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秋天，我在峄县邹坞、张范一带，发动农民群众举行了一次武装暴动，铲除了反动的邹坞乡农学校校长王效卿，创建了峄县人民武装。翌年5月，编入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第三大队。
拉起武装
我们惩办了作恶多端的王效卿，峄县邹坞、张范一带的农民群众人心大快。这一行动对峄县的反动势力震动很大。自邹坞乡农学校解体以后，其他乡农学校，像西集、涧头集、台儿庄、周营、峄县城等，也很快自动解散了。这时，国民党峄县县党部及一些抗日战争时期豪绅地主、下台的反动镇长等纷纷上书请愿，要求上边派兵对暴动的农民群众进行镇压。峄县当局听了他们的话，除调动县警备大队随时准备投入镇压活动外，还联络了枣庄煤矿中兴公司护矿队配合行动，一时空气十分紧张。参加暴动的农民群众听到风声后，一家老小惊慌万状，不知所措。这时，日军已开始向山东进犯，民族矛盾更加尖锐，各界上层人物都惊恐不安。针对这种局势，我借机在峄县城组织人“放风”说：“听说邹坞暴动有5000人参加，3000条枪。他们不久还要攻打县城，先杀县长，再杀王、鲍（大地主）两家。”这股风吹出去后，峄县当局头面人物很害怕，不敢对参加暴动的人下手。
我见县城的官僚们不敢动武了，便去枣庄南马道“医药合作社”向党组织作了汇报。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委员何一萍以及邱焕文等同志听了汇报，指示要立即将参加邹坞暴动的人组织起来，建立由我党直接领导和控制的人民抗日武装。一是为了抗战打鬼子，二是应付峄县国民党当局和封建势力的反扑。我带着边区特委的指示回到了北于村，找到刘景镇、朱玉相、朱少良等，向他们讲清为什么要把人组织起来的道理。那时他们的手下都掌握着一帮人，再加上各村联庄会的人，很快把人组织起来了。人们集合以后，就住在邹坞。从乡农学校弄来一些枪，再加上分散在各村的枪支，没几天就搞起了一支拥有60多支枪、100余人的武装，命名为“鲁南抗日自卫团”。这部分人一集中，这一带轰动了。当时邹坞附近有3大股势力，一是齐村的崔遽庵，二是西石沟的薛家，三是南石沟的田家。他们知道联庄会集中起来的这些人不好惹，大部分是“穷光蛋”，天不怕地不怕，最怕这部分人受共产党的领导。地方的封建势力极力对我们施加压力，妄图把这部分人挤出这块地盘。
那时，我还未离开县教育局，局长张玉亭同情抗战。县里已经乱起来了，教育局内的工作人员有的提出要回家。当时局里还有一笔教育经费，张玉亭想拿这笔钱买枪拉武装。回家的人向他要逃亡费，他问我要不要？我当然要了，给了200元。邹坞集中起来的人，供给非常困难，当时没有经验，不知道如何筹集，我拿回来的钱都用上了。这时国民党山东省第三区专员公署派来一个叫白玉香的人，说要把我们这一部分人归他，他发给委任。刘景镇、朱玉相问我怎么办，我说可以，但是我们需要服装、枪支、子弹，他要是把这几条解决了再考虑。还要加上一条，我们这部分人不脱离这个地方，拿到委任再说。结果没谈成。在这里，一些地方反动势力对我们威胁也很大，部队供给难以解决。究竟怎么办，一筹莫展。
开进山里
滕县有个杨士元，是阎锡山的一个退伍师长。七七事变后，他打着抗战的旗号，组织起“鲁南民众抗敌自卫军”，国民党给了他一些枪支弹药。1937年10月，杨士元把自卫军拉到枣庄，建立了八大处，其中有个叫招编处，处长董尧卿。这人和朱玉相、刘景镇很熟。邹坞暴动这一部分人是不是合编到杨士元那里去？当时我向鲁南中心县委作了请示。何一萍、宋子成听了我的汇报，同意我们合编进去。我就找董尧卿说：“我们这一部分人可以编为杨士元的番号，共同抗日，但要保持我们的独立性，部队调动要经过我们同意。另外，我们还可以帮助自卫军把政治工作建立起来。”