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枯燥的学习训练与紧张的斗争工作双重叠加，也许是不太适应关中平原的气候，也许是过于思念家乡和亲人……乔道三突然病倒了，在军训班治疗一段时间，不仅未见好转，反而有所加重。大家一时束手无策，眼看着乔道三一天比一天消瘦下去，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难过。
郭晓棠和乔华堂等总支领导商量后，觉得还是让乔道三回偃师老家休养一段时间为妥。乔道三为了不拖累组织，忍痛答应，便向王和璞告假。这对欺软怕硬的王和璞来说，送走经常惹是生非的乔道三，等于拔掉了一个眼中钉、肉中刺，无疑是求之不得的，他立即准了假。
看到骨瘦如柴的儿子，乔时化老泪纵横，乔李氏更是泣不成声。夫妻俩本设想花钱让儿子闯荡一番，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没想到到头来却是拖着病体回来了。但转念一想，毕竟儿子能胳膊腿不缺地回来，也算是他们乔家不幸中的万幸了。
乔时化夫妇为给儿子看病，没少请郎中先生。开始乔道三气短无力，昼夜咳嗽不止，慢慢地精神头缓过劲来，能吃了，身体也不像刚回来时那么消瘦，脸庞也增添了些许的红晕，给人的感觉是身体已无大碍，乔时化夫妇这才稍稍放下心。
久别胜新婚，这句话对乔道三夫妇来说，并不见得那么准确。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乔牛氏的火爆脾气、刚烈性格还是未见丝毫改变，即使乔道三在病中，她也没少拿言语刺激他，与他拌嘴，说他是爬不起来了，才想着进家门，等能爬起来，还会是个脚不沾家的人，枉有父母、妻儿。
结婚至今，乔道三本来就一直谦让她，何况这次又是自己因病回来拖累了全家，就更不愿与她计较，只是心里常常感到郁闷和无奈。好在儿子之宏已经两三岁了，经常跑到床头看他，小嘴说个不停，很能使他开心。
每一次乔李氏跟乔道三说，之宏怎么看怎么像他小时候，又文静，又乖巧，乔道三就感到莫大的欣慰。原来家是这么的温馨，儿子是这么的可爱。若不是因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天天呆在家里不也是很好吗？人只有在失意落寞时，才会变得脆弱，特别地恋家，乔道三也是一样。
每当乔道三抚爱儿子之宏嫩呼呼的小脸时，心里总会有一种内疚之感。在外这几年，自己常常处于身无分文的窘境，能省下的钱，不是用于开展组织工作，就是帮助贫困学员，再不然就是买书来读。总之，这次归家，没给家里带回任何东西，甚至连给儿子带点吃的、穿的、玩的都没有。他暗自发誓等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等革命成功了，一定给儿子之宏买好多好多好吃的、好穿的、好玩的，但转念一想，也许等到那一天，儿子之宏已经长大，那时人人都享有幸福的生活，就不需要当父亲的再给他买了。是的，会有那么一天的，只是现在还不知道那一天何时才能到来，为了这一天，我今后一定要更加努力奋斗。
正是在这个坚强的信念支撑下，在家人的悉心照料下，乔道三的身体很快得到恢复。他刚能下床走动，就决定在家乡发展党员，建立中共夹沟村支部，开展减租减息斗争，支援前线抗战。他把这个设想告诉了前来看望他的交通员，不久交通员回话说，组织上已经研究同意他的设想，希望他在家乡养病期间，放手发动群众，有选择地培养并发展党员，尽快建立起党支部。
乔道三不顾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就不停地走访他儿时的伙伴和私塾里的同学，向他们宣讲救国救民的道理，讲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讲减租减息斗争的现实意义。在得到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后，乔道三很快就打开了工作局面，发展了多名党员，成立起中共夹沟村支部，他亲自担任支部书记。
他们经常秘密集会，商量如何团结并发动群众，掀起一场减租减息斗争的大风暴，让这里的农民翻身，过上扬眉吐气的生活，以实际行动支援前方的抗战。
不幸的是，无论乔道三怎么遮掩，都逃不过精明了大半辈子的乔时化的双眼。乔时化非常伤心，伤心得赛过刚见到重病归家的儿子时的糟糕心情，几乎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说话都接不上气：“纲儿……你干啥不好？非干共产党……非干掉脑袋的事。要知道，你脑袋没了，爹的命也没了……这家交给谁？之宏交给谁？”
“爹，你也许今天不明白我所从事的活动，但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打鬼子，我掉不了脑袋，你也少不了一根头发。”
还是不识字的乔李氏相信自己的儿子，不会做偷鸡摸狗的事，不会做有辱先人的事。她不仅当面为儿子辩护打圆场，而且背后也常常劝丈夫：儿子的身体才见回转，千万不能再伤着他了，病再犯了事就大了，啥事都得讲个从长计议。
