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社会
我于1902年出生在现枣庄市薛城区张范乡的北于村。先后上过私塾、初等国民小学、高小、山东省立师范。1925年夏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3月，在长沙黄埔第三分校经暴崇德、刘赤血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5月，湖南发生“马日事变”后，经恽代英同意，我到了武汉中央军校。接着，跟叶剑英随军校出发，历时3个多月，辗转2000多里，到达广州。行军途中，国民党反动派为消灭军校学生，多次寻衅滋事。叶剑英果断采取措施，先是将军校改编为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后又将我们合并到第四军军官教导团。这期间，我与叶剑英朝夕相处，受到很多教益。
广州起义的第五天，教导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我被编入红四师十团。十团的党代表由徐向前兼任。1928年春，红四师打下了惠东，与澎湃领导的海陆丰起义队伍会合，在海丰召开了苏维埃政权成立大会。我是参加大会的红军代表之一。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多次派兵围攻我红四师。终因敌众我寡，红四师不得不分散打游击。我当时因患疟疾，身体十分虚弱，被迫躲在山洞里休养。后来，国民党军队和民团搜山，伤病员被敌人冲散。从此，我和党组织失去联系，在山上过起了野人般的生活。一天，我从甘蔗地里出来，被当地民团逮捕，先后被关进了海丰县监狱和国民党第五师监狱。在狱中，敌人多次对我严刑逼供，但我始终咬定是廿六师的散兵。后来他们说，即便是张发奎的散兵，如无人取保，也要处决。正在这时，我在武汉军校的同学黄军，将我保了出来。出来后因为找不到自己的部队和党组织，我只好于1930年夏，回到家乡，在齐村小学教书。在齐村小学，上课的时候，我有意识地给学生灌输一些革命思想，平常跟他们讲有关广州起义的故事，用事实驳斥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诬蔑。课后，我常与学生一起出操、跑步、爬山，因此学生们与我的关系十分亲密。当我提议接济一位因家贫上不起学的王磊时，学生们纷纷响应，很快就帮助王磊解决了上学问题。1932年，我被调到县教育局任督学。这时全县有十几处高等小学，50多处初等小学，还有20多所短期小学校。我利用巡回督学的机会，有意识地接近学校里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出身贫苦的教员。对于他们在教学和管理方面中的缺点和错误，我总是注意当面与他们谈，决不张扬到县教育局去。
不久，县里实行乡长考试，我和教育局里几位同事商定，分头发动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应试。因为，峄县的大权历来为崔、宋、黄、梁、孙、褚、王、鲍“八大家”及其亲属所把持。如果不从他们手中夺过部分权力，将来开展革命活动势必受掣。经我们发动参加考试的人都取得了任乡长的资格，有几个乡的政权被我们拿了过来。
邹坞暴动
“七•七”事变后，峄县各地纷纷成立联庄会。当时我想，如果组织起一支人民武装，将会有利于开展党的工作。于是，我主动与远亲刘景镇接近。此人性情直爽，体格健壮，做事很有魄力。我跟他讲抗日，讲民族前途，讲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的胜利，并征求他对参加联庄会的意见。他同意了。接着，又去动员刘景镇的挚友朱玉相。朱过去当过土匪，伤害过一些人。我劝他办桌酒席，宴请当地头面人物，向大家认个错。他照我的话办了，大家都原谅了他。这样，刘、朱二人都参加了联庄会，当上了自卫团的营长。
