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军阀孙传芳统治的天下，他对港口的控制似乎没有张宗昌那样严密，所以我们上岸时没遇到大的麻烦。
按照田慕翰的安排，我们在霞飞路上的一家旅馆里投宿，由店家买好船票，将我们打扮成跑单帮的样子再去武汉。路上也曾受到一些检查，但都平安地过去了。
这时，北伐军已打到安徽芜湖附近的石灰窑，所以船一过石灰窑，我们的心情就完全沉浸在革命的欢乐和幻想之中了。大革命高潮中的武汉，与军阀统治区相比，当然是两个世界。我们在街上走过时，见墙上到处贴着五光十色的标语，有写共产党万岁的，也有写国民党万岁的。行人都很有精神。很多妇女已把发髻和辫子剪掉了。街上常有～队队的工人纠察队走过，他们佩着红袖章，有的还掮着枪，呼着口号。小孩子们特别活跃，满街唱着《北伐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l除军阀，除军阀!”使人听了非常振奋。店里的买卖也很兴隆，店员显得很客气。总之，这里是一片繁荣昌盛景象。
我们愈往前走，愈觉得这里好。在一家取名“血花’的书店门前，一大祥人在争购《中国青年》。《中国青年》在济南是很不容易看到的，我们也挤上去买了几本。买好书后，听得周围的人纷纷在说：“现在民众都已站起来，这一下一定要消灭军阀，收回租界了，不怕外国人不让！”
我们听了后很兴奋，杨荣林凑过去问道：“是收回英国人的租界吗？”
“是啊，怎么，你还不相信？咱们革命政府实行革命外交，还能让洋鬼子再欺侮下去吗？”一个操山东口音的高个子青年回答着。
我们听了这话后，不禁想起了五卅运动时，在济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所受到的遭遇，越发觉得革命政府可爱了。
我们接上关系后，被介绍到武昌师范大学住宿。
武昌是座土城，但十分结实，北伐军在这里打了好几个月，驻守的军阀柳玉春和陈嘉模非常顽固，最后北伐军挖了几里长的地道，将炸药埋在城下，把城炸开了。我们进城时还听到很多群众在纷纷谈论这件事，说没有共产党，没有叶挺的指挥，再过半年也难解决这场战斗。
武昌师范大学里住了好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凡是由组织介绍来的大都住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一批山东青年，其中有不少是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大家聚在一起很热闹，也很高兴。我们这些青年人碰在一起，一天生，两天熟，但过了几天后，由于见解不一，竞常常争吵起来，争吵的焦点总是；国民党好，还是共产党好？三民主义好，还是共产主义好？往往争得脸红脖子粗，难分难解，直到大家疲劳了，或者觉得不值得与对方再争论时才结束。
杨荣林是最欢喜争论的，时常跟人家争得对骂起来。我们其余几个人都是老老实实的，觉得与人吵架总不好，大家都是来革命的，萍水相逢，何必要弄得气呼呼的呢？所以常劝杨荣林不要去和别人争吵。
有一次，谢拙民和孙之斌出去有事，我在跟别人交谈，杨荣林又与几个人争得对骂起来了，我见公今寿捧着痰盂要出去倒，就叫他顺便把杨荣林拉回来。
我谈好话，见杨荣林和公今寿还没有回来，就出去看他们。刚走出宿舍门，一眼看到公今寿举起痰盂要往杨荣林头上砸，我吓了一跳，连忙叫了声：
“今寿!”
公今寿手中的痰盂已砸出去了，不过改变了方向，将痰盂砸在自己脚旁了。“哗啦”一声，周围的人都惊呆了。我赶忙跑过去，见杨荣林面孔发白，公今寿脸色铁青，眼里还闪着泪花。我不知他们发生了什么事，赶紧把他俩拉到房里来问原因。两个人好久不吭声，我急了，责备道：
“出来革命了，你们还是孩子啊！”
这句话总算把杨荣林的嘴撬开了，他连珠炮似地吼道：“你们只知道要团结，只知道不得罪人，只知道我杨荣林好和人争吵，你们知道不知道那些公予少爷们和我吵了些什么？他们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骂共产党是赤色帝国主义的走狗，是共产共妻的土匪，我能耐得住吗？我要为共产党说话，不让这些土豪劣绅的子弟逞能I咱们都是来革命的，你年纪最大”他指了我一下，“你是我们的老大哥，为什么不问是非？为什么不帮助我，还要阻碍我……”
杨荣林讲得很激动，我听了后，吃了一惊，原来他和别人是为这些事争吵，我的确误解了。我一时在这问题上转不过嘴来，就问公今寿：“他不回来就不回来吧，你为什么要用痰盂砸他呢？”
公今寿还是闷着头不响，眼里的泪水更多了。还是杨荣林把问题讲清楚了，他把声音放低了些，认错地说：
“这是我不好，我不该骂他……”
他们讲了一阵，我才明白了事情的经过：公今寿出房门后就叫杨荣林回宿舍，杨荣林没理睬。公今寿倒好痰盂回来，见杨荣林和别人吵得更凶了，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把拉住杨荣林往回拖，被杨荣林挣脱了，说了句“你别管我”，叉继续和别人吵，公今寿又去拉他，杨荣林说：“你懂什么？”挣脱了又继续吵。公今寿急了，说：“你象个唠叨的老太婆，一天到晚尽跟邻居过不去。”杨荣林听了后，也不加思索，转身随口骂道：“你是什么？是个土匪，只会捣乱l”公今寿见杨荣林不同情他过去
的遭遇，反而当着这么多人骂他土匪，非常气愤，他最怕人家揭他这块疮疤，暴躁的性子顿时发作起来，举起痰盂要砸杨荣林，正要砸时，又觉得自己干过土匪终究是走错了路，，不该为这事伤了朋友，正好我叫了他一声，他就将痰盂砸在自己脚旁了。
事情讲清楚后，一杨荣林有点激动地向公今寿道歉说：“我不对，不该戳你的伤疤。”
公今寿掉了两滴泪，说：
“我过去走错了路，今后要好好干革命……”他停了一会，又说，“我也不对，只听你们共产党国民党的乱嚷一通，没弄清究竟，就一再拉你。以后我也要和那些家伙坚决斗争!”
