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初冬，济南又掀起了一次巨大的学生运动。这是因为张宗昌请了个前清状元王寿彭做教育厅长，他到任不久就把各学校里主张新文化运动的教员大部辞退了，换上了前清的老举人、老秀才，专门讲“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套。凡有标点符号的书，都不准读，说《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也是赤化书，谁看了就是过激党，就要叫谁的脑袋搬家。学生们受不了这种压制，纷纷起来罢课，表示抗议。残酷成性的张宗昌根本不管三七二十 一，将学生逮捕后，照例装进麻袋，投入黄河。
党准备组织全市学生举行大罢课，以粉碎张宗昌的愚民统治。那天，我们为了筹备这次大罢课，许多青年到齐鲁大学去开会了。不知怎会走漏了消息，张宗昌派来了大批军警。幸亏我们知道得早，军警未到，我们就全部跑了。但是，张宗昌已通过多方面的活动，掌握了各校进步学生的名单，准备在当天晚上一网打尽。共青团把这消息及时通知了我们，所以我们纷纷藏了起来。我和谢拙民、公今寿、杨荣林、孙之斌等人随着报信的同学，到了刘辉家里。
刘辉因为年纪轻，个子又小，不引入注意，所以共青团组织指定她为联络员，负责与外面联系。她出去打听消息，已经有两天了，一直没有回来，这真叫人为她担心。
谢拙民坐在凳子上，粗壮的手腕托着头，在沉思着什么。孙之斌在室内兜着圈子，唉声叹气，时而发出一两句怨言，懊悔自己不该轻举妄动。杨荣林这两年来的变化很大，他现在好象连天塌下来也无所谓似的，遇到危险，脸上总带有一丝神秘而自豪的色彩，他曾说过：“愈是危险，愈有意义。”我不知道他这样的乐天派头是不是真的不怕死，但我可以断定，他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比我和谢拙民还要幼稚，我看他还够不上革命的乐观主义者，而只是一个热烈向往行侠好义的人。他现在又在对公今寿滔滔不绝地谈那永远也谈不完的感想了。公今寿呢，他这时好象在听着杨荣林讲话，又好象并不在听，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黑脸膛上添了一层紫色。他一会儿拍一下大腿，一会儿又敲一下膝盖，哭丧着黑脸，紧锁着双眉，不知他究竟在想些什么。
我躺在铺上，看着明瓦上越来越亮的星星，无心听杨荣林的高谈阔论，却为刘辉的安全担心。
过了好一会，孙之斌突然惊叫起来。“啊！你真做过土匪？”
我侧过身，见坐在孙之斌对面的公今寿，面色跟平时有点两样，杨荣林朝孙之斌斜了一眼，说：
“做过土匪又怎样？你给土匪吓昏了!我现在也在考虑，咱们是不是干脆去当土匪算了。这世界要有个梁山泊为穷人打打抱不平，不是很好吗？”他又转过头，对着公今寿说，“你继续讲下去，后来为什么又不当土匪了呢？”
我和谢拙民听了这话题，也都打断了沉思，向他们三人靠了过去。公今寿朝我们看了一眼，叹口气说：
“起先，我受了财主的害，急于报仇，就匆匆地当了土匪，想弄条枪把那财主打死。可是，他们没有给我枪，却叫我跟着到各处去抢劫杀人，我晓得走错了路，三天后就瞅机会溜了．”他又拍了一记大腿，“那财主的仇还没有报成”