他都接受了。这时，共产党在枣庄已经公开活动了，中兴职业中学的一些学生很活跃，像李作森、沈春光、汪国璋、许在廉等人，都被县委派进自卫军去了。这些青年人工作热情，抗日宣传工作搞得很好，人员发展比较快。此刻，日军已经过了黄河，蒋介石调川军驻在滕县城和界河、两下店一带。李宗仁的第五战区一部分部队也开赴前线。杨士元把自卫军带到城前，后又转移到邹县张家庄驻防。他暗地里与庞炳勋接头，想投靠庞部。我和刘景镇都没去，是在枣庄听到的这个消息，认为我们唯一的武装万一被带走，问题就严重了。1938年3月，我遵照鲁南中心县委的指示，亲自去张家庄我部驻地，把我们的人拉回来了，脱离了杨士元的部队。不久，川军在两下店与敌人接上火。打得很激烈。3月中旬，川军开始撤离滕县。我们经临城返回枣庄。那时崔遽庵和我们的关系不错，后来峄县的国民党顽固分子黄僖堂受委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队华东第五十支队司令，崔是副司令。我们路经齐村时，找到他谈了些情况，约定他到山里再见面。3月18日敌人侵入枣庄，群众非常惊慌，工人、学生，甚至有些党员都缺乏思想准备。我和刘景镇、朱玉相商量，把我们这支部队拉到枣庄东边，准备到山里去打游击。
那时四川旅沪同乡会战时服务团大约三四十人，多是些学生，团长田托夫，副团长易野原，宣传部主任李浩然。原先，他们以为川军服务的名义开展活动，来枣庄后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川军撤退后，他们和我们一起离开枣庄，还有中兴职业中学的学生也一块撤离。3月18日开始转移，天黑到了郭里集。第二天继续往东走，人地生疏，因为仓促撤离，随部队行动的部分学生、教师等，对向东走的意图弄不清楚，到了税郭就不想再走了。我和纪华商量，集合起来讲一讲。我对他们说：“愿意抗战的跟我们到山里去，家中有老小离不开的可以离队。”这样一讲，少数青年学生走了，多数人不愿意离开我们。
那时，庞炳勋的第四十军驻在临沂。离开枣庄后，易野原说，他和庞炳勋有些联系，可以找庞要点钱和被服，还想叫庞供给枪支弹药。他和何一萍便到临沂去了。我们也想朝东走，打算到阎家庄住下。易野原和何一萍到临沂找到庞炳勋后，什么问题都没解决。我们对易野原很不满意，认为他政治上有问题。不久他跑掉了。鲁南中心县委研究，派宋子成到高桥，何一萍到大炉，分头去活动。接着，我们又与大北庄郭致远、郭怀远取得联系，队伍就在这一带农村住下了。
日本人对枣庄的煤炭很眼馋，为了不让敌人搞走煤，我们临撤出枣庄时，用炸药把煤井炸了。但是，对撤后的敌后工作没有很好地安排。这时宋子成生病，部队交给我和纪华负责。我们研究决定，先到峄县北部山区活动，利用和崔遽庵的1日关系，与他商量进行合作抗日。这时汤恩伯部几万人从鲁西退下来，住在这一带，电线扯了四五十里。我们在泥河住下，汤恩伯部下有个师长叫关麟征，也住在泥河。我便找他联系，希望他们能把枣庄拿下来，我们重回枣庄。关师长应付说：“枣庄虽然只有千余敌军，但后边还有很多呢！不能盲目行动。”我又提出叫他们给我们些枪支、子弹和经费，他说：“你们是地方游击队，这些都得自己想办法。”又说：“山下有两个口子是进山的路，你带领武装到那里，有拿枪进山的就收下，有拿钱的也给他留下，枪和钱不就都解决了吗！”我回来与纪华商量一下，可以去那里看看，派刘景镇带人把住两个口子。我向他交代：“如有带枪的群众，可以多做工作，请他们不要把枪带进山里去，留给我们打敌人用。如果不给不要强迫，他们带的箱子、行李，无论如何也不要打开。”他们在那里呆了半天，进山逃难的人虽然很多，可是总共才弄了五六支枪。
