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冬天，我在红二师红五团一营三连当指导员的时候，师政治部选派我到设在江西瑞金的中央苏区党校学习。我得到通知后，心里非常高兴，当即打好被包出发了。中央党校位于瑞金县城的东北约十多华里的洋溪村，创办于1933年3月，是我党所建立的第一所党校。第一任校长任弼时，后来调任湘赣革命根据地分局书记。我到党校学习时，校长是董必武，副校长冯雪峰，教务主任罗明。这一期学员约二百余人，大部份是苏区各级党组织选送来的最优秀的同志，少量来自红军部队的政工干部和白区地下工作者；还有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留下的代表。全校共分五个班，高干班（李坚真大姐和我当时在此班），一班（班主任姓郭，详名已忘），二班（班主任冯文彬同志），三班（班主任吴仲廉大姐）及白区工作训练班（陈云同志负责）。每班约四五十人。教员大多由领导兼任，开设的课程及任课老师是：《西方革命史》由董必武同志讲授， 《党的建设》由罗迈（即李维汉）讲授， 《政治常识》由冯雪峰以及专职教员李培南同志任课，音乐课由洪水同志（越南籍）教唱革命歌曲。 1934年夏间，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还增开了军事课程，有游击战术以及爆破技术等。
学校的生活很艰苦，教室是借用民房和祠堂，板凳、桌子也是从老百姓家里借来的。就坐在这些借来的长条凳上，看书、做笔记，大家总是聚精会神地听讲。除少数教材是铅印外，大部份是油印，很多字看不清楚，但大家毫无怨言，主动请教老师，老师也总是耐心讲解。课后，学员们常常相互讨论，解决疑难问题，学习热情很高。我们觉得这种生活非常充实，很有意义，心情也异常舒畅。
生活用具十分简陋，每餐是用蒲草编织的饭包蒸饭（按每个人的定量下的米），我们称它为“小饭包”。当时，为了支援前线，中华苏维埃政府要求后方单位节约粮食。各机关、学校和团体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每人每天的定量不到一斤米。我们这些年轻人的饭量都很大，但想到前方打仗的同志，大家都表示宁愿少吃一点，也要尽量节省下粮食来，支援前方。吃“小饭包”的情景更感人，互相关心，相互体贴，总要把自己那份“小包饭”，从自己饭碗里拨出一些给饭量大的其他同学。大家相互谦让，谁也不愿多吃一口，这种互相关心，互相照顾的精神，使每个人都感到集体的温暖，把大家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为争取前线的胜利做贡献。那时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还有一个比吃粮食更难的就是吃盐极难。当时一块银洋只能买到一两成盐，有时用硝盐（有苦味）代替成盐。生活可谓真正的艰难之极。 但大家始终相互关心，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学习之余也开展各种活动，校园里随时可听到欢快的歌声。
由于当时前线战事频繁，在“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下，有些部队思想比较混乱，有的红军战斗连队减员严重，除战斗伤亡较大外，有的战士，借故请假长期不归队的事也屡见不鲜，为了做好动员战士归队，我们常常奉命到学校附近县协助地方苏维埃政府工作。记得有次学校组织学员去执行动员红军战士归队工作的临时任务，大家都到学校报到后，由学校按班编组分到长汀、瑞金等县各乡去搞扩红和归队工作。我所在的高干班由李坚真大姐带队负责，到闽西地区一一长汀的河田、濯田等地乡镇。李坚真同志在去党校之前是长汀县委书记，对那一带的情况较熟悉，有群众基础，所以安排她带一些同志到那里。我们通过张贴公告、标语各种宣传活动，号召青壮年为保卫苏区、巩固苏区做贡献，发动和鼓励他们积极报名参加红军。当时，在这些乡村也发现有些从部队借故回来长期不归队的，我们就二三人一小组，分头去做归队工作。给他们讲革命道理，向他们说明红军反“围剿”的斗争形势，鼓舞他们的斗志，向他们宣传只有把苏区的劳苦工农群众动员起来，团结战斗，粉碎敌人的“围剿”，工农群众才能过上安定的生活。这些开小差回来的同志，经我们耐心地说服教育，心里又明亮起来，精神又振奋起来，服从党和政府的号召，高高兴兴地返回队伍。我和其他同学在李坚真大姐率领下，完成扩红突击队的工作任务后，又回到党校继续学习。
1934年夏初，由于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红色区域逐渐丢失，形势越来越严峻。在广昌失守，国民党军加紧东线进攻的局势下，党中央决定党校暂时停办。我们结束校园生活，回到各自的单位。
事后，我才知道，这一期办的党校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中央苏区贯彻推行最为严重的时期。党校的教学也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基本上照搬苏联的模式和方法，没有紧密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一些课程的设置也不够合理，例如《西方革命史》，很多学员听不懂。我当时由于文化水平低，常常又着急又苦恼。我把意见反映上去，后来这门课程不得不取消。
瑞金中央党校虽然只办了两期， 但她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不少人才。学员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学到了理论知识，并为宣传、发动组织苏区群众做了大量工作。瑞金党校也为以后的创办党校、培训人才积累了经验。毛泽东同志后来在延安创办党校时，就非常注意肃清王明教条主义路线的影响，明确地提出实事求是的办学方针，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时隔9年之后，也就是1943年春，我有机会再次进党校学习，亲身感受到党校办学质量的提高。那时我由敌后抗日根据地山东省滨海区的人路军一一五师卫生部，与司令部通讯科长张瑞同志同伴去延安养病。病稍好，我要求进党校学习，编入中央党校第二部第三支部。这次学习，我感到理论与实践联系密切，很能解决实际问题，收获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