明瓦上的星星已从左面移到右面，刘辉还没有回来。公今寿急着要出去探听情况，被谢拙民制止住了。谢拙民说：“即使刘辉发生了意外，CY也会派人来联系的，现在出去不容易找到人，白白的担惊受险，说不定还会闯出事来。”屋子里静了一会，大家都不说话，只有孙之斌仍在不断地叹气，他只是近来才跟着我们参加了一些反对张宗昌的斗争，没料到也会上了黑名单。他这时很懊悔，不过，他又不好说什么，因为我们如果不带他到济南来，他的性命都难保呢。
公今寿见孙之斌老叹气，很不耐烦。杨荣林也很恼火，他问孙之斌：
“你怎么这么悲观？大丈夫遇到点险难还能垂头丧气！难道你甘愿做旧社会的奴隶？”
“不是我悲观，”孙之斌很伤感地说，“你们还有个家可归，我连家也没有，你看怎么办？再说，要是安安稳稳地读到毕业，咱们有了工作，再搞斗争也不迟啊。”
“我是不想回家，好马不吃回头草，回去后连《中国青年》也休想看到，白白受一辈子罪，无声无息地死去，岂不浪费了宝贵的生命。我要斗争，死也要死得有价值，现在形势虽然很紧张，但比呆在乡下有意义得多。张宗昌的黑名单上有了个杨荣林，我还为有这点小名气得意呢。我就主张做一个轰轰烈烈的男子汉，宁可痛痛快快地死去，也不愿做低声下气的可怜虫……”
杨荣林没有讲完，门外有人敲了三下，我们猜想定是刘辉回来了，一齐奔过去开门。拨开门闩，一个戴瓜皮帽穿马褂的人闪了进来，我们吃了一惊，定神细看，原来是化了装的田慕翰。大家见了田慕翰，先是欣喜若狂，接着就为刘辉的生命担忧，谢拙民忙问，“小妮儿呢？”“好。”
大家听了田慕翰的回答才放了心，拥着他往凳子上坐。我们迫不及待地睁着眼等田慕翰讲话，他将瓜皮帽往桌上一丢，向四周看了看，立起身子，走到门边，将门上了闩。这时我们才发觉高兴得连门也忘了上闩。田慕翰回到桌边，说道：“目前形势很紧张，奉军正在大批集结，津浦路已经不通了。你们在济南不要再呆下去了，现在有两条路；一是回家，在家乡展开斗争，有很多同学已经回家了；二是到武汉去，北伐军已拿下武汉，你们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去学习，参加革命。不过，路上有危险。你们怕不怕？”
他向大家看看，好象在试探我们的胆量。
“不怕任何危险，坚决参加革命I”我们不约而同地说。
“好!你们很勇敢，青年人应该有这样的闯劲，按照党指导的方向去闯，就一定能闯出光明来。你们决心参加革命，组织上可以想办法送你们到武汉去。那里需要大批青年学生，训练一个时期后，作为继续北伐的骨干力量。”
能到武汉去那真太好了。我们早就听说国民革命军开始了北伐，一路打下了贺胜桥、汀泗桥，新近又拿下了武汉。天字第一号的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已节节溃退，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我们听了田慕翰的话后高兴极了，杨荣林几乎要跳起来，孙之斌听到有了出路，也不再唉声叹气了。
“不过，你们到武汉后不一定能进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因为考试很严．万一考不上，你们也可以在当地参加其他方面的革命工作，”
“只要能到武汉，咱们干啥都行。”公今寿又拍了下膝盖。田慕翰临走时，嘱咐我们将东西收拾收拾，下一天傍晚乘夜班火车先去青岛，再绕道上海赴武汉。他说有人会来领我们上车的。
这时，我们高兴得连房子的主人——刘辉现在究竟怎样也忘了问了。还是谢拙民心细，在门口轻轻地问了下田慕翰，他回答说，刘辉有新任务，要到明天才能回来。