一天，我们住在龙山，夜间国民党部队通信兵开始收电线。我去问那位关师长为什么收回电话线，他说有任务要转移，还说你们游击队也应该后撤。国民党部队随即奔临沂方向去了。我们也离开了泥河到了周村。这时，前线退下来的部队像潮水一样往东跑，有伤兵担架，还有坐着轿子的军官。敌军向前推进很快，从峨山口到半湖一带枪声响成一片。3月22日，我们到了大北庄。郭致远等同志在这一带工作时间很长，群众基础较好，农村发展了党员，已拉起了武装。
在大北庄西北5里处有个黄龙洞，洞内面积很大，后来成了国民党四十军的武器库，里面枪支、弹药很多。四十军撤退时，把黄龙洞放火点着了，子弹被火一烧，“呼呼啪啪”响了一天一夜。我们到了那里以后，派人把守了洞口，附近的滕、费、峄几个县想从中弄枪的人都退了下来。待洞内子弹不响了，周围的火药味仍很浓，洞内的烟直向外冒。为弄出残存的武器，我们的战士用湿被子包着头进去，仍呛得难受，其中有两名战士将枪扛出洞口时，晕倒在地，嘴里直冒白沫。经我们顽强地与毒气搏斗，从洞内弄出了许多枪。这些枪都是“八沿钢”的俄国造，当时比较先进，虽然木质部分烧残了，但仍能用。从此，我们部队的武器都换了，每人还发了20发子弹。
第二天，我们从大北庄往西转移，在峄县邹坞以北碰到董尧卿的第五中队，有三四十人。队长李德胜原是个土匪，正在那里发脾气，围着一群人看热闹。原来，他们的人有的有子弹无枪，有的有枪无子弹，部队纪律很差，乱放枪。我见此状，对李德胜说：“不能放枪，老百姓听到枪声会惊慌的。”李说：“我们可以不放枪，可老百姓放怎么办？”我说：“那就收他们的枪。”从此，李德胜部暂编人我们队伍了。
自从撤离枣庄后，我们一直未得到休息。当天，部队到了白庄住下，我随即又到了离白庄不远的傅庄找到了崔遽庵，晚上住在他那里。天刚放亮，有人来报告：红山峪的土匪叫嚷说，我们的人收了他的枪。土匪武装将白庄包围了，要与我们决一死战。我随即赶回白庄，见到一个叫孙桂芝的人，正在那里光着膀子闹腾。我说：“你要干什么？”他气势汹汹地说：“你们的人到红山峪把我们的枪收了，我来找你们要枪！”我说：“我们应该集中力量打敌人，你若是打日本，我还给你枪，要子弹也给你。”他表示坚决打日本。于是，我让人把枪还给了他。
我们从白庄接着又转移到东凫山。该村有个叫张子光的人，人称四爷，此人与土匪关系密切。从前他曾与我父亲认识。他对我寒暄了一阵，又拉了一阵近乎话后，接着说：“我有一个徒弟叫马卫民，是五十九军张自忠部的秘书长，张自忠派他来这一带发展武装，你们干脆归他好啦。”我说：“不能这么简单，这些人自动组织起来打鬼子，我说了不算数。”我们正谈着，一个大胖子出来了。张子光介绍说：“此人就是马卫民。”只见他戴着眼镜，挺有派头。马笑眯眯地对我说：“我们一块干吧，保证亏待不了你们。我在胶东、鲁中和徐州都有关系，将来一切都好办。”我说：“远水不解近渴，这事我不能作主。”张子光随即把朱玉相、刘景镇叫来劝说。朱、刘都说听我的。张子光插话说：“道南，你还年轻，听您四叔我的话没错！”马卫民抢着说：“这样吧，我们合作。”我说：“合作打日本可以，干别的不行。”就这样，我们与张子光、马卫民的谈话不欢而散。
当天晚上，马卫民派人突然给我们下口令，我们自然不听他们那一套。因为东凫山一带是他们的地盘，第二天马卫民通知各村不给我们饭吃，我们非吃不行。就这样，我们与马卫民的摩擦从此开始了。
会师建队
1938年3月底，我们转移到枣庄西北部的墓山村。不几天，郭致远等同志率领的大北庄抗日武装也来到这里。特委指示我们合编在一起，我们编为一、四、五中队，住在墓山、老古泉等村。大北庄的武装编为三中队，住在凤凰庄。四川旅沪同乡会战时服务团的一些人与我们住在一起，编为二中队。因为“战时服务团”这个番号是国民党当局的，是合法的，经我们研究，暂时使用了这个番号。
在墓山会师合编后，力量逐步扩大起来。参加邹坞暴动的人占多数，还有从枣庄、峄县来的学生，有农民，有工人，有男有女，集中起来已有200余人了。
在同一个时期，滕县的李乐平、王见新、于公等在善崮训练班的基础上拉起了一部分武装；张光中等在沛县、夏镇一带也拉起了一部分武装。
