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2月下旬，乔道三这位界首的“大管家”忙得不可开交。他既是界首市的市长，又是界首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还担任界首市大队政委。前不久，粟裕指示豫皖苏军区组建界首支队，现在，参与组建界首支队的各路人马已经陆续来到界首，其中从华野警卫团抽调来的两个半连有二百多人，乔道三既要联络安排这些人的食宿问题，又要与马捷、乔加钦等人分析研判敌情，制定作战计划，好在他手下有一帮得力干将。
华野警卫团的干部战士来到界首的第三天，乔道三正在支队临时驻地指挥整修房子、打扫院落，一位似曾相识的军人走近跟前。
“乔市长，我们这一来，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这几天可把你给忙坏了。”此人前天随部队来界首时，乔道三出城迎接，二人已经见过一面，乔道三戴一幅近视眼镜，文质彬彬，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今天他一眼就能认出来。
“哪里话，你们是我请都请不来的客人，不对，应该叫战友，今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还说啥客套话？请问你尊姓大名？这么多人我还不能一一叫上名字呢，你可别介意啊！”
“乔市长，看您俩说得这么热闹，我还以为你们早就认识呢？”乔加钦此时正巧经过这里，他停下脚步，介绍了起来，“乔市长啊，还是我来介绍一下吧，他姓潘，潘仁美的潘，名晓光，晓是拂晓的晓，拂晓的阳光越照越亮啊！不过，他可不是潘仁美，他是我们兵站处的‘老先进’，上个月还被评为‘优秀教导员’哩！你看他浓眉大眼，人高马大，一身正气，是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啊！我正准备向马捷队长推荐重用呢。”
听乔加钦这么一介绍，乔道三更为开心，与潘晓光聊得更热乎了。二人都有一见如故的感觉。
潘晓光，原名魏宗培，1911年出生，山东莱芜县口镇人。幼年入私塾读书，13岁辍学务农，后在口镇织布厂当了3年学徒，之后到青岛图书馆当了3年工友。1938年3月参加山东抗联一师，同年10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司务长、口镇区分区委书记兼区青年救国团组织委员、莱芜县自卫团长、县大队副教导员、军分区民运干事等职。1942年8月，被派至抗日军政大学山东分校学习。1943年4月至1945年8月，先后任军分区政工科工作员、章丘县武工队指导员、济南市武工队指导员等职。1945年8月，调任华野兵站处第八兵站教导员。
“你大我四岁，我得称你兄长。”乔道三极为欣赏这位山东汉子，“我这里正缺一位公安局长，看来你是不二人选啦，怎么样？”
“乔市长，你可不能乱挖墙脚呀！老潘南下是肩负着重任的，今天打界首，说不定哪天还要随大部队打南京呢！放到你这儿，不是大材小用吗？”乔加钦行伍出身，性子急，常以打仗为荣，对做地方工作多多少少有点看不上眼，没等潘晓光回答，他先亮明了自己的观点。
潘晓光笑了笑说：“你俩都是领导，谁说的我都听。”
乔道三用人心切，这时候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抓住潘晓光的手连拉带拽冲向院外，并回首向乔加钦挥挥手：“再见啦！从今天起，老潘就是俺界首市政府的人了！”
第二天，潘晓光便走马上任，担起了界首市公安局局长的重担。
“晓光同志。”乔道三在市政府全体人员会上宣布了对潘晓光的任命后，又单独把他留下谈话，“我们界首市刚刚解放，社会秩序还不够稳定。自从华野六纵开拔后，市区没有正规部队，市大队人员少，力量薄弱，界首支队还没有正式组建起来，即便是组建起来，战斗任务也很重，不可能天天守在界首。现在城里治安问题相当严重，请您负责公安工作，任重而道远呐！”