关于这段往事，乔道三在1949年10月填写干部履历表时，是这样记叙的：
1938年春，我因病回家，一面养病，一面领导本村支部，我任支部书记，每周给开会上课，发展组织，审查党员。不久，我的面目被家庭发觉，父亲威胁我说：“参加共产党要被杀头。”他用各种方式限制我活动。不得已（我）向组织要求去延安，许可了，（中共豫西）特委写了介绍信，我对家中籍（借）故便西去了……
1938年秋，在酷霜染遍家乡大大小小的树叶之时，乔道三借向上级汇报工作的机会，诉说了自己时下处境的艰难和不利，提出要奔赴延安学习锻炼。恰巧，中共豫西特委正在选拔优秀的青年党员到延安。所以，乔道三得以和十多名豫西籍的老乡、同学一起，怀着无比虔诚的心情，踏上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征程。
一路上，翻山越岭、披星戴月、风餐露宿，这些对乔道三他们来说，已经算不上什么苦和累，关键是要不断想方设法穿过日军的封锁线和检查站。好几次接近死亡的边缘，但他们硬是靠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在沿途各交通站交通员的全力协助下，成功到达了陕西西安。他们也为这次在自己的国土上不能自由行走而更加痛恨日本侵略者，决心到延安后一定要学到真本领，早日把这群可恶的侵略者赶回老家去。
到西安，他们一刻也没有停下来歇息，而是按临行前组织的安排，首先找到联络点——胜利书屋，并随即在联络员的带领下，直接来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西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将他们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到安吴堡青训班；一部分到陕北公学分校。乔道三、王浮生、段理明、刘世泰等人被分到一起，是去陕西栒邑县（今旬邑县）看花宫的陕北公学分校学习。来时说是去延安，如今却被分配到栒邑县，乔道三不知个中原由，心里很纳闷儿。
在西安逗留的短暂时间里，八路军办事处的接待能力有限，乔道三经组织同意就单独投亲，住在西安北关外本族长辈乔兴尚家。乔兴尚与乔道三的爷爷乔以则同辈，乔道三一直喊他兴尚爷爷。自从住在兴尚爷爷家后，身子一闲下来，乔道三就浮想联翩……
这次回乡养病，双亲不过才年把未见，却苍老了许多，原因是他们心里没少惦记自己，为自己在外面做事担惊受怕。自己也是成家立业的人，也已经娶妻生子，与同龄人相比，理应挑起全家的重担。可自己为国家、为民族的事业颠沛流离、飘忽不定，未能尽点滴孝心，反倒是大病一场，回家让他们侍候，让他们为自己伤心落泪，现在自己又要去赴国难，将来一定会同小鬼子真刀真枪地面对面地厮杀，假如自己牺牲在战场，死而无憾，也算兑现了对党的誓言，可就太对不起他们了。养儿不孝，要儿何用？现在我要和兴尚爷爷能多聊聊就多聊聊，万一我回不去，希望他哪一天见了他们，也能给他们多说上几句有关我的话题。
乔道三又想到了乔牛氏母子。牛家虽然算不上书香门第，但乔牛氏也并非不明事理之人，只是脾气太暴，特别是进了我们乔家后，发现我不是她原想的安分守己鼓捣发家致富的人，没少失望，所以她经常收不住性子，动不动就大声呵斥我，也不怕惹父母生气，也不怕惹四邻笑话。包办婚姻真是害死人呀！若是她嫁给一个喜欢发家致富的人，可能会过得好一些；或若她嫁给一个脾气和她一般躁，能拿住她的，她也许会更能开开心心地过日子……
之宏真是太可爱、太惹人疼了，自从揣着去延安的介绍信，我的眼睛就不敢往他小脸上看，可又舍不得不看，每一次眼角都是湿润的。有一次被娘发现，娘立即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对我说：“娘知道这个家是拴不住你，之宏的娘也拴你不住，走就走吧，我和你爹也不用你挂念，若是哪一天想之宏了，你就回家看看……”娘啊，你怎知儿子这一走，离家千里，又是去赴国难，再怎么说，也不是说想回来就能回得了的啊！
想到这，乔道三早已满脸泪水，哭得像个泪人一般。
自从这场大病过后，乔道三更喜欢独自思考问题，而且想得很深很细。住在兴尚爷爷家等待出发的日子里，他不是想问题，就是翻翻随身携带的书籍。忽然想到明天就要出发，他决定登一下西安的古城墙。本来是想散散闲愁，结果站在古城墙上，追忆起大汉雄风、盛唐气象，再看看城墙下西安破落的冬日景象，不经意间，辛弃疾的词句就涌到嘴边，于是他放声吟诵起来：“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当乔道三黯然神伤地走下古城墙，回到兴尚爷爷家里，已是掌灯时分，兴尚爷爷早已把饭菜准备好了。饭后，乔道三依依不舍地说：“兴尚爷，明天我就要离开西安，根据安排，可能要走很远，一时半会儿再回不了西安啦，您不要挂念我。”
“知道，知道，我猜你已是公家的人了。我知道你们的纪律，所以也没问过你啥。”