1937年底，我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当时，郭子化是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领导人，其公开身份是行医和开药铺。党员多数以小商小贩作掩护，开展革命工作。我在峄县搞联庄会的时候，还没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当时我想按广州起义的方式，举行一次以除掉王效卿为目标的小暴动。这样，既可以锻炼联庄会，又可以引起党组织的注意。
王效卿是五区乡农学校有名的恶棍，民愤很大。我曾多次告发过他，结果他在五区和蒙阴乡农学校没干几天就被免了职。回到峄县后，他又投靠了“八大家”之一的鲍家，当上了二区乡农学校的校长。这家伙继续为非作歹，群众恨之入骨。但这家伙颇机警，也有点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作恶多端，民愤很大，随时有被杀的危险，便准备逃跑。临走之前，曾找我大哥苦苦哀求，要我大哥救他。我大哥说：“你自作自受，我没法救你。”
为了组织这次行动，我回家找到石一九、刘景镇、朱玉相3人，向他们作了具体部署。1937年秋天的一个下午，王效卿带着他的一伙打手，来到临枣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邹坞车站，准备逃往枣庄。谁知列车误点，天快黑的时候，火车还未来到。王效卿沉不住气了，便顺着铁路北侧公路向东飞跑。我们的网张在甘霖。王效卿一伙闯进我们设置的网里，被徐广有打死。
邹坞暴动，为民除了一大害，也向峄县的国民党统治阶层捅了一刀。那些豪绅地主和被赶下台的旧乡长，像一群苍蝇，到处嗡嗡叫。他们要张县长抓住邹坞暴动为首的朱道南和齐村的李士美、邹坞乡的张友民、甘霖乡的朱绍南、联庄会的刘景镇和朱玉相，还要求县大队和枣庄中兴公司的护矿队参加镇压行动。当时，全面抗战已经开始。强敌压境，国难当头，人们普遍要求枪口对外；加之联庄会的上级是“四县边联”，根子很硬，因此，我们认为，峄县统治者不敢公然镇压。为了取得群众的支持，我们还大力揭露王效卿的罪行，为联庄会大造舆论，终于粉碎了反动势力的罪恶阴谋。
组织武装
“七-七”事变前后，峄县的一些上层代表人物，纷纷组织武装，以保全自己的财产和身家性命。县南马兰屯的黄喜堂，组织了一支四五百人的队伍，国民党给了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华北第五O支队”的名义。县北峨山口梁继璐，被国民党第五战区委任为三支队长。这些人都是反共的，是国民党的忠实走卒。但在当时拉起的一批地方武装中，也有几个比较进步的人。如许李庄的孙伯龙，组织起游击队以后，先跟黄喜堂合伙，任黄的参谋长，后来和黄发生矛盾，把队伍拉了出来。经过我们做工作，毅然加入到革命队伍的行列，建立起运河支队。还有一位邵剑秋，他是大地主邵仲礼的儿子，与牛山的孙云庭有杀父之仇。他当时拉队伍，一为保全自家的财产，二为对付孙云庭。但他是个青年学生，有抗战热情，在我们的“特种工作训练班”受训后，也参加了运河支队，担任了副支队长。
为了对付这帮地主武装，更为了抗击日寇，我想从联庄会中组织一支脱产的队伍。在征得联庄会骨干的支持以后，一支100多人的队伍就拉起来了。当时我们没有经验，不知向群众筹粮，出现了吃粮难的问题。我忽然想起县教育局有一批款，准备在日寇到来之前，作逃亡费处理，于是便找张局长要求接济。经过一番努力，分到了200元，解决了队伍的燃眉之急。一天，国民党第三专署派人联系收编我们这支队伍。因为他们没有答应我们提出的解决粮饷、枪支弹药的供给和不把我们的队伍调往外地等条件，所以没有谈成。后来，滕县的杨士元又派人来谈收编问题。他是滕县有名的杨家“三元”的老三，曾在阎锡山手下当过师长，后来辞职回家，买了十来顷地，在家坐享清福。抗战爆发后，他不能再安安稳稳当绅士了，便又投到阎锡山的门下。阎锡山想在山东插上一脚，就批准杨士元组织“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并答应供给粮饷、枪支、弹药和服装。杨携带巨额款项回来，搭起了自卫军的架子，派人到枣庄招兵。当时我们这支队伍正在为吃、用问题发愁，是否接受招编，急待抉择。幸好我与鲁南中心县委取得联系，并将‘邹坞暴动’时拉起的武装交中心县委领导。为迅速解决装备和供给，中心县委决定暂时接受杨士元的管辖，以摆脱目前的困境；但要保持我们原来系统的独立完整。他接受了我们的条件，谈判获得成功。
