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溥泉，原名白庆恩，1902年出生，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1940年春牺牲。世代居住临沂东关镇南头，祖辈是贫苦菜农，从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的家产只有几分宅基地，全靠曾祖父和祖父自耕自卖，勉强可以糊口为生，自我的父亲出生后，家中的生活日益窘迫，祖父被迫离家赴青岛谋生，为洋人做杂工，接济家中生活，我的父亲始能上学读书。
后因我的祖母去世，家境困难，父亲在临沂第五中学毕业以后即赴济南谋生，因找不到正当职业生活，无着被迫投靠军阀开办的青年军官学校。他有一个要好的同学，丁梦孙，济南人，因年龄小，和我父亲的关系亲如兄弟，他在济南军校同学中还有临沂南乡三重村人张稼轩等。1928年，国民党军打到济南，结束了张宗昌的军阀统治，而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利益，出兵占领了济南，发生了济南五三惨案。经过此次内忧外患大动乱之后，他对国家民族的危难开始觉醒，从而返回临沂，出任临沂东关镇小学教师。因和我的丁表伯为抵制日货，进行爱国运动。丁表伯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下狱，我的父亲被通缉逃跑，流落他乡。待事过境迁之后。经过他同学帮助。在临沂西南乡兰陵坊前村担任小学教师。抗战开始以后，他的学生王秋岩（兰陵人）参加了革命。1933年，经他的同学韩某某在临沂城东门里老法院东邻创办私立启明小学，我的父亲被聘请为启明小学教师。他始得返回临沂全家团聚，我也由此可以免费入学读书。1935年，他又被聘请为临沂第四小学（也称双井口小学）教师。教学质量好，升学率高，成为临沂有名的学校，同时兼任启明小学教师。临沂第四小学的校长为我父亲在济南军校同学张稼轩，该校的教师有傅伯达，张子克等，均在抗战开始就参加了革命。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山东在国民党军阀韩复矩的黑暗统治下，临沂地区是没有抗日自由的。我的父亲和他的济南同学丁梦孙经常保持通信联系，从中取得中国共产党主张抗日救国的大量文件，资料，宣传品，他如饥似渴的秘密阅读之后，再迅速传给他的知心朋友，和他要好的同学们传阅。同时再向他的学生们宣传，在家也向我们母女讲述日寇侵占了东三省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残暴罪行，来激发我们母女的觉悟，同时也因我们这些子女都还年幼，生活又很困难，所以他就千方百计来提醒我的母亲一旦战火临头。要做好携带子女逃难的思想准备。当时我听他所说的话，自己还不懂事，也不知怎么办才好，他说要我长大后也去参加抗战打鬼子。从而知道女的也能参加抗战打鬼子。之后，我也拿定了主意，长大后一定跟着父亲打鬼子，他到哪里，我也跟他到那里，当日寇的铁蹄侵占了华北，继续向山东进攻国民党的大军。不战而逃，节节败退，临沂已处于混乱状态，人心慌乱。正在此时，丁梦孙根据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以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委任状前来建立临沂县总动员委员会。发动民众，实行全民抗战。但以国民党临沂县长王保合兼动委会主任。丁孟孙为动委会副主任，同时建立各级组织机构，争取团结广大抗日进步人士参加动委会各项工作。这时，我的父亲废寝忘食，积极参加动委会协助丁梦孙开展抗战活动。王保合身兼动委会主任，不仅不发动民众起来抗日，反而进行破坏，阻挠。企图迫使丁梦孙处于无法发动群众抗日的境地。在此之前，省委于1937年12月派邵德孚，李仲林同志前来接上了丁梦孙，韩去非，李华舫等同志的组织关系。根据省委指示，建立了中共临沂特别支部，以韩去非为书记，丁梦孙，李华舫，李仲林为委员，仍然决定利用临沂县总动员委员会的合法地位，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进行活动，开展抗战工作，因为我们都是手无寸铁的人，为争取地方武装力量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决定由我的父亲到费县，发动他的同学林某某团结抗日，打算利用林的社会地位，对临费边境联庄会的合法组织形式进行抗日工作。