“兴尚爷，麻烦您这么多天，我不会忘记的，有机会，我还会回来看您，麻烦您。您年龄大了，平时可要多注意身体啊。”
“都是一家人，说什么外话。麻烦？我天天都盼望着你来麻烦我呢！不知道你这一走，啥时候能再来西安啊？”
见兴尚爷爷有些动情伤感，乔道三忙岔开话题：“兴尚爷，我想给您画幅墨荷留念。”
“这感情好，在咱偃师府店镇，谁不知道乔家三公子画画得好啊！见你这些天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也没敢往这方面提。”
乔道三一边从他随身携带的小箱子里取出笔墨纸砚，一边说：“没有颜料，只能画幅墨荷，兴尚爷，您可不要嫌弃啊。”
不大一会儿，画就展现在乔兴尚的眼前。由于画面颜料全用的是墨汁，没有其它的色彩可施，乔道三只能用荷叶的大块墨色与荷花线条勾勒作对比，来达到意境萧疏简远的目的，以衬托出夏荷的高洁神韵。
“时间仓促，画得不好，兴尚爷，有机会我再给您画幅松鹤图。”
“道三，你这孩子就别谦虚了，就你这画往我屋里一挂，都能飘出清香来。”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辗转反侧了大半夜的乔道三就穿起衣裳起来了，先是把水缸里的水打满，然后又把院子仔仔细细清扫一遍。乔兴尚也和其他老人一样，不爱睡懒觉，起得很早。他把早饭也提前做上，不过，他今天多煮了6个鸡蛋，是要让乔道三带着路上吃。
隔着衣兜，乔道三还能够明显感觉到6个鸡蛋带来的温暖，而且温暖在心里。多少次乔道三都忍不住，光想转身跑回去，再抱一抱兴尚爷爷……从今以后天各一方，再相见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另外，与夹沟村的距离也将越来越远了。乔道三无论怎么样，也没想到自己会变得如此脆弱……
受客观条件的制约，乔道三他们拿着八路军办事处接待人员绘制的行军图，全凭着两条腿，日夜兼程，风雨无阻。也许是经过前一段时间的长途跋涉，他们的身体已锻炼得更结实更有耐性；也许是对陕北公学的渴望和向往，他们的步伐更快、更有力了。
当走到陕西礼泉县的城门外，他们遇见国民党军的运输车队，派人打听了一下，竟然也是去陕西邠州（今彬县）的。遵照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待人员的提示，可以搭车节省时间，乔道三就主动上前，和他们套近乎：“长官，这车是开往邠州的吧？”
“长官个屁，我们头儿才是个小连长。好好走你的路，管那么多干什么？”一脸倒霉相的高个子司机看来是刚挨过训，没好气地对乔道三说。
乔道三不仅一点没有怯阵，反而笑着掏出香烟，递给他一支，自己也随手点上一支。一位相对矮胖的司机看见了，马上笑眯眯地过来凑趣，乔道三也给了他一支。他点上烟后，先劝高个子司机两句“鼻子大压嘴，别和连长较劲”，然后问乔道三有什么事要方便。
乔道三求之不得地说：“我想搭个便车。”
“做买卖的？”
“对，对，对。兵荒马乱的，想跟二位长官同行图个安全，再者想节省一下脚力。我们也不会亏待二位长官的。”
“几个人？”
“不多，13个。”
“13个，还不多？这我们可做不了主。”
“长官，每人2块大洋，一共26块呐。”
“你站在这等着，我请示一下连长。”说完，矮胖司机转身小跑过去。
乔道三装作无聊的样子，向高个子司机详细了解他们的运输任务，以确保此次搭车的绝对安全。一会工夫，矮胖司机就赶回来了，并说可以，但必须先交钱。
乔道三回到队伍中，把具体情况一说，大家都表示赞成。乔道三遂掏出26块大洋，交给了矮胖司机，任他们中饱私囊。
高个子司机掂掂他手里的银元，对乔道三说：“坐我的车吧。”
乔道三立即把一行人都喊过来，坐上车没多久，运输车队就陆续出发了。
坐在运送军用物资的卡车内，因为路况太差，一直处于颠簸状态，但还是比徒步省力得多。大家实在疲倦，不知不觉中就酣然入睡了，唯有乔道三一会儿也不敢合眼，生怕睡着了。他想，万一车子出了问题，责任就大了，因为车子是自己联系的。
这次搭车，对乔道三触动很大。一路上他都在琢磨，从礼泉到邠州，光用脚板来走，再快也得五六天，而汽车只用一个夜晚就把他们拉到了。为什么日本军国主义这么蛮横无理？他们就是仗着先进的机械化部队，因此，要打败他们，中华民族永远不再被欺负，就必须把制造业搞上去。
邠州离栒邑县看花宫已经很近了，又由于他们在车上养足了精神、铆足了劲，天黑之前他们就赶到了目的地。刚一进校门大家如同到家一样，接着便兴高采烈地相互拥抱起来，庆祝成功到达了陕北公学分校，有的甚至流出激动的泪水。多少次黑夜摸索着急行军，多少次穿过生死系于一线的检查站……恍若隔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看花宫原名探花谷，位于渭北高原腹地。据传，因唐明皇和杨贵妃曾到此赏过花，故改名为看花宫。