痛击日军
时局变化很快。敌人在占领济南后，迅速南下，侵入滕县。当时，川军正在两下店与敌人激战。杨士元下令，要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开赴前线。虽说我们这支队伍有三个中队，但却挑不出一个会打仗的人来。另外，我们还发现杨士元连日来和庞炳勋的军官不断接头，心想，如果庞炳勋撤退时把我们裹了去怎么办？于是，我们拿定主意，跟杨士元散伙，把队伍拉到滕县东北的城前。不出所料，杨士元真的要把队伍出卖给庞炳勋。苏鲁豫皖特委也觉察到杨士元的阴谋，指示我们和董尧卿、董一博弟兄俩（都是共产党员）所在的一个中队一起行动，脱离杨士元，撤回枣庄。于是，我和朱玉相的弟弟朱玉喜，骑上脚踏车，星夜赶回城前，通知部队立即行动。第二天又赶赴滕县，向董尧卿弟兄俩传达了特委的指示。随即和董一博冲出滕县城，经临城（今薛城）回到枣庄。这时特委决定：一、立即送患病的宋子成去高桥治疗；二、派何一萍进山，和郭致远、郭怀远、李绍九等做好大炉一带山区根据地的工作；三、把队伍交给我和纪华，有关部队的作战发展、装备、供给等问题，授权我俩相机处理。
我们向枣庄西北山区转移的时候，国民党汤恩伯军团的部队正往东撤退。当天晚上，我们和国民党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征同住在上下泥沟。我问他：“占领枣庄的日军才干把人，为什不去消灭？”他说：“日本兵不多，可后面还有；国军虽多，没命令谁敢动？”当我们要求他给我们补充些枪支弹药时，他推说：“另有专门机构管理，未便擅专。地方游击队要靠地方。”并建议我们派人把住山口，把上山逃难人带的枪扣下。我和纪华商量后，派人到山口，通过做思想工作，搞到五六支枪。队伍转移到龙河的当天夜里，我看到汤军团的部队正撤电线，知道他们要转移。第二天，我们也向大北庄一带山区转移。
国民党四十军的军械、弹药，小部分放在北庄庙上，大部分放在北庄北面的黄龙洞里。四十军临撤退的一天夜里，把军械、弹药炸了。我们听到爆炸声以后，立即兵分两路、把北庄庙和黄龙洞封锁起来。我们所以这样做，一是想把剩下的枪支弹药拿到手里，一是防止武器落到坏人手里。当时来抢枪的人真不少，有滕县的，还有费县和峄县的。爆炸声停下来以后，我们的战士不顾洞里硝烟弥漫，把头包起来，闭着气冲了进去。少顷，摸出了一捆完好无损的步枪，数了数，共10支。战士们高兴极了，又有几个钻了进去。一捆捆枪支，一箱箱子弹，就这样被战士们抬了出来。我们分发给每个战士一支枪、200发子弹。
不久，队伍向邹坞以北山区开拔。在路过红山峪时，队长李德胜没请示领导，就把这个村的枪都收了。这一下捅出娄子来了。第二天一早，土匪头子孙美扬和孙桂芝一起找上门来。他们光着膀子，嘴里骂骂咧咧，说要和我们算账。我对他们说：“收红山峪的枪，我不知道，回头我们再查处。我们应当集中力量打日本鬼子，怎么能打自己人呢。”为了安抚孙美扬，我告诉他我曾教过他的儿子。孙美扬听后，感到非常不好意思，一个劲地向我赔不是。我们给他们两箱子弹，孙美扬说什么也不要。我回到队伍驻扎的白庄后，让李德胜把红山峪的枪立即送了回去。
队伍继续西进，在东凫山村住了下来。因为刘景镇认识这村张聘卿的儿子张子光，开始他说可为我们提供一些方便。张聘卿是前清秀才，“安庆帮”的头子，辈分最高，连蒋介石也得称他为师傅。抗战开始后，他回到老家，跟儿子张子光一起过。我们在东凫山村住下后，考虑到刘景镇和张子光的友情，我便拜会了张聘卿。闲谈中，张聘卿突然提出国民党八十九军秘书长、他的徒弟张铁芳来鲁南发展武装的事，劝我们归到八十九军。我再三推辞，他又叫手下的马卫民和我谈。我提出：我们需要的枪支、弹药、饷金、粮秣和服装，你们能马上解决，才可以考虑归属的问题。我说这话的本意是借以推托。张聘卿、马卫民听了以后，果然张口结舌。最后他们说：“咱合作吧！”我说：“共同打鬼子是可以的。”他们还不死心，夜间派人送来了他们的“口令”，我们立即给顶了回去。这些家伙老羞成怒，当天晚上就通知东凫山附近几个村庄不准给我们送给养。第二天，我们便向西移，进驻了墓山村。
