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已大亮，我们肚子饿得厉害，想找家小店吃些早点，可是家家闭户，店店关门，连鸡狗都看不到一只。谢拙民提议。“我们不要吃东西了，还是早些离开这里，反动派会来搜查的。”
大家觉得小吴门外的车站，定有反动分子把守，还是到别的车站去乘车上武昌，比较安全。
我们终于在一家老农民家里吃到了早饭。饭后，我们要出门上路，老农民不让，说：
“看你们穿着一样的衣服，戴着一样的草帽，路上被坏人遇上，一定不会放过。”
他要我们躲在他家里，等天黑再走。
农村里也不安宁，逃出去的土豪劣绅不知怎么回来得这样快，他们组织了反动武装，在追捕农会干部和进步群众。老农民愤慨地问我们。
一同志，这是为什么l如果早一点分了地，早一点把枪交给我们农民，王八羔子们还敢动一动吗？”
我们也不知怎样回答才好。
当时，党还处在幼年时期，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掌握了党的领导权，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曾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没有被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采纳。在第五次党的代表大会上，陈独秀还将毛泽东同志排斥在大会的领导之外，并剥夺了他的表决权。毛泽东同志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两篇极其光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献，也受到陈独秀的压制，不准在党刊<向导》上发表，因此当时有许多同志未能读到。由于毛泽东同志在湖南进行过很多革命工作，这里的农民运动发展得很快，使反动派胆战心惊。汪精卫大骂湖南农民‘无法无天”，陈独秀也跟着喊农民运动“过火”了，需要加以“纠正”。“马日事变”发生后，党的许多领导同志都主张派叶挺同志率部进攻长沙，但陈独秀坚决反对。不久，湖南党的同志组织了一二十万农民进攻长沙，也被陈独秀制止了，并被缴了械。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下，怎肯放手武装农民呢？
当时，我们对这些情况都不了解，因此，对老农民提出的问题，不知该怎样回答才好。
二十二日晚上，我们离开了老农民的家，走了好久，没有找到别的火车站。结果，大家决定硬着头皮冒险，到小吴门外去上火车。
到了街上，还是没有行人。尸首躺在半干半湿的地上，其中有小孩，有妇女，有老人。没有人敢出来收殓。街上的房子，这里烧焦了一片，那里打烂了一角。看了这副惨状，使人很快回想起五一节的热烈场面，想到了赵柔坚、杨瑞甫……唉，快要到星期天了，胖大姐陈桂珠会不会来长沙？陈丽会不会来找杨瑞甫？还有杨瑞甫的干妈，是否又在门前盼望……我们将所有的钱都凑了，才够买车票。上车后，大家提心吊胆地看着四周。一会，果然有十几个长沙分校的反动分子来车上检查了。我们连忙躲进厕所，关上门，直到火车开动后才出来。
到武昌天已快亮。下车后，我找个地方小便，回来时，见谢拙民、公今寿被一个哨兵带走了。我这一惊非同小可，难道武昌也反共了？我一个人蹲在墙脚边静候动静，右手不知所措地在地上乱敲。哐当一声，把我吓了一跳，缩回手向地上一看，原来是一块白晶晶的银洋，被我的手敲跳了。真见鬼，谁掉的呢？管他，天无绝人之路，我现在正是猪八戒带着空荷包，要人没人，要钱没钱，有它装备装备要神气些。
一会儿，谢拙民和公今寿回来了，但头上的草帽已经不见了。公今寿嘴里骂着：
“妈的，真是土匪：在我们穷小子身上也要发洋财。”我问谢拙民为什么又给放啦？他说：
“被带去问了几声，问我们是不是开小差的，为什么要从长沙逃来。我们说是找第四集团军司令报告机密问题的，就这样放啦。”
“放啦！帽子可给王八羔子拿去了。”公今寿说。我说：“算了吧，有钱咱们再买一顶。”
公今寿说：“钱！还钱呢？谁还有一个子边儿！”
我不理他，出了车站，我们已疲劳不堪，我就去叫来三辆黄包车。公今寿说：
“你疯啦，我可不愿意把衣服脱给人家l”
我把拾着一块银洋的事告诉他们。公今寿拍一下大腿，叹口气说：
“老天饿不死瞎鹰！”
车子拉到黄鹤楼附近，我们进了一家熟悉的小旅馆。
我们到武昌后，心里很想回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去，但我和公今寿觉得既然从那里出来了，再回去脸上就不大光彩。同时还怕见着陈桂珠和陈丽，怕她们听到赵柔坚和杨瑞甫牺牲的消息，会很悲痛。谢拙民反对我们的意见，他说：
“我们不应该有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应该依靠组织。现在不去找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还有什么地方可找？”
大家商量未定，正好又从长沙跑来了三四十个人，其中除了长沙分校的同学外，还有普通中学的一些学生。他们说：长沙已全部被仇鳌、许克祥等控制了，革命团体和机关全被捣毁解散，监牢里原来关着的土豪劣绅，也全部放了出来。反动派看到穿中山装的就捉，街上到处贴着反动标语，死的人不知其数。反动派正在进攻常德、湘潭等县。
武汉三镇的市民，对于反动派在长沙的所作所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怒。有好多人纷纷拥进了我们住的旅馆，打听长沙事件的经过情况，当他们听完我们的叙述后，都义愤填膺，咬牙切齿地叫着，要为死难的烈士报仇。大家商量了一下，便决定先组织一支宣传队，上街演讲发传单，向人民控诉仇鳌、许克祥等反动分子的罪行。还组织了一支请愿队，去找汪精卫。这时有人对汪精卫还存有幻想，认为他能说会道，拥护三大政策。我和谢拙民、公今寿都编在请愿队里。
国民政府设在汉口，请愿队一连去了两次，都没见着汪精卫，每次到那里，都由一个官气十足的大块头出来接待，他挺一挺肚皮，只说：
“汪主席不在，你们回去吧l”
第三次去请愿时，又是那个讨厌的大块头出来应付。未等他开口，公今寿走上去将肚皮一挺，学着大块头韵官腔说：“汪主席不在，你们回去吧!”