七七事变爆发后，因大批热血的爱国青年从全国各地涌进革命圣地延安，一所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为了把大批爱国青年培养成优秀的抗战干部，1937年7月末，中共中央决定创办一所新的学校——陕北公学，原本叫陕北大学，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以陕北已经有了抗大为由，不予核准，故改名为陕北公学，简称陕公，由新文化运动代表人之一的成仿吾任校长。后为招收培养更多优秀的抗战干部，于1938年7月7日，在栒邑县看花宫开办了陕北公学分校，由副校长李维汉兼任分校校长。
陕北公学的教育方针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实行国防教育，培养抗战干部。教育内容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基本理论，领导武装斗争的基本知识以及对时局的认识。采取半军事化的编制，注重军事训练，提倡和发扬“忠诚、团结、紧张、活泼”的校风。课程设置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陕北公学的办学过程中，始终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1937年10月19日，毛主席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着重指出陕北公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抗日先锋队，并于10月23日，亲笔给陕北公学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和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1938年3月10日，毛主席再次亲笔题词：“陕北公学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因为他为抗日救亡而设，因为他收纳了全国乃至海外华侨的优秀儿子。”
在烽火连天、极端艰苦的抗日斗争环境中，陕北公学先后培养出一万多名革命干部，为团结社会各个阶层共同抗日，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毛主席对此曾高度评价说：“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
乔道三进校后，被编入三区队十四分队二班。学员来自五湖四海，有和他一样的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有进步青年，也有无党派人士、海外华侨……
学校生活的艰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物质生活极度匮乏，但他们的精神生活却是丰富多彩的。师生们一同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自己动手开荒种地、挖窑洞建宿舍。女生住沟底，男生住坡上，七八个人共睡一张土炕。吃的是小米土豆、萝卜白菜。他们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亲如兄弟姐妹，政治上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尤其是民主生活会上，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没有尊卑贵贱、上下等级之分。所以，乔道三感到异常舒畅，一扫大病后的郁闷和纠结，无论学习劳动，还是调研发言，都特别积极、认真和投入。
换了一个天地，也换了一个人，乔道三长这么大，还从没有这么忘我、这么放松和快意过。幼年，父母管教；上私塾，受先生约束、限制；结了婚，妻子乔牛氏性烈、好强；偃师中学也好，巩县干训班也好，宝鸡军训班也好，学习、工作都处于白色恐怖之下，唯有这里是共产党的天下，是属于包括自己在内的人民的天下，赤子归家，能不欢喜？能不心满意足吗？
学习、劳动是紧张、严肃的，也是活泼、愉快的。陕北公学分校采取上大课的教学方式，开阔地就是课堂，背包是凳子，膝盖当课桌，即使烈日炎炎或者冰天雪地，受条件限制，也不得不露天上课。但来校讲课的，不乏党内高级领导人和知名学者，乔道三听过李维汉讲的《中国共产党》、何干之讲的《中国革命运动》、邵式平与周纯金合讲的《游击战术》……
乔道三最难忘的是，1938年底，陕北公学分校第一期学员毕业时，成仿吾校长专程从延安赶来参加典礼。当成仿吾在分校校长李维汉的陪同下，步入会场，全校两千多名师生为能一睹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的风采而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顿时整个典礼现场沸腾起来了。成仿吾在随后的讲话中，号召学员们要争当抗日救国的先锋，到敌后根据地先当好老百姓的小学生，发扬艰苦奋斗、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胜利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和责任。成仿吾的讲话给在场的全体学员以莫大的振奋、鼓舞和力量。