这一夜，我们叽叽喳喳一直谈到天亮。
下午，有人敲门了。公今寿抢着去拔闩，一看，是刘辉回来了。公今寿这人很封建，见了女的就要跑得远远的，大概因为刘辉是主人的缘故吧，公今寿红着脸勉强朝她点了点头，就扭转身子往里走了。我们几个人也都比较封建，不过要比公今寿好些，其中算杨荣林最“开明”，我因为年龄较大，是个“长者”，拘束也少些，就和杨荣林站起身子和她打了招呼。
刘辉这个小姑娘还是很精神，虽然两条长辫子已经毛乎乎的了，但一对大眼睛仍然闪闪有光，使她显得永远充满了生气。她有意对公今寿挤了下眼睛，引得杨荣林一阵笑。我们问了她外面的情况，告诉她要到武汉去的事。她听到我们要去武汉，大眼睛连眨了好几下，突然说；
“我也要去。”
我担心地说；“你妈妈在外婆家病着，你怎能离开她呢？她老人家会受刺激的。”
她连声说：“不会的，不会的。”说着，走到门边，转过身子对我们招呼说，“我去去就来。”便打开门，又跑出去了。
傍晚，我们收拾好行李。领我们上车的同志，交给我们每人三十块大洋，指定谢拙民和我负责，告诉了我们一路投宿的地点和联系的人，大家就跟着他上车站。到车站时，天已墨黑，旅客们吵吵嚷嚷拥挤不堪，有不少丘八老爷荷枪实弹，虎视眈眈地在那里踱来踱去。我们急急忙忙爬上一辆货车。哪知道，这时刘辉早已上了客车，原来由于她的坚决要求，组织上终于同意让她和我们一道去武汉，为了避免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她乘客车．大家约好在青岛某地会面。
青岛仍然是张宗昌的统治区，而且，津浦铁路已为战火阻塞，山东与外地的来往大部靠这个海港，张宗昌怕革命党混入，也怕山东人跑出去参加北伐，所以这里检查得特别严格。
我们坐在货车里，身子下面全是一只只结实的装着麦子的麻袋。车子颠动得很厉害，因为我们都躺在麻袋上，所以倒并不难受，但头顶上盖着的那块厚厚的大油布，却使人闷得慌，不过，由于大家心里紧张，生怕有人会来掀开这块油布，这倒又使我们几乎忘记了窒闷的感觉。
我眯眼仰卧着，心里空荡荡的，并不去考虑前面会发生什么危险，也不去设想到武汉后将会看到什么样的情景，只有当车轮轰轰的响声放慢时，才有些提心吊胆，因为我已摸到规律，车轮的放慢是中途停站的标志，火车停在站里，我们头顶上的油布，就有被掀起的．危险。
谢拙民和公今寿也不说话。不过他们两人有所不同；。每当火车停站时，谢拙民总要招呼一声“留神”，公今寿的心里却很舒坦，不知他怎会那么好睡，而且鼾声如雷，谢拙民总要谨慎地叫醒他，免得惹人来掀油布。孙之斌呢，他一直躺在车厢的另一角，每当要停站的时候，他总要爬起来，胆怯地从车厢缝里向外张望。
杨荣林和我们又完全不同，火车从济南出发时，他先是忙着搬动麻袋，做成一张半躺的“靠背椅”，往里一坐，接着就天南地北的逗我们闲谈，一忽儿问孔子究竟算不算好人，一忽儿又说梁山泊如果产生在今天，那一定要有一千零八将，或一万零八将。尽管他滔滔不绝地谈今论古，说东道西，我们只是支支吾吾地应付着，谁都懒得坷答。火车快要到达青岛时，他就大谈起青岛来了，这时正好天亮，我们也和他凑了几句。公今寿到过青岛，说青岛比济南漂亮。谈着谈着，不知怎的，杨荣林忽然大骂起讲青岛比济南漂亮的人来了，他说：
“青岛是帝国主义兴建的城市，应该看成是国家的耻辱，凡讲青岛比济南漂亮的，都是洋奴思想，没有民族气节。”
公今寿听到杨荣林骂他有洋奴思想，很不服气，和他争得脸红脖子粗，几乎要动起武来。