墓山村在墓山的前怀，离邹坞车站八九里。当时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就驻在邻近的南塘和沙棚。不久，郭致远和邱焕文、张光中和李乐平分别带领部队来到这里，总数约有千把人。在特委的领导下，部队编为“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由张光中负责，何一萍任政委，韩文一任参谋长。我们这支部队和郭致远带来的部队编在第三大队，下属四个中队。由于我队人数多，编为一、二中队，郭致远带来的队伍编为第三中队，第四中队是在南北于、张范一带拉起来的队伍，由我大哥朱绍良领导。三大队武器好，战斗力最强，知识分子也比较多。特委把三大队委托给我和纪华兼管。队伍经过整编，要求更严格了。我们和八路军正规部队一样，与群众同甘共苦，帮助群众劳动，做什么事，都按党的规定办。为了培养干部，特委举办了几期训练班，为部队培养了一批政工干部。
我们的部队整编后，素质提高了，但对抗战全局和周围敌情了解的很少。1938年4月6日这天，我们在山上看到邹坞方面有大批敌军向西开。我们几个人分析，肯定是日军打了败仗。我们现在不打，更待何时。修家庄家后的磨石塘地形很好，虽离日军大队很近，但容易隐蔽。于是，我们布置好参战的部队，向日军大队开了火。打了一天一夜，打死很多日军。奇怪的是，不管我们打死他多少人，鬼子照常走路，不还手。第二天一早，日军的三匹洋马惊了，驮着东西跑到我们这个方向来，被我们逮住了。一些同志骑上洋马，在附近几个村庄兜圈子，宣传我们的胜利。第三天，我让大家休息一下，大家嚷嚷开了：“鬼子退却，光挨揍，这个仗不打，以后上哪里找这样的好机会？”我看大家情绪高涨，就同意了。跟前两天不同，这次日军还手了，机关枪照着我们一个劲地扫射。幸亏我们占的地势高，地形好，守住了阵地。在这次战斗中，排长陈连同志牺牲了。第四天，过的多是大车，押车的日军不多。我们截下两辆，扒开车上的袋子一看，里边装的全是骨灰。看来，日军是在台儿庄打了大败仗往后撤退的。
反顽战斗
打日军的最后一天，三中队司务长刘金山，带了全副武装的13名战士，到各村去催给养。路过小马庄时，庄里的人再三让他们休息、喝茶。正在喝茶时，突然窜出一伙人来，把我们的战士包围起来。因为我毫无准备，再加寡不敌众，十几个战士被他们绑走了。事后一打听，原来是马卫民的两个带兵官曹玉成、张二恶安排的。我得到情报，马上派刘景镇去，不料晚了一步，我们的人和枪已被他们送走了。曹玉成和张二恶因走得晚，被刘景镇抓住了。这两个家伙又磕头，又求饶，再三保证把人枪送回来。刘景镇竟然一摆手，让他们走了。过了两个小时，马卫民派人送来信，说是我们的人打了他们的人，没有做到枪口一致对外，违反统一战线。又说收的枪原是他们的。最令人恼火的是，这个马卫民常造我们的谣，屡次欺负我们。于是，我们决定消灭马卫民这股土顽队伍。
褚雅卿是共产党员，有指挥才干，很勇敢，我们决定由他指挥战斗。这次反顽战斗于4月10日开始，我们从官庄到防备村，对马卫民的据点来了一个大扫除，并在防备村捉住了马卫民，收回了我们的人和枪。
徐州沦陷后，郭子化从徐州来到沙棚，听到三大队消灭了马卫民，便来到墓山村。我向他作了详细汇报，他批准了我们处理这批坏人的意见。接着，我们组织军事法庭，处决了马卫民和罪行最重的十来个人。
一天，我接到孙伯龙、邵剑秋和沈范全的来信，说他们那一带司令多如牛毛，要我去看看。特委领导上也觉着有此必要。郭子化对我说，张洪义在董尧卿那里搞政治工作有困难，让我先到那里去兼任政治处长，工作一个阶段，交由文立征代管，然后再带三大队到各地活动。
我带队先到周营，接着跟董尧卿到了南常。董尧卿带的这支部队问题确实不少，担任政治工作的青年没经验，一些成份不好的队长闹不团结，领导束手无策。部队生活搞得也不好，大家有意见，人员情绪不稳定。董一博倒具有组织领导才能，可是民运工作忙得他不可开交，根本无暇顾及董尧卿这边的事情。在我的建议下，董尧卿决定加强政治工作，由邵伯阳主持，在白楼办起了训练班，效果不错。安排好该办的事，我带领三大队到了柱子山。