通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学习和训练，乔道三拓展开许多新思路，明白了许多新道理。夹沟村小，偃师城小，宝鸡城也不大，陕北公学、延安才是青年人无限发展的天地；永远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走，投身于抗日救亡的革命洪流中，才是当下青年人追求的理想天地。
有一天，乔道三读到丁玲写的《七月的延安》，他不仅为作者的文笔所折服，而且也对作者所展现出的非凡观察力感到十分的钦佩：
这是乐园，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建设，但衢道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
延安早已成为全国青年追求进步、追求光明、追求救国救民的革命圣地，承载着民族复兴、祖国富强的历史重任。每天都有一拨拨爱国的志士走进这里，他们或在其他的地方丧失了学习和工作的机会，他们或刚摆脱封建家庭束缚和包办婚姻的痛苦……他们现在都是朝向一个目标：赶走日本侵略者，缔造新中国。所以，他们每天又一拨拨地开赴抗日的前线，开赴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
延安就是一个大熔炉，在铸造着一批批救亡图存、缔造新中国的英才。“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在青年们的嘴里、耳里、想象里、回忆里，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宏亮的动人的音调”。这是诗人何其芳当时描绘和吟咏出的延安，也是乔道三心中要歌唱的延安。
1939年3月，乔道三为成就自己的文学梦和艺术梦，把自己在这方面的天赋充分挖掘出来，以奉献给多灾多难而又伟大的祖国和人民，从看花宫的陕北公学分校转到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认真钻研艺术理论，积极创作文艺作品，努力想成为一名抗战文艺干部或文艺工作者。当然，这也是组织上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经过认真筛选的结果。
1938年2月，由毛泽东和周恩来领衔，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人联名，共同发出鲁迅艺术学院的《创立缘起》。文中指出：艺术是宣传、发动与组织群众的最有力的武器，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已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因此创立鲁迅艺术学院，要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前进。4月10日，毛泽东在学院成立大会上说：“要在民族解放的大时代去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导下，实现文学艺术在今天的中国的使命和作用。”4月28日，毛泽东又在学院发表演讲时说：“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具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文艺工作者，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
鲁迅艺术学院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而创办的一所综合性文学艺术学校，教育方针是团结与培养文学艺术人才，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鲁艺位于延安城东北10里的桥儿沟，最突出之处是，学院有一座中世纪城堡式样的大礼堂，每到新年之际这里都会举办新款稀奇的化装舞会，这在处于半封闭状态下的陕北，可算是破天荒的新鲜事。鲁艺先后开办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系，乔道三选修的是文学系。
精神生活更为丰富、活跃了，但物质生活方面，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延安边区政府长期实行经济封锁政策，再加上延安人多、供给能力差等原因，极其匮乏。所有的机关和学校都实行统一供应标准，一般每人每天一斤小米、一钱油、两钱盐，基本上没有任何副食品，几乎顿顿或是盐水煮土豆，或是白菜汤、南瓜汤什么的。