我和谢拙民都晓得杨荣林欢喜逞能，好发表与众不同的见解，所以力劝公今寿不要同他一般见识。公今寿仍很不耐烦，嘴里叽咕着：“讨厌鬼！反正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距离青岛车站还很远很远，司机就发出了信号——火车接连尖啸了三声。我们立即作好了下车的准备。
没有等车子靠站，我们就掀起油布，迅速跳下车来。下车以后，向两旁一看，好家伙，从车厢里跳下来的人有几十个，大多数是青年学生，有些还曾经和我们在济南一起罢过课。我估计他们大概也是去武汉的，心想。有这么多人去武汉参加革命，那真太好了．这些人中间也有我们认识的同学，但因时间短促，也不便招呼，便各自散开了。
火车拖着浓烟渐渐消失了，我们向青岛市区走去。
到市区后，一条条的柏油马路，一幢幢的洋房，果然比济南整洁美观，起伏的山势显得巍峨而优美。我们叫了五辆铁皮轮的黄包车，拖到一家小旅馆门前停下。进了旅馆，第一件事是看刘辉是否来到，我们在旅客登记簿上找到了她的名字，才放了心，就在她房间的旁边，租了一个大房间住下。
下午，我和谢拙民按照田慕翰的指示，去《青岛时报》找总编辑王子云，由他设法给我们解决购买船票和上船的问题。王子云是个瘦瘦的高个子，人很和蔼，见了我们后，稍许鼓励了几句，就说：
“你们把地址留下，明天有条船去上海，会有人来和你们联系的。”
说完，他抱歉地对我们笑了笑，又忙着写什么了。
谢拙民写好地址，交给他后，就向他告辞。他站起来点了点头，但眼睛仍然看着自己写的那张稿纸。我们刚要退出办公室时，他突然又将我们叫了回去。我和谢拙民走到他办公桌前，他手中的笔仍在不停地往下写，一面写，一面说：
“晚上警察可能会来找你们的麻烦，你们拿张名片去，就说是我叫你们来报馆工作的。”
我们拿了张名片，出了报馆。
在回旅馆的路上，我们到轮船码头去看了看，见码头旁停着一艘不很大的海轮，岸上岗哨很多，对上下船的客人检查盘问得确实很严格。我和谢拙民心里都有点发慌；明天怎样上船？也不知王子云究竟用什么办法。
傍晚，公今寿去看他姑姑了，我们几个人呆在房里闲聊。
大家谈得正起劲，忽然有个武装整齐的军官，推门进来，我们吃了一惊，谢拙民忙问。
“你找谁？”军官回道：“这里有没有姓谢的，还有个姓朱的？”
我心里怦地一跳，丘八老爷找上门来总不会有好事，难道我们的秘密泄露了？想到这里，我尽力叫自己镇定，但孙之斌的脸已经吓得变色了。谢拙民起先也呆了一下，但他立刻掏出了王子云的名片，说：
“我姓谢，我们是《青岛时报》总编辑王……”
军官已看出我们惊慌的神色，笑了笑，用手势打断了谢拙民的话，说：
“要沉着啊。”他又笑了笑，“你们好好收拾一下，明天一早，我带你们上船。”
我和谢拙民这才知道他是王子云派来的，舒了口气，赶紧让坐，真想不到王子云手下还会有这样的人物。杨荣林见军官话中有话，又见我和谢拙民的态度已不那么紧张，知道没什么问题，也比较随便了。只有吓呆了的孙之斌，还弄不清究竟，额头仍在冒着汗珠。
这个军官是魏旅长的副官。他将我们每个人的情况都问了一下，又到刘辉房里去看了看。看样子这位副官已做过不少次掩护人上船的工作，所以没多久，他就想出了送我们上船的办法：他要刘辉扮成阔家小姐的模样，皮肤较白的杨荣林和孙之斌扮成阔家少爷，公今寿扮成挑夫，我和谢拙民做小姐少爷的随从，准备次日一早由他领着上船．
副官没有逗留多久，就走了。
