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6月，我在福建宁化县上曹坊参加了工农红军。开始，我在红四军第二纵队副官处当公差兵。6月底，部队移驻江西省兴国县城里。一天，纵队政治部宣传科长张际春同志把我叫去谈话。我把自己的简历对他谈了之后，他开门见山地说：“你会写字吗？”我在家读过几年书，还在学校当过一年半的校役，便不好意思地回答说：“写得不好。”张科长高兴地说：“不要紧，写几个字给我看看。”随即他拿来了纸笔墨砚，要我当场面试。我接过纸和笔，心里有些紧张，一时不知写什么字才好，憋了老半天没有下笔。张科长很随和地说： “不要紧，随便写什么字都行。”紧接着他又说： “就写‘打土豪’三个字吧。”于是，我一笔一划地写出了“打土豪”三个字。字体虽然不太漂亮，但还算端正。张科长一看，满面笑容，拍拍我的肩膀说：“行！你就到宣传队当宣传员！”
在这半年以前，红军中的宣传员是不吃香的。因为那时还不太重视宣传工作，搞宣传都是抽一些病号参加。因此，曾经有少数同志说宣传队是“收容队”、“卖狗皮膏药的”。古田会议决议，指明了红军中的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任务和方法，为红军宣传工作制定了正确的方针。1930年4月26日，红军第四军政治部还发布了《宣传员工作纲要》，使宣传工作更加具体化了。自那以后，宣传员的成份也起了根本变化，再也不象以前那样了，而是挑选机关、连队中文化水平较高的骨干分子参加。这样，宣传队的地位比以前高多了，谁当上了宣传队员，谁就被认为是有两下子的人，其本人也觉得光彩。我能到宣传队里去工作，心里当然是甜滋滋的。宣传队的任务主要是宣传工农群众、检查部队纪律，瓦解敌军和教育俘虏，搞社会调查，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对部队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给连队战士教唱红军歌曲等。形式上主要是文字宣传、口头宣传、化装宣传等。文字宣传主要是写标语，散发传单。同志随身带着宣传品，在行军途中不断散发给群。到了县城、圩镇，我们宣传队就用大红布上标语，悬挂于街道中间。凡是人们常到的方，都要写上和贴上标语和布告。我们还常通过邮局给敌方白军官兵邮寄宣传品或信，向他们宣传红军的主张、方针和政策。
我宣传队的第二天，就拿着一把棕刷子，提着小桶石灰水，走到哪里写到哪里。石灰用光，就在当地购买补充。标语内容有对敌人，有对群众的，也有对部队的，如：“打倒豪劣绅”、“反对军阀混战”、“消灭反动力”、“农民暴动万岁”、“穷人不打穷”、“实行男女平等”、“士兵不打士”、“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当我想，写标语就是为红军留名扩大红军的政影响，所以，我们每到一地总想多写上几条语。写斗大的字还觉得没有气魄，就到老乡里借来梯子架在墙上，写更大的字，就这，红军所到之处，在行人易见的墙壁上，都我们写下的标语。别看这些石灰字，其政治影响可大哪。穷人看见它高兴，地主看见它丧胆。一天，我们几个人来到湖南浏阳县文家市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大家一到此地，几把棕刷子在墙壁上就刷开啦。附近的群众看见我们写标语，就知道“朱毛”的红军来了，纷纷围拢上来看热闹。有个中年妇女走到我们跟前说：“红军同志，到我家门口写一条好吗？”。“好！”我高兴的应了一声，就走到她的屋檐下写了四个大字。那应大嫂笑嘻嘻地问：“什么字？”我指着墙上的字告诉她：“红军万岁！”。她听了连连点头，说：“好，好！红军万岁！红军万万岁！”可是这个村子里的地主、土豪劣绅，发现我们来了，知道将有大部队进村，一个个都逃到村外去了。这也好，部队进村后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以向地主“清仓查库”，把地主、土豪剥削农民的粮食和物资，分配给当地的工农劳苦群众。
搞口头宣传主要靠口讲。这个任务主要由一些善于讲演的同志担任。他们手持一面红色宣传小旗帜进行讲演。为了更好地吸引群众来听宣传，有时还敲锣打鼓，而后乘机作讲演。我们还经常深入各家各户作个别谈话；教育俘虏。我虽然负责文字宣传一一写标语，但了搞口头宣传。一次，领导上让我看管名俘虏。这些俘虏绝大多数是穷人出被迫参加国民党军队的。他们被俘后，行优待俘虏政策。因此，他们对我们没敌意。除少数人想回家外，多数表示愿红军，但一时还没把他们编入连队。一天营时，一个俘虏兵乘我睡觉时候，从我里偷走了几十元（银洋）伙食费。当我，发现钱袋里的银洋没了，猜测是俘虏。我没有发火，也没有挨个搜身，而是讲清道理，我和大家说，这笔钱是大家费，我有份，你们每个人也有份。在红军里，人人亲如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能象国民党军队那样，谁手长谁发财。一笔菜钱丢了，大家吃饭就成问题。俗话民以食为天”，大家没有饭吃，怎么能我的话一停，底下就唧唧喳喳地议论开一会功夫，有个人把我拉到一边，说是的。后来经过个别教育，偷钱的俘虏兵错误，把钱交了出来。这件事使我体会标语威力大，但口头宣传的作用也不小啊！
在红军部队里，还经常举行文艺晚会，鼓舞士气。不过，那时的剧团不象今天的专业剧团，都是业余的。参加演出的演员除宣传队的宣传员外，有不少是自动参加演出的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许多领导同志也登台表演，如当时担任师直党总支书记杨成武、团党总支书记王集成和师政委刘亚楼等政治干部都当过临时演员，这对我们宣传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我第一次参加演出的节目是表演唱： 《工农兵和妇女解放歌》，表演时有的扮成工人，有的扮成农民，有的扮成士兵，还有的扮成妇女。我扮农民，其它歌词现在记不起来了，但我唱的那一段几十年一直没有忘记。大意是：
我本是一农人，
多少年痛苦都受尽，
今天想起来，怎么不心痛？地主剥削、豪绅压迫到如今，还有靖匪更凶恶，
屠杀我工农不留情，铲除封建地主，
消灭土豪靖匪，
要不这样永做奴隶。
我初次登台，演得很不自在，但却博得观众的阵阵掌声，越演越起劲。现在回想起那次演出，仿佛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
当时，还有一种宣传形式，就是化装宣传，就是搞活报剧，搞斗地主，搞斗“洋人”的戏，演反面人物的演员要穿上地主“洋人”的服装，戴上高帽子进行游乡、游街。演“洋人”的宣传员还要想办法把鼻子弄得高高的，腹部塞上点东西装成大肚皮，这种形式为群众喜闻乐见，效果也很好。但由于那时文艺人才不多，所以，一般都是运用文字宣传和口头宣传的形式比较多。
当宣传员比在机关、连队的工作累得多。每天部队还没有出发，宣传员跟打前站号房子的管理员提前动身。部队到达宿营地后，大家都休息了，宣传员才陆陆续续地回到宿营地。当时虽然工作量很大，但我们并不觉得累，总是乐呵呵的。因为我们觉得这也是红军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宣传鼓动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