“我一定努力，有乔市长的信任，有大家的支持，我相信一定能够做好公安工作。”潘晓光当即表态。
潘晓光接手公安工作之后，第一项任务便是做好市政府机关和领导同志的安全保卫工作。界首市民主政府刚成立时，乔道三有时白天在沙河北岸办公，夜晚却在沙河南岸住宿；有时白天在市区西边开展工作，晚间又到东边休息。潘晓光为此加强了警卫工作，同时定期对领导同志身边的警卫人员进行专门培训，从而保障了市政府人员的安全和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1948年2月1日早上，乔道三正在市政府办公室听着潘晓光的工作汇报，突然，进来一名公安员，急匆匆地向潘晓光报告情况：“报告潘局长，沈丘纸店河下发生一起抢劫案件，歹徒不仅将船上的盘纸、年货等贵重物资抢走，还残忍地杀害了船主、船工等5人。”
“报案的人呢？”潘晓光问。
“吓坏了，在局里呢。”公安员说，“他是船主雇用的船工，半夜案发时正裹着旧棉被在船尾睡觉，听到动静溜下水才侥幸躲过这一劫，天刚麻麻亮就赶紧跑过来报案。”
“今天是腊月二十二，明天就是小年了。”乔道三怒不可遏，“这些万恶的匪徒，简直是无法无天啦！晓光同志，一定要尽快侦破此案，还老百姓一个公道，让大家平平安安过年。”
“是！”潘晓光神情严肃，举手敬礼。
回到公安局后，潘晓光立即召集干警，分析案情。正开着会，警卫进门报告，说门外又来了一个报案的人。潘晓光出门一看，此人中等身材，举止儒雅，正是雅华医院的院长孟钦若。潘晓光来到界首之后走访摸底，与他有过一面之缘。只是这个时候，因过于紧张的孟钦若，有点语无伦次。
“潘局长，”孟钦若指着东北方向，“有土匪……”
“孟院长，别急，慢慢说。”
原来，孟钦若有晨起跑步的习惯，他家不远的地方是一家烟厂，从烟厂经过时，看到有两个人手扶架子车站在烟厂门口东张西望、鬼鬼祟祟，还有一个人正在敲烟厂的大门，乍一看像是外地客商来推销盘纸的。其中一人从裤兜里掏纸烟，衣衫掀起时不经意间露出了一把“单打一”（土造的手枪）。孟钦若是坐诊的医生，三教九流的人都是见过的，立刻看出这三个人的神情举止不像是规规矩矩的生意人。从那把“单打一”联想到跑步时听到路人议论河下被抢劫的事，他本能地推断这三个人可能就是作案的劫匪，于是立即跑过来报告。
潘晓光向孟钦若表示感谢，安慰他先回家去，然后立即带领6名公安人员赶赴孟钦若所说的那家烟厂，将那三个嫌疑人一举擒获。在那个侥幸逃生的船工指认下，三个嫌疑人无可抵赖，只得一五一十地交代了犯罪经过。案件侦破后，潘晓光即刻向乔道三作了汇报。
“乔市长，案件的经过就是这样。”潘晓光的汇报简洁明了。
“谢谢晓光同志。”乔道三从案卷上抬起头来，神情中充满赞赏，“我就说，潘晓光不一般嘛，果然旗开得胜！有你在，我放心多了。这是我市公安局成立以来破获的第一案，我建议立即将案卷报豫皖苏军区，请求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处决罪犯，让界首的老百姓都知道，界首是人民的天下，是共产党在执政，共产党永远是人民的守护神！”
界首市政府的请示得到了上级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四天后，乔道三在新舞台主持召开公审大会，中共豫皖苏边区委员会书记吴芝圃同志高兴地参加了大会。潘晓光在会上宣布了三名犯罪分子的罪行，并在大会结束后，将三名罪犯就地枪决。公审大会让界首的商人和普通百姓真正有了安全感，也拉近了界首市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距离。
然而，土匪犹如饿极了的野狼，并不因为个别同类被消灭而销声匿迹。几天后的农历年腊月三十，在界首市东程庄北边沙河下，又有一伙歹徒抢走了两只商船上的全部食盐（约二千斤），并将船上六人全部杀害。作案后，匪徒为了销毁犯罪痕迹，放火将两只商船烧毁。燃烧的浓烟像魔鬼一般在沙河上空飘荡，吓得船民们或匆忙离开，或集中躲在大义门下的码头。一时间，河下船民人心惶惶。