大家没来得及笑，公今寿就板起面孔，抬起他负伤的左臂说；
“住在深宫里的先生，你看到吗？”他指着负伤的左臂，继续说，“我们在流血牺牲，你在干些什么?今天你不把汪主席请出来，我公今寿就不饶你！”
公今寿上前要揪大块头。大块头赶紧往后缩了两步，打躬哈腰地说：
“同志，同志，不能动手！不能动手l汪主席确实不在，鄙人也没办法啊！”
说着，他退进了二道门。大概他认为离公今寿远了，又将肚皮挺了挺，严厉地说道；
“不在就是不在，看你这小子敢再撒野”
公今寿伸着手就扑过去，大块头砰地关上二道门，转身就跑。
门口的传达悄悄地对我们说：“汪主席在里面，你们在门口等好了，吃饭时准会出来。”
汪精卫既然在里面，我们还有耐性等到吃饭!马上在门口呼起口号：“我们要请愿”，“打倒反动派”……这时，又是那一个大块头，站在二道门里，透过门上的大玻璃做手势，要门岗赶我们出去。门岗只当没看见，大块头气煞了，匆匆跑回去，一会带来一排警卫，硬将我们赶出了国民政府。
我们气愤得很，汪精卫怎么是这样的东西I当然，这时我们还不知道他与“马日事变”有关。不过，他在我们心目中原有的好感，已消散得千干净净。
后来，听说第四集团军司令从前方回来了．，大家兴高采烈，觉得有办法了，因为许克祥属他领导，定会处理的。谁知去了几次，也是不见。
一天，我们在马路上拦住了这位司令的汽车，要他处理许克祥，他理也没理，汽车一溜烟跑了。我们只好臭骂他一顿．回到旅馆，出人意外，听到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两湖的工人农民决心要替长沙牺牲的烈士报仇，已组成几十万人，准备到长沙和反动派拚一拚。
“好啊！揍这些龟孙子!”公今寿吵着要立即回长沙参加战斗。可是路费没有。
“大家卖衣服，来个名符其实的赤膊上阵I”公今寿继续叫道。
店主人见我们的革命热情如此高涨，也深为感动。他说，“同志，你们不怕流血牺牲，一心为革命，可你们千万不能赤着身子上火车。我没有为革命出力，又是个穷店，我有只大皮箱，还有这张八仙桌，你们拿去卖了吧l也表表我对革命的心意。”
这店主人是个很好的小老头，受过帝国主义分子的迫害，真心诚意地拥护革命。我们来店时，身无分文，向他说明了情况后，他热情地让我们住下了，还供我们伙食，我们很感激。现在他又要卖东西，给我们当路费，谁能不感动呢？
可是，皮箱和桌子还没有卖掉，又传来了消息，说去长沙的工人农民被缴械了。我们象吃了一闷棍，不知所以然。后来才晓得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怕伤了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和气”，下命令缴的枪。
开始听到这消息时，我们都不相信，还四出打听，但到处都这样说。大家万分愤慨。在回旅馆的路上，出人意料之外，碰到了杨的。他虽仍然又矮又瘦，但结实了不少。他是从前线回来的，我们相见非常亲热。到旅馆后，他将前线的一些情形讲给我们听。我们也将别后经过的大致情况告诉了他。在谈到从长沙逃出来的路上将东西卖给旧货店时，我向他表示歉意，没有将他那条破烂的“成功被”留下来。
公今寿说：“破破烂烂的‘成功被’，全中国到处都有，我现在送你一条染着鲜血的围裙，留着教育后代。”
说着，他取出围裙，将炊事员老张的为人和牺牲的情况告诉了杨的。杨的也告诉我们：他所参加的北伐宣传队，也因第四集团军当局反共的关系，已经被解散了。他将铺盖搬到店里，和我们住在一起，将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交给我说t“我们还是和过去一样，你是老大哥，是当家的。”夜里，一个同学跑来通知大家：“明天出去活动要小心，第四集团军司令已下令通缉从长沙分校逃来的同学。”
怎么办呢？我们有满腔的革命热血，为什么弄得到处不能藏身。
这时，我们又在商量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去的事了。可是，就在那天晚上，胖大姐陈桂珠、陈丽、刘辉她们不知怎么听到消息，都找来了。
房间里一点声息也没有。刘辉映着大眼睛奇怪地问道．‘怎么啦，不欢迎我们？”