1938年5月中旬，特委调集沛县、滕县和我们峄县的抗日武装，在滕峄边山区的墓山、南塘、善崮一带会合，成立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委任张光中为总队长，何一萍为政委。总队下辖3个大队，我们编为第三大队，仍住在墓山、凤凰庄。我和纪华、朱玉相、刘景镇负责这个大队，但我没有担任具体职务。三大队编了4个中队，一、二中队是参加邹坞暴动的人，三中队是郭致远那部分人，四中队是李浩然那部分人。三大队的武器最好，都是“八沿钢”，每人20发子弹，政工人员配备得挺齐全，纪律也好，战斗力比较强。我们按照中国工农红军的规章制度管理部队，唱革命歌曲，与群众同劳动，共甘苦，深得群众的拥护。有些青年学生参加部队后，工作很积极，像沈春光、李作森、汪国璋、许在廉、王磊、朱平桓、杜继贤等人，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很得力，是部队的政治骨干。
正式组建部队时，番号全称是第五战区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是郭子化在徐州给李明扬说好后确定的。这时，总队部驻南塘，特委驻沙棚。特委直接领导这支武装。
此时，董尧卿带着一部分武装驻在峄县南常一带。该部有一个中队，曾与我们合编在一起，称第五中队，义勇总队正式组建后，我们又让他们回到董尧卿部。杨士元已经不在自卫军了，董尧卿仍以自卫军的名义活动，受特委领导。但是，这部分人员比较复杂，团结不好，纪律差，我们派了部分干部进去，张洪仪任政训处长，还有李克俭、黄岱生、李荣萱、朱平桓、杜立等。这些干部进去后，工作很难开展。第五中队长李德胜，不听董尧卿指挥，想投敌叛变。后来，我们派刘景镇和董尧卿商量，把他枪毙了。从此，部队纪律好了许多。另外，还处决了几个坏人，这个部队才巩固下来。
痛歼马顽
马卫民，自称华北游击第五纵队司令，主要是收编了些土匪武装，有近400人，盘踞在滕峄边山区。他们到处抽枪、罚款、牵牛、架票。更不能容忍的是，他们架票时竞用我们的名义，在徐州国民党报纸上骂我们是土匪。因此，大家很气愤，都要求尽快地消灭他。
当时，我们第三大队第三中队住在凤凰庄，离墓山有六七里路。三中队司务长乔锦章率领10余人到墓山村去催柴草、粮食，路过小马庄时，村里出来一些人热情招待他们，香烟、茶水摆了一大桌子。乔锦章他们正在喝茶吸烟时，突然又出来一帮人，把他们的枪给没收了，人也给绑起来了。我们闻讯立即派刘景镇带人前去营救。刘景镇带人追上他们后，见是土匪头子杨二恶、曹万仓，可我们的人早已被带走了。杨、曹已被马卫民收编，知道我们也不是好欺负的，见我们的人追来，吓得跪下叩头说：“我该死！不知是你们的人，保证马上把人放回来。如果不送，你枪毙我！”刘景镇见他们苦苦哀求，便将他们放走了。我赶到时，杨二恶、曹万仓已经走远了。几天过去了，仍不见放人。我们多次派人交涉，既不放人，也不还枪。马卫民还给我们写信，说“我们应该讲统一战线，枪口要一致对外”等。马卫民这家伙，不放人，还反咬一口。我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决定用武力来解决。当时褚雅青和刘景镇这些同志，一提打马卫民都很积极。反马战斗共打了3天，消耗子弹1万多发，在当时来说是比较大的战斗。结果把马卫民的400余人全部击溃，缴获了很多武器弹药和1部电台，马卫民也被俘虏了。我部被抓去的10几个人和枪也全都弄了回来。