接到群众报案后，潘晓光立即向乔道三作了汇报。乔道三听完汇报，一怒之下，举起拳头重重地砸向办公桌：“真是反天了！晓光同志，你要选派得力人员，务必尽快破案，有什么情况，随时与我联系。”潘晓光亲自带队奔赴程庄一带，经过一夜的侦查搜捕，抓获了一批犯罪分子。后经过审讯和实地勘验，将其中主犯程立祥、程立德等人执行枪决，以儆效尤。此次破案之神速，除匪之坚决，让老百姓真正领略到了市政府爱民护民、为民作主的决心和能力，也为市政府下一步开展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公安队伍的不断壮大，1948年春节后，市公安局局址由玉平街搬迁至信义街济生商行（今东风剧场北侧）。局内有工作人员十余人和一个看守班。但由于局势不靖，市公安局主要任务是保卫市政府，跟随市政府在界首及沈丘、郸城一带打游击，清剿土匪及国民党散兵。
针对界首市社会治安状况极度混乱，公安力量和政府武装力量明显不足，新生政权又缺乏管理城市经验等实情，根据粟裕的指示，乔道三要求市公安局采取“枪打出头鸟”的政策，以稳定人心，安定社会秩序。到了6月份，界首市周围的土顽基本肃清，局势趋于稳定。于是，乔道三指示潘晓光：找一个好点的地方，改善一下办公条件。市公安局遂搬迁至皂庙区一座古庙里，并正式在大门口挂上“界首市公安局”的牌子。
为了贯彻执行乔道三的指示精神，潘晓光立即组织市公安局党员干部开会，集思广益，研究制定了公安工作的四项举措：一是保护工商业的发展。只要在市区内遵纪守法，不扰乱社会治安，即使过去有罪恶的人也暂不追究；外县、市没有法律手续不准在界首市区内随便抓人捉逃犯，以此安定人心，稳定形势。这一举措，首次把为界首工商业保驾护航的思路贯穿到公安工作之中，对发展界首工商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二是建立特种行业管理制度。允许妓院正常营业，但首先要到市公安局进行登记备案，再到市工商局领取营业执照，否则，一律取缔。在民主政府建立初期，管理制度不健全，执行力还受诸多因素掣肘，再加上界首市依然隐藏着国民党敌特分子，他们和妓院又有着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所以立即取缔是不现实的。发照管理既是权宜之计，也是无奈之举。三是维护社会秩序。对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进行登记，摸清居民底数，掌控重点人口。这一条是控制界首局势的基础，通过大量的调查登记工作，首次把界首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分类掌握在手中，为进一步构建一张由人民群众组成的天罗地网打好每一个节点。四是整顿市容。组织动员市民每天打扫街道卫生。“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让人民群众生活在自己创造的幸福和谐的环境里，真正有当家做主的感觉。
7月，应乔道三的请求，豫皖苏军区将亳县人民武装大队一个建制连（一百余人）划归界首市公安局，改编为界首市公安队（后更名为界首市政治保卫队），原看守班合并到公安队，负责维护社会秩序，看管在押犯人，追捕逃犯。同时，正式设立户籍组，专门登记在界首市的常住户和流动人口，对特种行业进一步摸底登记，重点掌握了解敌情，物色积极为我方工作的线人。为了巩固新生政权，乔道三提出，借鉴1937 年2月由国民党行政院公布的《保甲条例》，建立十户为一组的街道市民治安防特小组，组与组之间密切合作，互相呼应，增强全体居民的防匪防特意识。界首市的四百多家商行店铺，每天都必须向公安局报送店薄；河下码头进港、离港的船只也要按时申报、注销。同时安排警力对妓院、茶楼、酒肆、戏院、浴池等公共复杂场所加强检查管理。