日寇进犯费县、临沂时，这个联庄会的武装也就垮台散伙了，我的父亲又随同丁梦孙到临沂南乡三重村找到在济南的同学张稼轩，以及抗日进步人士张准亭、高树屏（父亲称他为高老师）等，以第五战区临郯青年救国团的合法名义，独立自主地发动一切抗日青年和各界爱国人士。从而实际上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因此，临郯青年救国团的基层组织发展迅速。临郯青年救国团的团部建立时，丁梦孙同志被选为总团常务（即主要负责人），我的父亲也被推选担任总务部的工作。由于我父亲当教师多年，所以他在临沂西南乡、东南乡的学生很多。此外，还有他的同学和同事，这是他当时进行群众工作，发动抗日运动的有利条件。1938年4月临沂城沦陷之后。在临郯青年救国团抗日旗帜下，临沂第四小学的学生参加中共领导的临郯青年救国团人很多，如刘炬，王士超，张文，张涛，杨柏等，临郯青年救国团的发展壮大犹如雨后春笋，从临沂的南头村、三重，到郯城马头镇附近的村庄。从兰陵镇附近的坊前，以及苍山一带到临沂东南，向禹王城一带，整个临郯地区形成了敌后抗日运动的一派大好形势。临沂沦陷时，父亲把我母亲和我们这些子女先送到兰陵镇坊前村。由于我母亲是农村妇女，又没有文化。带领我们这些子女四处逃难，生活无着，母亲为不影响父亲的革命工作，在临郯一带抗战形势暂时稳定的情况下，他毅然担当起带领我们这些幼小的妹妹和弟弟，回到巩家村我姥姥家，暂时存身。当时我已15岁，为跟随父亲参加革命工作，我脱离了母亲，参加了临郯青年救国团。当时父亲已被批准入党。
1939年，国民党反动当局已开始在敌后实行反共政策，我们党为加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因而国民党山东第三督察专员公署临郯三行署主任蔡绍衡经八路军山东纵队总指挥张经武，政委黎玉的同意，建立了临郯抗日武装联合指挥部，并以蔡绍衡为指挥，八路军临郯独立团政委韩去非为副总指挥，临郯青年救国团主任委员丁梦孙为参谋长。当时蔡绍衡在名义上拥有地主武装数千人，而蔡绍衡的基本武装力量，只有一个大队，这个大队还是有苏北中共宿迁县委领导的地方武装为支援蔡绍衡抗日，建立临郯行署前来临郯的。大队长马爱亭（中共党员）顾望平（支部书记）。不久因马爱亭同志被组织调回宿迁原地另有重要任务，因此经中共临郯县委决定派我父亲白溥泉担任这个部队的队长职务。我的父亲为坚决执行党的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坚持进步的方针，他愉快地接受了党组织交给他的这个统战工作的任务。
1940年初，蔡少衡带领我们党领导的这支武装，离开临郯行署，前往我们的省委及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驻地附近，准备进行整编，到了同年3月，我们接到组织上的通知，说我父亲所带领的这支革命武装，在日寇分进合击向费县某地扫荡时，在该地我军统一指挥下，实行反扫荡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坚持战斗光荣牺牲，他所指挥下的这支部队，在战斗中也大部分牺牲了。
此次反扫荡胜利之后，我父亲的遗体被运回临郯抗日根据地层山。头年冬，临郯抗日根据地在反扫荡战斗中，临郯青年救国团的组织部长赵杰三（赵斌）同志也光荣牺牲，中共临沂县委及临沂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涌泉村为赵杰三烈士、白溥泉烈士同时举行隆重追悼大会，会后，两位烈士就地分别安葬。我父亲的遗体被暂时安葬在虎埠山。各方爱国人士及抗日群众团体为我的母亲和我幼小的妹妹和弟弟进行了捐献，他们才得以生活下来，这是党对烈士亲属的抚恤所给予的关怀和照顾。这些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我的母亲为使子女继承我父亲的革命遗志，所以她对子女抱着“长大一个，就是为革命输送一个”的心愿，白晓、白惠、白奇等，就是这样相继参加革命的。战争胜利后。临沂于1945年9月解放，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我父亲的遗体被迁回原籍临沂东关镇南头菜园地安葬。以上是我所能回忆的关于父亲的一些片段
（1983年1月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