乔道三在鲁艺求学，清楚地记得漫画家华君武曾画过一幅漫画，题目叫《吃面条》。画面上是：人们手持特大号的饭缸子，挥舞着勺子和筷子，一齐向盛面条的木桶“冲刺”，有的人飞奔起来脚不沾地，有的人不但手上帽子上是面条，头发上肩膀上也挂着面条。这幅漫画一经在鲁艺的墙报上张贴，学员们见了，个个忍俊不禁，从此以后再遇到学院改善伙食，大家都相互谦让，打饭如平日一样井然有序。
高昂的学习热情和勇于开拓的进取精神，与艰苦的物质生活和困难重重的办学条件形成鲜明的对照，鲁艺被誉为革命文艺家的红色摇篮。乔道三自踏入鲁艺，就倍加珍惜，如饥似渴地学习，其热情和刻苦的劲头，常常令老师、同学为之感动和称赞。
为了紧密联系实际，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鲁艺设有一系列文艺工作团、实验剧团、歌舞团、美术工作团以及其他学科组织等。乔道三加入了其中一个以文学系学员为主要成员的路社，并经常把自己的作品向油印的刊物《路》投稿。在鲁艺学习期间，乔道三撰写了大量的习作，或张贴在壁报上，或在路社举办的诗歌朗诵会上吟诵，或在文学系举办的作品研讨会上进行研讨……经过交流，感觉受益匪浅。
鲁艺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有志于文艺事业的革命青年，诸如茅盾、冼星海、艾青、陈荒煤、周立波、王朝闻、严文井、孙犁、严辰等，像穆青、贺敬之、冯牧、王昆、成荫、于蓝等。鲁艺还创作出诸如《黄河大合唱》《白毛女》《南泥湾》等一大批经典力作，极大地活跃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文化生活，振奋了中国军民的抗战热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并对中国现代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乔道三浸淫此中，极大地提高、丰富了自己的文学艺术修养，若不是后来革命战争和建设事业的需要，他或许会成为一名作家或艺术家。每次学院有什么活动，他大都积极参与。后来，每当他与身边人津津乐道他当年看过的一些话剧，像实验剧团和戏剧系师生联合演出的果戈里写的《死灵魂》《钦差大臣》，契科夫写的《伊凡诺夫》《海鸥》《万尼亚舅舅》，曹禺写的《日出》，以及学院师生们创作出的一些有关抗日题材的独幕剧和多幕剧时，脸上总会呈现出“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神情。
黄昏时分，延河边散步是最惬意的一件事，大家单独或结伴在延河边走走，或陶冶情操、展望未来，或交流感情、讨论问题……乔道三在鲁艺学习的五个多月的时间里，无论学习、劳动多么繁重，除阴雨天，他一般都会步出窑洞，和同学们结伴而行，边走边聊，话题涉及文学、艺术、哲学、人生、战事、时事和对未来的憧憬。有时想家了，想双亲和儿子了，就踽踽独行到深夜，他每一次都提醒自己，国难当头，忠孝不能两全，等赶走了日本鬼子，中国人过上不受欺负和凌辱的太平日子时，再侍奉双亲、陪伴妻儿……
幸福的时刻总是不期而遇。1939年春的一个夜晚，月光皎洁，大地如银，鲁艺的师生们吃过晚饭，都早早来到大礼堂，翘首等待戏剧系附属剧团演出话剧《流寇队长》。乔道三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坐在第八排左侧，靠舞台很近。正当他与同学们激烈讨论话剧的内容时，突然四周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乔道三举头一望，只见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央领导迈着稳健的步伐，笑容满面地走向舞台前面。毛主席边走边向师生们挥手致意，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也边走边拍手。
乔道三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毛主席高大伟岸的身躯，发现毛主席穿的旧军装也是打着厚厚的补丁，与鲁艺师生穿的没什么区别，而且他又是那么的和蔼、亲切，那么的平易近人。这是乔道三第一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是他在延安最幸福的时刻，令他终生难忘。
回到宿舍，乔道三像其他学员一样，激动得半宿没睡。当外面响起熄灯号后，他才躺下。望着窗外如水的夜空，他深深地想了很久很久，他决心跟着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做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