公今寿回来了，刘辉也到了我们的大房间里，大家在研究怎样化装。刘辉扮阔家小姐是不成问题的，不仅她人长得漂亮，并且衣著也不差，加上她那只小巧的皮箱，更能衬托身分。公今寿是个大黑脸膛，如果戴顶破帽子，换上短衫，再解开几个纽扣，活象个挑夫。杨荣林和孙之斌这两个“少爷”倒有点难处理，他们身上只有那件半旧的蓝布长衫，这怎象少爷呢？没办法，我和谢拙民只好陪他们连夜上街跑了几个旧货摊，买了两件旧的毛货长衫和两双半新的黄皮鞋，还把他们送进理发店，剃了个最新式的“分头”，这才勉强象个少爷样子。这样，我们身上的钱已花掉近一半了。
第二天一早，副官来了，他一个个审查了我们的装束，又给公今寿解开了两个扣子，束上了一条腰带，将杨荣林的衣领拉得更挺拔些，还对孙之斌取笑说：“少爷，上船时额上可不要再冒汗啊I”然后教给我们一些必要的对话和相互的称呼，就领着我们出门。刚走出房门，他又将我们赶了回来，原来公今寿挑着的行李太寒酸了，不象是少爷小姐用的。可是我们只有这些破旧被子，又怎么办呢？这位副官的确有办法，他将房门关上，打开行李，将刘辉被子上的白被单拆了下来，包在行李外面，又将旅馆里的被单布拆下来，将杨荣林和孙之斌的行李也包了起来，这样，就很象个样子了。出门时他向床上扔了几张钞票。
码头上有警察，有军队，很多旅客的箱子被打开了，东西扔得一地。没有店保、没有证明信的人都不准上船，即使有店保和有证明信的也要受盘问。；已经有十几个青年，被军队从受检查的行列里拖了出来，关到码头旁的那间小屋里去了。见了这情形，我们心里多少有点吃惊。副官向我们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要我们气派放大些，态度镇静些。他领着我们越过了受检查的行列，往布满警察和军队的关口走去。
副官走到一个警官面前，从上衣小袋里掏出了个什么，给警官看了一下，指着刘辉说。
“这位是旅长的小姐。”又指指杨荣林和孙之斌，“这两位是旅长的侄少。”然后压低了嗓门，神秘地说，“是到上海上大学的。”
警官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忽然，将目光转向我和谢拙民了。副官还没解释，刘辉就开口了，声音娇滴滴的：
“方副官，我们要在这儿喝多久的西北风啊！”说完，她显出一副很不满意的样子。
副官赶紧赔礼说：“小姐，这就好，就好啦。出门可不比在司令部里啊，咱们要得到这位先生的同意么。”
杨荣林也装得有些光火的样子，说：“什么同意不同意，蒋大（指我），上船这位先生有意见，咱请伯父向他赔礼好了。”
警官连忙哈着腰说：“哪里哪里，不敢不敢。张贵”“有”旁边有个警察立正应了一声．
“给小姐少爷前面开路”。”是”
杨荣林挺了挺胸，走上了小划子。我们也都紧紧跟着上去。划子离岸时，“开路”的警察还向我们敬礼哩。我们上了大轮船，这才松了口气。
船遇到了大风浪，颠簸得厉害，我们每个人都吐得昏头胀脑，我简直动弹不得，只好躺着受煎熬。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商人都最忌讳讲“危险”两字，他们虽然双眉紧锁，但谁也不敢说一声风浪大。可是杨荣林却偏要说什么“今晚一定要海底捞月了’，引起商人们的很大不满，甚至声色俱厉、咬牙切齿地骂他“瘟神”。杨荣林并不在乎，不停地反骂他们是可怜虫。我们花了好大的力气，才把群愤平息下去。大家都轻声责怪杨荣林不该和群众争吵，万一因此露了马脚，可不是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