8月，乔道三陪同豫皖苏中央分局书记宋任穷同志视察界首市公安工作，汇报了公安工作开展情况及具体做法，受到宋任穷的称赞。宋任穷实地查看了界首市公安局的办公环境，观看了公安干警的技术演练，对界首市公安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他要求公安队伍要在乔道三市长的领导下，把搞好治安工作与群众工作相结合，运用政权力量，建立文明法制，实行文明执法，要规范各种手续，要有传票，要有逮捕证。宋任穷对界首市公安工作的肯定，让乔道三和潘晓光深受鼓舞。
经过一段时间的强化宣传，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界首做生意的大多数商户，感到界首的商业环境十分友好，公安保卫工作让人觉得有安全感，并不像国民党政府大肆宣传诬蔑的那样，“一进界首就会被共党查扣、没收，抢掠一空”。商户们对这里的经营条件和环境极为羡慕，深感国民党统治区与之有天壤之别。特别是来自蚌埠、淮南、凤台、正阳关等地的船家商户，回去后对界首市搞活经济、发展工商业的好政策，以及解放军纪律严明，政府干部待人文明礼貌，百姓安居乐业等情况大力传颂，称之为“百姓生活的乐园”，并热切盼望国民党统治区早日解放。
国民党政府企图从物资上封锁我解放区，采取了禁止商船通航的粗暴措施，并对商人、船帮进行威胁恐吓，但这些拙劣伎俩，在乔道三友好的商业环境下形同虚设。见此法起不了太大作用，他们就一方面加重税收盘剥商民，从中渔利发财；另一方面派遣特务混入船家商人行列，侦察界首的军政情报。乔道三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市公安局针对国民党特务间谍有恃无恐的破坏活动，进行积极有力、针锋相对的反特斗争。
8月底，一支船队从蒋管区驶来。说是船队，实际只有三只船，载的都是些常见的毛竹和木材。船老板是个貌不出众的汉子，长袍马褂黑礼帽，在界首这个商业城市毫不起眼。船队停靠在大义门码头后，此人在回民街的山陕会馆租了一个房间落脚，接连几天在城里闲逛，看似打听市场行情，实际却总是有意无意把话题扯向界首有多少警察，界首支队有多少人，驻扎地点在哪，豫皖苏军区在哪，行署在哪等敏感话题上。
“这个特务不专业啊。”听了潘晓光的汇报，乔道三笑了，“不过，跟对付那些顽固分子不同，你可以拿他来敲山震虎，先试试看。”
就在船老板满界首城“闲逛”的同时，市公安局早就盯上了他，并通过跟踪打探，得知此人不是正经的商人，总想抱着国民政府的大腿发些不义之财。他勾结淮南、凤台警察机关特务，混吃混喝，就此接受了一些间谍任务，时常利用到界首经商的机会，偷偷搜集界首军政情报。
按照乔道三敲山震虎的指示，界首市公安局有意检查他的商船货物。此人做贼心虚，感觉自己的行为可能被发现，便在半夜偷偷逃出关卡，企图顺水而下逃离界首。市政府海关人员发现后，立即报告市公安局；市公安局派干警分水陆两路追击，次日凌晨，将该船队的三只货船押回界首，商船的老板被扣押在市公安局里。消息传出，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商人议论纷纷，有的说该老板不务正业，扣押惩办罪有应得；有的说界首市民主政府通商政策可能要变……
很快，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商人们纷纷接到界首市人民民主政府的邀请函。难道这是针对自己设的鸿门宴？商人们相互一打听，居然人人手里都有一张邀请函。四百余位商人手持邀请函来到河下临时搭建的会场，迎接他们的正是市长乔道三和市公安局局长潘晓光。大会上，乔道三首先阐明了共产党通商通航的方针政策和解放区发展工商业、振兴经济的坚决态度，欢迎各位客商常来界首做生意。他大声说道：“界首的河道是畅通的，界首的码头是敞开的，界首的买卖是自由的，只要大家来界首做合法买卖，什么时候来我们都热烈欢迎！”一席话说得大家心里热呼呼的。就在这时，乔道三向站在身边的潘晓光使了一个眼色，潘晓光一声令下，将那个被扣押的商人押了上来。乔道三明确指出这人被扣押的原因：一是偷逃关税；二是接受国民政府特务机关的任务，刺探界首解放区的军政情报。