经过这次纠纷，杨荣林和公今寿更团结了。大家思想上也明确地认识到；来武汉参加革命的青年，思想并不都和我们一样。
一九二七年初，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招考了，前后考了好几次。第一次，我们都没有被录取。我们准备考第二次，可是杨荣林再也不愿意考了。
那天，我和谢拙民从外面回到宿舍，见杨荣林正在收拾行李，就忙问为什么？杨荣林说；
“好马不吃回头草，一次考不取，已经够丢人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我已打定主意，去参加北伐宣传队了。”
我们见他要单独行动，一时不知说些什么好了，只简单地重复着说：
“不要走，咱们一道出来的，别分开，等着考第二次吧。”杨荣林理也不理，说：“我杨荣林从来没有坍过这样的台，在山东时哪一次考试不是名列前茅！我还能再去考第二次？不，不再考了。我这次未能考取，连杨荣林这名字也受了侮辱，我决定改个名字，我已经想好，‘耀宗’、‘旭升’太俗气，钢、辉、毅、诚，也用得太多了，叫‘杨了’，又难听，从今以后你们叫我‘杨的’好了，我想天下不会再有人和我同名了。”
杨荣林这人很高傲好胜，他拿定主意后是不会轻易改变的。我们又劝了他一会，他还是要去北伐宣传队，并一再动员我们也去。
我们议论了一会，觉得组织上是叫我们来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不应该随便到别的地方去，即使要去也要仔细地商量商量。虽然我们也将这道理对杨荣林讲了，但他还是不依，说；
“北伐宣传队就要开拔了，我也来不及跟你们多噜苏，参加一枪一刀的拚杀，打到北京去，比后方干工作痛快得多，我只要始终跟着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尽自己所有的力量，总不会有错。”
杨荣林决意要走，我们也没办法。公今寿心里很难过，但也没法挽留他。屋子里沉默了好久，最后我们只好将他送到北伐宣传队去。
北伐宣传队开拔的时候，杨荣林紧握了下我们的手说：“一窝里生的鸟儿，难得在一路儿飞。男儿志在四方，咱们不妨各奔前程。我保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流出自己的血汗，哪怕粉身碎骨，也决不动摇！咱们后会有期，你们一定不要忘了杨的啊！”
回到住处，我们对杨荣林的执意孤行有点气愤，但在感情上又有些难受，所以大家好久没有开口。掌灯时分，出去了一天的孙之斌回来了，他高兴得很，对我们说：
“我不考了。我遇到姨父啦，他叫我今晚就住到他那里去。”
怎么，孙之斌也不考了？我急着问他为什么。孙之斌说，他在街上碰到了远房姨父，叫他一道去做买卖，不要掮枪杆子了。
我说：“你不要革命啦？”
他支支吾吾地说：“说不定这次又考不上。”说完，他迟疑了一会，去卷行李了。
我还想上去劝他，谢拙民拉了我一下，轻声说：“算啦，丢掉这块烂肉吧。”
公今寿也怒气冲冲地说：“老道哥，不要夹着两眼泥，你也要看看是什么菩萨再上金啊。”
公今寿的话当然是说给孙之斌听的，但孙之斌一声不吭，卷好行李后，红着脸迟缓地说：
“我去了，再见，你们帮助过我，以后要我帮助时就来找我。”
他从抽斗里拿出张纸，写上了住址，留在桌上，出门喊了车子，自己坐在车上，叫车夫进来提了行李。
我心里气极了，组织上出了路费，送他到武汉来参加革命，他却去做商人了。我和谢拙民都悔恨当初不该带他出来．公今寿见我脸色不好，安慰道：
“老道哥，算啦，这种人本来就不是革命的材料，你还气他干啥l他早点离开，少吃些公家的饭，也是一件好事。”
谢拙民不声不响地拿起孙之斌留下的字条，撕得粉碎。第二次考试我们都录取了，大家十分兴奋。但小妮儿刘辉未能录取，因为校方嫌她年龄太小，怕受不了军事训练。这天，她从女宿舍跑来恳求我们说：
“请你们想个办法吧，我一定要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别人做得了的事我也能做，别人吃得了的苦我也能吃”
当然，我们也很着急，虽然公今寿最怕与妇女接近，这时他也为刘辉的事急得双眉紧锁。大家想了会，实在想不出办法。刘辉的两只大眼睛一闪不闪，小嘴唇咬得很紧，我从来未见她这样沉重过。过了一会，她突然说道。
“我把头发剃光，去找招生委员会，他们不给我戴上军帽，我就不走!”
她要把头发剃光l这使我们吃了一惊。是的，在考取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一些女青年中，都自动将辫子剪了，表示革命的决心，有的将头发剪得只有一寸多长，但把头发剃光的，却一个也没有。特别是我们这些比较封建的山东人，对女人剃光头，真是一件想都不大敢想的事情。
刘辉见我们都用惊奇的眼光看着她，并不觉得吃惊，丝毫也没改变主意，她右手捏成拳头，轻轻地捶了下桌面，自言自语地说：
“不下决心，还革什么命！”说完，她走了。
刘辉的决心，果然感动了招生委员会的委员们。二月初，我们和刘辉都扛起枪穿上军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