马卫民被我们活捉以后，见了我恳求说：“道南兄，真对不起你，请还我的眼镜好吗？”我说：“给你眼镜容易，可是你作恶不小，先在这里受点委屈吧！”时值台儿庄会战后期，徐州吃紧。郭子化从徐州回到滕峄边后，特委确定由韩文一负责处理马卫民。他根据我们讨论的意见，便将马卫民枪毙，为滕峄边人民除了一害，群众无不拍手称快。此次战斗，在鲁南来说，是我党领导人民抗日武装第一次与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正面摩擦。
袭击敌军
1938年5月初，有大批日本兵沿临（城）枣（庄）铁路的两侧由东朝西走，日夜不断。当时我们在墓山，不知道日本人要去包围徐州，也不知道台儿庄大战的详细情况。有些人认为这是敌军退却，主张借机打一下，尤其韩文一很积极。他当过国民党的县长，处事果断，口才很好，在枣庄开大会时，他上台讲演，号召力很强，后来经郭子化做工作，他就在我们这里随队行动了。刘景镇、朱玉相、褚雅青等都积极要到铁路沿线打敌人。经过周密计划，我们就行动了。
峄县的修庄和小甘霖村离敌人走的路线很近，便于我们的人在那里埋伏。敌人过来，我们就放枪，不管怎么打枪，敌人也不理睬。我们打死几个敌兵，可他们就是一股劲地往前赶路。头一天战斗，虽然没有多大收获，但也没有什么损失。到了夜里也去打，第二天早上又去打。得了一些东西，还有3匹洋马。连续打了两天两夜，大家很疲劳。第三天上去一打，这时鬼子还枪了，转过头向我们冲来。我们从磨塘退到小山口，敌军见我们向后撤了，也不再前来追赶了。我们的一个班长在这天牺牲了。这人叫陈连，是上新庄人。大家把他的遗体抬回墓山，买了口棺材送回家去埋了。第四天刮起大风，过路的敌军没有前几天多，过了些马车、牛车。这天上午，我们打伏击得了两辆牛车，车上装着军毯、军衣，还有钢笔，但大部分是骨灰。我们没见过这东西，一袋袋装着，闻不到味，当时就撒了，剩下些东西给了老百姓。这一仗，在鲁南震动很大，拉起武装打敌人，在峄县来说，我们是第一个。顽固分子的武装不敢和敌人照面。以后，我们才知道，国民党集结了一些部队在台儿庄附近和日军打仗，日军损失惨重，然后调兵增援台儿庄，企图渡过运河夺取徐州。日军的另外一部分兵力迂回到微山湖以西，从沛县、丰县一带包围徐州。5月19日，徐州失守了。
受挫东征
1938年春，鲁南这片地方地主武装、国民党顽固派武装、土匪司令多如牛毛，有一个连的人，就称司令，十人八人也叫司令。峄县国民党第五十支队司令黄僖堂给地主士绅、土匪、兵痞等乱发委任状，局势非常混乱。此时倾向抗日的武装也不少，像孙伯龙、邵剑秋、孙怡然、胡大勋等部。同年6月初，他们给我写信说：“你别在山里啦，出来看看吧。”我感到有必要出去，以扩大我们的影响。郭子化从徐州回来后，也觉得派我出去更合适，便对我说：“你出山吧，到自卫军去看看，张洪仪在那里工作有些困难，他在那里兼政训处长，叫文立征多做些实际工作。你去后住几天，安排一下就行了。”我也想看看台儿庄大战后的情况，就带着三大队一起行动了。我们到周营后，便召集董尧卿、孙伯龙、邵剑秋、孙怡然等人开了个会，共同商议成立了“山外抗日联合委员会”，大家推举我当主任。接着，又到南常董尧卿那里看了一下，发现该部有的中队长表现很不好，一些青年学生不愿意在那里干。针对这个情况，我提议在白楼村办了训练班，各部都派人参加受训。训练时间虽然不长，效果还是不错的。后来我又带人到了台儿庄附近，在柱子山北面见到一个一个的敌兵坟墓，墓前都有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上百个日本人的名字。证明台儿庄大战时敌人死亡很多。也听说，参战的中国军队阵亡也不少。时值6月天，又下了场大雨，坟被水一冲，骨头架子露在外面。雨水从山上流下来，尸体腐烂，臭气难闻，苍蝇很多，一脚能踩死好几个，煎饼上的苍蝇屎都成黑的。