“不要心存侥幸！”乔道三严厉的声音在河道上空回荡，“你做的这些事我们早有察觉，在此郑重警告你，搞间谍活动是坚决不允许的！也绝不会得逞的！不过，念你也是国民党的受害者，听从了特务机关的指令，是不得已接受谍报任务，只要你向民主政府交代清楚，我们可以宽大处理，不予追究。你的船只也只是暂时扣押，待你补交了关税，便可立即释放。界首市民主政府将为客商们创造一个宽松自由的经营环境！”
那个被扣押的商人羞愧得抬不起头，当即表示愿意补交关税，并承诺将痛改前非，立功赎罪。乔道三当场指示潘晓光释放了该商人。
大会结束后，有位商人有感而发道：“国民党政府敲诈勒索，刁难商人，残害百姓。共产党政府爱民、利民、便民。”在乔道三的感召下，一些有政治问题的商人，主动向市民主政府和公安局交待了从事间谍活动的情况；国统区的商人、商船络绎不绝地来到界首做生意，促进了界首市工商贸易的快速发展。
10月，南下部队干部工作队马明长、王安志等13位同志充实到市公安局。市公安局遂设立了两个派出所和一个警务队：河南派出所，所长林佩君；河下派出所，所长刘书缙。其任务是维护本辖区的社会治安，统计人口的增减，处理民事纠纷，开展侦查破案。警务队的任务是白天统一着装、佩戴袖章，维护公共场所秩序，夜间穿便衣巡逻，以便发现问题。11月，为支援淮海战役，按照乔道三的指示，市公安局全面做好安全保卫工作，在全市沙河南北设立哨卡，日夜巡查，保障了支前人员和物资的安全。
12月5日，界首市发生一起劫枪凶杀案。
“这起劫枪凶杀案的发生，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乔道三眉头紧皱，对潘晓光说，“我们的新生政权根基还不稳啊！土匪活动这样猖狂，公然杀害政府干部，老百姓会咋想？影响太坏了！如不尽快破案，会让群众失去安全感。我看，这个案子你要亲自出马。”
在他面前，是潘晓光刚刚递来的报告，里面简要介绍了案件经过。当日下午七时许，市政府工商税务局干部潘长保和市公安局侦查干事马明长在沙河南岸第一舞台巡查返回时，潘长保先走几分钟，从北新街回所，马明长抄小路回所。当潘长保行至北新街南时，突遭凶手枪击，马明长闻枪声立即赶到出事地点，却发现潘长保已死去，所佩枪支也被匪徒抢走。
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市公安局立即组织人员进行侦破，同时加强了夜间巡逻，防止此类恶性案件再次发生。几天后，市公安局抓获一名惯偷，审讯中，该犯交代其同伙刘某某（惯偷）曾说过潘长保是他所杀。市公安局根据刘的一贯表现，认为其有作案动机，且刘住在第一舞台附近，熟悉地形，有作案条件，当即将刘拘留审查，并拟判处其死刑。1949年初，市公安局复查此案时，马明长提出不同意见，并建议继续清查。
“潘局长。”马明长说，“一来刘某某这个街痞多次喊冤，说自己只是看潘长保不顺眼，说杀了他只是自己酒后吹牛；二来供述中疑点很多，刘某某连案发现场都弄不清楚；三来被夺走的枪支去向不明，也是重大的疑点。”
此案人命关天，潘晓光接受了马明长的意见，并向乔道三建议将刘某某押候审理。听完汇报后，乔道三也认为马明长的意见是正确的，应当采纳。
到了3月，该案终于有了转机。城郊两伙土匪内讧火并，土匪姜大牙带领手下持枪追杀惯匪尹恒修（系市公安局追捕对象），双方从沙河南荣庄北地一直打到卜楼村东，动静很大。市公安局河南派出所迅速出警与豫皖苏军区被服厂武装联合包围了土匪，土匪见势不好，缴械投降。带队的马明长在现场发现尹恒修手里的那把枪正是潘长保使用的手枪。经过审讯，尹犯在证据面前供认了他勾结惯匪郭金生、孟继明杀死潘长保抢走枪支的犯罪经过。至此，潘长保被害案真相大白。后郭金生、孟继明二匪分别在临泉、沈丘被抓捕归案，报经行署批准后，三犯被执行枪决，刘某某无罪释放。
