益。
此后，田慕翰经常和我们谈革命的道理，介绍革命书籍和进步刊物给我们看，还带我们出去听秘密讲演，叫我们散发传单。我们也常常将听来的道理讲给杨荣林和孙之斌听，他们也渐渐地参加了一些共青团组织的活动。
在共青团领导的活动中，我们非常高兴能与那黑青年公今寿认识。他是正谊中学的学生，为人豪爽而倔强，家里很穷，有个哥哥是雇农，读书的费用全靠一位在青岛做工的姑姑维持。据说，他在乡下时，有一次因为和财主的儿子打架，被财主反绑着吊了一夜，他哥哥买了些东西，请人向财主说情，财主将他松绑后，他把送给财主的礼物踢得稀烂，只身逃出村去，当了土匪。所以有人叫他“绿林”，也有人称他“响马”。但我们都不大相信他会去当土匪，因为他虽然比较粗鲁，心肠却很慈善，平时在外遇到老年乞丐，只要他袋里有几文，不管自己怎样困难，总要掏出来救济别人。这种人会做杀人放火的土匪吗？
在共青团领导的活动中，我们还认识了一位女青年，叫刘辉。她是第一中学的学生，只有十六岁，人很漂亮，特别是那双大眼睛，真象会讲话似的，大家都亲呢地叫她小妮儿。她胆子很大，十分机灵，常常把传单塞进警察的插袋里。她父亲在海外，是个老同盟会员，母亲常年生病，住在娘家，她自己寄宿在校，所以她家里那间小屋，一直空着，成了青年们进行革命活动的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