我们的部队为加强抗日宣传，走到一个地方就唱歌，政治空气很浓，目的是刹一刹黄僖堂这些顽固派的威风，以扩大我军影响。在北洛村，我们找到峄县另一个地主武装头子孙业洪，那时我觉得这人还有希望跟我们一起抗战，后来发现他已接受了国民党山东省第三区专员公署张里元的委任，我就没再做他的工作。在北洛村住了一夜，我接到郭子化的信，他命令我们要立即赶回来参加反顽斗争。同时，叫董尧卿和褚耀斌的人也到山里参加反顽。我接到信后，当夜赶到周营，又路过董尧卿那里，将特委的指示告诉了董尧卿和董开夫。第二天回到了山里，仍住在墓山。郭子化见到我说：“申宪武认为我们的活动对他有威胁，到处骂我们共产共妻，和一些顽固分子联合起来要搞我们。他召集其他顽固势力头子已经开过会，制定了一套计划，想趁我们后方空虚时下手。”他还说：“崔遽庵也参加了他们的会，这个秘密是崔透露给我们的。”当时，总队部没有多少武装，一个警卫连，人数少，战斗力也差。特委在调我们的同时，又调万春圃的四县边联常备队。大家到齐后，共同研究了对付申宪武的作战计划，确定由西北特支派来的军事指导童陆生担任反顽作战总指挥。因申顽行动晚了几天，我们准备就绪后，就先下手了。我们的兵力集中，力量比较大，出其不意，一下子把申宪武搞垮，战斗很快结束了。黄僖堂、梁继璐不敢过来。秦启荣在邹县，开始准备支援申顽，申顽被击溃以后，他也没敢动。这时，峄滕边区比较安定了。当时，由于我们执行政策上有些问题，致使地主武装头子有些恐惧。申宪武借机很快又恢复起来，勾结了西集、文王峪一带的地主武装，秘密联合起来对付我们。我们的处境更困难了。
为了扭转鲁南形势，特委派人北上，请山东省委派部队来支援。省委书记郭洪涛闻讯后，随即亲自率领第四支队二团赴鲁南支援义勇总队。这一来，打垮了申顽部队，我们的声势更大了。但是顽固分子更加恐惧，妄图和我们死拼。我们的困难越来越大，局面更加被动了。我们和第四支队联合几次攻打东江未能攻克。部队的武器弹药供应更加困难，伤员也不断增加。郭洪涛同志决定带领第四支队返回鲁中，命令我们东撤临沂大炉一带开辟根据地。这时，郭子化写了封信，叫我到莱芜石友三那里求援。我奉命前往，在郑家庄找到石友三的政治部主任张友渔（共产党员），向他说明了来意。张友渔对我说：“石友三已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控制起来，他变得越来越反动了。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都要离开这里。”我一看没办法，只好回来了。
为摆脱困境，同年7月下旬，我们义勇总队遵照省委指示，离开了抱犊崮以西的滕峄边区，转移到抱犊崮以东去。因为那里群众基础好，敌人统治力量薄弱，便于我们开展活动。部队东撤时，一路上被顽固分子、土匪武装拦截。我们不得不边打边走，前进非常困难，有些同志牺牲了。郭子化、张光中去找李以锦谈判，李虽是个反共分子，但他不希望在他那里打仗，同意放行。我们经过北面山沟时，发现前面设有埋伏，我对郭子化说，李以锦说要放我们过路，他又重兵埋伏，可要警惕呀。郭子化又去找李以锦谈，结果还不错，李以锦的部队在那里没敢动。我们撤到临沂大炉一带后，才脱离战斗。
大炉地处山区，人民群众生活十分艰苦，部队的供给发生很大困难。经省委研究，义勇总队又改用张里元的番号称“山东第三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直辖四团”。那时，张里元和我们关系比较好，给了些供给。到大炉不久，我又奉省委的命令，去王学礼部做收编地方武装工作去了，从此离开了人民抗日义勇总队。
根据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五月出版的由八路军山东纵队史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山东纵队》回忆史料（上）刊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