对于潘长保案中的错误，潘晓光作了深刻的反省，他在向乔道三检讨时说：“我是过于主观臆断了，感谢马明长同志向我提出的中恳意见，不然就酿成冤案了。”
“有错误就及时改正，我们都不是圣人，难免会出错。但我们是共产党人，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虚心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及时纠正我们的错误。”停顿了一下，乔道三又说道，“这次案件的处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个别同志看问题简单肤浅，身上还遗留着旧社会的恶习，不以事实为依据，耍个小聪明，靠逼供、诱供解决问题，那是要不得的。宋任穷书记要我们建立文明法制，完善各种手续，要有传票，要有逮捕证。这些要求，我们都要记住并在工作中灵活运用。晓光同志，下一步要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加强学习，进一步提高公安人员的办案素质。”
按照乔道三的指示，当年5月，市公安局建立党支部，共有党员18名，局长潘晓光兼任支部书记，内勤股长高太泽任组织委员。
1949年6月的一天，乔道三坐在办公室里，正手捧一本《界首一览》翻看，突然，王学政跑了进来：“乔市长，潘局长来了。”王学政，河南省登封县人，读过两年私塾，1948年12月入伍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某部五中队，1949年4月随军南下时留在界首工作。乔道三发现王学政有点文化，就任命他为通讯班班长。
“请他进来吧。”乔道三笑笑。
不等王学政出门，潘晓光就直接掀开门帘进来了，面色有些沉重。
“乔市长。”潘晓光性格直爽，说话不喜欢拐弯抹角，“旧政府人员集训班出问题了！”
“我也听说了。”乔道三皱起了眉头，“到底怎么回事？”
早在5月初，按照乔道三的安排部署，市公安局面向全市开展了旧政府人员登记工作，这是在规范户籍管理工作的基础上又一项重要举措，目的是为了掌握界首城区落脚的原籍和外籍旧政府人员的情况，以便进一步分化和改造这些人，使他们成为我方的可用之人。
潘晓光坐了下来，急切地说道：“刚才二三十个旧政府人员到公安局请愿，说他们不属于登记、培训对象。我也调查了，我们的工作确实存在扩大化的倾向。如不及时纠正，将会大大挫伤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影响我们的政权稳定。”
针对这种情况，乔道三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经过认真商讨，马上改进工作措施，将普遍登记旧政府人员改为针对反动党团骨干登记，将骨干分子与普通人员区分开来，这样就避免了扩大化，也给那些随大流并无恶迹的原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吃了定心丸，稳定了大多数人的情绪，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7月初，乔道三主持召开了市政府工作会议。会上，乔道三提出，从界首中学选调一批优秀学生，充实到公安队伍中，推进公安工作知识化、年轻化。这个提议得到了与会人员的普遍赞同。经市政府研究决定，8月下旬，郭洪来、戴守清等二十多名青年学生正式调入市公安局工作。这些年轻人有文化，上进心强，弥补了公安干警文化程度偏低的缺陷，在公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河南派出所接到报案，在王方庄附近有人抢劫，被劫的人还在原地被绑着。侦查股长马明长立即带领两名侦查员赶到现场，只见荒草丛里，一个中年男人被捆得犹如粽子一般，呆在那里瑟瑟发抖。马明长赶紧为他松了绑，掏出塞在他嘴里的烂布，轻拍他的肩膀安慰片刻，等他情绪稳定下来，仔细询问事发经过。