柱子山，也叫天柱山。这里是威震敌胆的台儿庄大会战的战场之一。眼前，部队挖的战壕、筑的掩体犹存，坦克履带轧的印痕仍依稀可辨，尚未掩埋的敌我双方尸体，在60方丈的土地上就有30几具。柱子山南边有个南坝子。五O支队司令黄喜堂的根就扎在这里。我们的队伍从周营一带过来，部队装备精良，服装整齐，纪律严明，到处歌唱，令当地群众一新耳目，扩大了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的影响。
当时，跟我在县教育局同过事的孙业洪，接受国民党第三专员公署专员张里元的委任，成立了二支队，驻北洛。我的姨兄弟刘慧在那里当队长。考虑到张里元和我们有统战关系，去作张里元工作的蔡北峰这时正在孙业洪的部队里，也考虑到我和孙业洪在教育局时关系很好，因此，为了争取他，我就暂住其弟孙俊峰家里，等待他从台儿庄回来见面。在孙俊峰家住下的第二天早晨，我接到郭子化送来的十万火急亲笔信，叫我立即带领部队星夜返回，并动员董尧卿部和褚耀彬部一同来山区参加反顽战斗。经过一夜急行军，我们到达南常，口头向董尧卿传达了特委指示，并要董尧卿通知褚耀彬后，我们就赶回了老根据地墓山。
这次反顽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滕县的申宪武、孙鹤龄，费县的李以锦，峄县的韩秀尧这一伙地主武装，见到我们后方空虚，有机可乘，就秘密开了个会，决定由申宪武挂帅，妄图消灭我们。这一消息，特委是从与会的崔遽庵写给我的一封信里知道的。这崔遽庵与我是亲戚，过去我俩关系不错，他在黄喜堂的五O支队当了个挂名副司令。因为当时我不在，郭子化拆开他给我的信，发现了申宪武一伙的预谋。他当即采取紧急措施，决定：一、迅速集结特委领导下的部队，准备打仗；二、由郭致远到四县边联找万春圃、梁继箴派人帮助我们；三、由老红军童陆生担任总指挥；四、迅速组织好部队，先发制人，向申宪武老巢羊庄发起攻击。原来，申宪武准备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但是，正当他们忙着做准备的时候，我们早于他们3天动了手，很快就把申宪武的部队打垮了。这次打他们，事出无奈，我们并不想消灭他们，还是想争取他们共同抗日，所以把俘虏他们的人和枪都还给了他们。不料，从我们指缝里溜走的申宪武，又在东江露头；上次战斗中逃脱的韩秀尧，领着他的人连同西集的地主武装，也向东江靠拢，继续跟我们作对。于是，特委又组织了东江反顽战斗。
东江坐落在驳山之阴，薛河之阳，是个石头围子，很险要。从6月底开始进攻，打了一个多月没有打开。这时四周的土顽部队约有六七千人，他们和东江的土顽相呼应，如果他们一齐围上来，真够我们对付的。不得已，只好向上级求援。苏鲁豫皖边区领导人郭洪涛于7月上旬，率领四支队的一个团约四五百人，从鲁中地区远道赶来，虽然打了几个胜仗，围子里的敌人也出现了恐慌现象，但仍未能改变这种胶着状态。7月末，郭子化鉴于这样长期相持，于我不利，便给驻莱芜的石友三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助。石友三是国民党第十军团的司令，原先和我们有统战关系，他的政治部主任张友渔是共产党员，当时很有威望。接着，我又和朱本善、刘其才一同到莱芜，去见张友渔。结果一了解，这时石友三已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所掌握，石本人的态度也变坏了。此行没有成功。特委决定放弃抱犊崮以西一片地区，到抱犊崮以东大炉那里，会同万春圃建设抗日根据地。队伍转移时，遭到沿路土顽武装的多次袭击，由于我们不加抵抗，部队受到一些损失。路过张家子集时，碰到李以锦的队伍。李以锦反共最坚决，估计他不会放过我们。郭子化、张光中便去找李以锦。经过交涉，李表面上允许我们通过，但暗地里又埋伏了人，准备给我以突然袭击。他的诡计被我们识破后，郭子化又去和他交涉。他知道河滩里有我们的2000多人，不好惹，终于让我们通过了。
到大炉以后，四支队的一个团撤走了。1938年9月上旬，根据特委指示，我们在这里接受了张里元的编制。张里元当时表现还好，跟我们合作，给我们供给，保证我们独立自主地进行活动。这时我们的番号改为“山东第三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直辖四团”，张光中任团长。