我们还是不吭声。公今寿这条硬汉子，却在这当口掉下眼泪来，弄得刘辉和陈丽更加莫名其妙。陈桂珠究竟年纪大些，又是党员，比较老练，看了这情形已明白三分，说道：
“讲吧，有什么了不得？即使天塌下来，有同志们在一起，也能顶住。”
谢拙民朝陈桂珠和陈丽看了看，说道，“好吧，我也认为能顶住。”
他就将赵柔坚、杨瑞甫的遭遇谈了一遍。陈丽呜呜咽咽地哭出了声。陈桂珠倒竖着眉毛，两只大眼满是泪水，但是，她没有哭下去，而是痛苦地将头往后面一甩，问道．
“你们今后打算怎么办？”
真是令人敬佩！她和赵柔坚新婚不久，听到这样的凶讯，竞能有如此的忍耐，非但不哭，反而问我们怎么办。我们就将汪精卫不理睬，第四集团军司令不接见，还遭到了通缉，现在正想回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去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她掏出一块手绢，擦干眼泪，说道：“对，应该找组织，我领你们去见恽代英同志，还是回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来。”
大家劝了一阵陈丽，她也不哭了，就一起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找恽代英同志。
恽代英同志在办公室里接见了我们。他的眼睛布满红丝，好象已经几夜不睡了。陈桂珠将我们的情形告诉了他，他点了下头。我想将长沙事件发生的详细经过讲一讲，他说已经知道，不用讲了。他给我们每人倒了一杯水，然后严厉地批评道：
“你们的动摇性很厉害，我不想说同情你们的话，因为那对你们没有好处。我问你们，当时离开这里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你们认为哪里好就往哪里跑，这是革命者应有的态度吗？长沙出了事情以后，你们感到反动派似乎很强大，就慌慌张张地逃出来了，你们没有想想那里还有信任党、坚决跟党走的广大群众。你们在敌人面前，不敢和群众一起坚持斗争，这就暴露了你们的动摇性。’他停了停又说道，“同时，你们还犯了自由主义。长沙出了事，你们就自由活动，不尽量设法和组织联系I从长沙到武昌后，也不马上找组织，而是到处乱闯，把希望寄托在反动派的恩施上，这是什么样的组织观点和阶级观点呢？”我们被他批评得服服帖帖，越听越对。他还批评了一些别的，我们全部接受。恽代英同志朝我们看看，问道：
“现在你们打算怎么办？”
我说，我们想回到学校里来。他没有讲什么。我又说道，“从长沙跑到武昌来的青年学生有三四十，他们都想到学校来。”
“还有什么问题？”恽代英同志问。
“还有，我们欠了旅馆里九十八元钱。”
他“嗯”了一声，拿起笔写了个条子，叫我们去会计那里领一百元钱还债，同意我们三四十人全部回校。
我们高兴得什么似的。临走的时候，恽代英同志又亲切地教导我们说：
“一个革命者要时时想到组织，依靠组织，相信组织。还要团结群众，教育群众，帮助群众。我们现在虽是国共合作大革命，情况却很复杂，遇到的意外事件很多，要有精神准备，无产阶级的立场要站稳！汪精卫不接见你们，第四集团军司令要通缉你们，这些，你们要牢记在心，弓l为教训。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只有靠共产党，靠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靠广大工农群众的团结奋斗．，才能取得成功l”
他说最后一段话时，脸孔微仰，双眉紧锁，好象想起了很多痛心的事。过了好一会，他才从深思中回苏过来，更亲切地安慰我们说：
“一见面，我就给你们一大堆批评，我相信你们是受得住的。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除了要有一颗对无产阶级事业的火热的、无限忠诚的赤心外，还要有高度的组织观念和群众观念。大家都能这样，我们就能克服重重困难，使我们的事业迅速往前发展。”
这样，我们在当天夜里，又回到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