“长官。”中年男人说，“我是个卖杂货的生意人，骑着一辆洋车子（自行车）到王方庄走亲戚。没想到才走到这地方，从路沟里突然蹿出两个人来，一前一后把我堵在中间。前面的那人手里拿着枪，我只好停下了。后面的那个人按照拿枪人的指令，从我洋车子上解下捆扎货物的绳子，把我捆起来，扔到荒天野地里。”
“你还记得那两个人的模样吗？”马明长细心地问，“可知道他们朝哪个方向去了？”
“拿枪的那个没怎么说话，”中年男人坐在草地上，仔细回忆，“四方脸，跟我高矮差不多；捆我的那个人穿着一件胸口有补丁的烂背心，高个子，短短的连鬓胡子，向西去了。拿枪的那个人把我的洋车子骑跑了。”
马明长安排一位侦查员将受害人送回派出所休息，自己带着另一名侦查员，一路小跑向西追去。追了两三里路到荣庄西地，马明长忽然注意到路边泡桐树下有一个人在睡觉。他拔出驳壳枪走到那人身边，又示意侦查员过去把那人喊醒。等那个人醒来后坐起身，马明长乐了：有补丁的烂背心，短短的络腮胡子，这不就是受害人描述的匪徒特征吗？
“刚才在王方庄附近抢劫的就是你吧？”马明长直截了当地问他。
那人顿时有些慌乱，但还是强作镇静：“长官，俺就是个卖柴禾的，砍点野棵子回去卖，没抢过人啊。”
“起来。”马明长也不跟他啰嗦，用枪点点他，“跟我们回派出所！”
“卖柴人”乖乖地站起来，把扁担架在肩上，担着两小捆干柴跟随马明长回到了河南派出所。经受害人辨认，这个“卖柴人”就是捆他的那个人。“卖柴人”见无可抵赖，立马跪倒在地，声泪俱下，说自己也是被逼的，若不把那人捆起来，拿枪的人就要“崩”了他，所以，请求政府给予宽大处理。
经过马明长一番政策攻心，并向“卖柴人”讲明如实交待将得到宽大处理，不如实交待，查明后会加重处罚的道理，最后，“卖柴人”如实交待了犯罪经过，承认自己化装成卖柴人伙同他人抢劫的犯罪事实。他的同伙叫秦洪宣，绰号“秦哑巴”，胡集区（属临泉县）秦老庄人，在胡集地区多次聚匪抢劫，心狠手毒，身负数十条人命，是胡集区政府通缉的要犯。秦犯逃到界首市后，在大张庄以卖大馍为掩护，勾结同伙多次在界首城附近拦路抢劫。
案情查明后，潘晓光按照乔道三的指示，派遣马明长带领7名同志前往抓捕秦犯。来到城西大张庄“秦哑巴”的住处后，马明长和侦查员王安志踹门而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活捉了还在熟睡的“秦哑巴”，缴获驳壳枪两支以及被抢的自行车等物。事实面前，秦犯对自己持枪抢劫以及近一段时间内勾结同伙在界首城郊抢劫客商的罪行供认不讳。鉴于秦犯是胡集区政府通缉的要犯，经界首市人民民主政府批准，将为非作歹的惯匪秦洪宣押往胡集区就地正法，被抢的自行车和全部财物也随即退还给受害人。
10月1日，这是个举国欢庆的日子。在界首中学操场上，界首市隆重地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这天，秋风送爽，晴空万里，整个界首城沐浴在金秋的阳光里，不少商铺门前挂出了鲜艳的小红旗，几个主要的街道路口搭起五颜六色的彩门。市公安局干警全体出动，出色地完成了庆祝大会的安全保卫工作，受到了乔道三的热情赞扬。
1949年冬，市委、市政府在全市范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匪反霸斗争。潘晓光按照乔道三的指示，主动担负起反匪反霸斗争的重任，狠狠打击了敌人，消灭了一批顽匪，活捉了阎锷轩、王世清、姜文远等匪首，破获了一批重大案件。其中侦破的最有影响的案件有华野政治部民运部副部长朱斌等6同志被害案和一贯道等会道门反动组织案等，在界首乃至周边方园百里引起了巨大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