1938年秋，党组织决定调郭子化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统战部长，调我到中共临郯中心县委做统战工作。我们来到临、郯、费、峄四县边联办事处时，因办事处主任李仲勋杀了“青六团”的一个骨干曹元，正在和土匪头子王学礼闹矛盾。郭子化和我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解开这个疙瘩。要做的第二件事，是帮助李仲勋摧垮地主政权，组织联庄会，建立武装。
王学礼家里的地不少，是地方上的豪绅，在附近颇有些号召力。听说他与芙蓉的刘干臣是莫逆之交，我们就找刘干臣做他的工作。刘干臣把王学礼请到自己家里，我们共同陈述当前形势以及他的出路所在，还谈到了是否依附张里元的问题。征求王的意见时，他说：“要干就干八路，不干国民党！”这是他目睹苍山暴动、看到共产党比国民党好而讲的真心话。我们又说起暂时把他的队伍纳入张里元编制的好处，并且以我们暂时归张里元编制的事实来说服他。经过两天的工作，他同意了，被编为第三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直辖二团。
建立政权
1939年夏，日寇“扫荡”沂蒙山区。我方指挥这次反“扫荡”的是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当时我带领600多人，朱玉相带领700多人，在罗政委的指挥下，突围南下，在外袒村与日军发生遭遇战，我的腰被摔伤。此后，部队脱离了张里元，转战于依汶、孟良崮、朱满，又转战到临沂、郯城、邳县一带，最后到涧头集以南的黄邱山套才停下来。
1939年8、9月间，一一五师东进支队自鲁中开到抱犊崮山区，扫除了当地的顽固势力，肃清了土匪，为建立峄县抗日民主政权打下了基础。中共山东分局决定，把我们这支部队整编为“一一五师苏鲁支队”，下设三个营。我带的这部分人编为第三营。与此同时，还成立了动员委员会，主任是我，副主任是邱焕文。罗荣桓政委在动委会成立的会上，给我们讲了关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三三制”问题，并对动委会如何开展工作作了具体指示。经过发动，峄县各区都选派出自己的代表。1939年11月，召开了全峄县的选举大会。选举结果，我和一一五师派来的潘振武票数相同，他为县长，我为民政科长。不久，邹、滕、临也都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春，潘振武调走，我接任县长。当时生活很困难，我这个县长连床被子也没有。秋收以后，每天也只能吃上一斤多鲜地瓜。虽然这样艰苦，我们还是坚守在南泉，因为这里是鲁西到天宝山区的必经之路。
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武装的存在与发展，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1940年秋季，敌人集结了鲁南的日伪武装，首先对我运河支队驻地十八黄邱山套“扫荡”。我运河支队损失很大，1400多人的队伍，邵士成只带出了500多人，孙伯龙在战斗中牺牲。
1942年以来，罗荣桓政委运用翻边战术，主动向敌人后方进攻，鲁南根据地有所恢复，建立了专署机关，县级以下武装部队逐渐扩大。这年春，我被调到华东学习。1943年，回到鲁中南行署工作，直到抗战胜利。
艰苦斗争的年代，锻炼了部队，也锻炼了干部。我所在的部队，后来发展成八路军八师，许多久经考验的同志走上了领导岗位。但是，也有不少战友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同志，经常怀念着他们。他们的功绩，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傅本农、郭明泉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