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春天，我在江西瑞金的中央苏区党校学习。董必武同志是我们的校长。那时，董必武同志留着两撇长长的八字胡，常穿一件灰色的布上衣，一双粗布鞋，谈起话来和和气气，没有一点架子，使人感到格外亲切。当时，我们用的课本都是油印的，有的字看不清，上课时，他总是耐心给我们讲解。下了课，他常和我们一起打球，到宿舍给我们讲革命故事。董必武同志的许多事，我现在还历历在目，而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更使我深受教育，永生难忘。
“我也是咱们小组的一个党员”
1934年初夏，我被调郅校务部党总支任组织干事，和董必武同志在一个党小组，我是小组长。那时，他的工作很忙，但每次开党小组会，他都按时参加，认真发言。
记得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过组织生活，我想董必武同志的工作很忙，就没有通知他参加。可是，第二天，他知道我们过了组织生活，便找到我说： “宽和同志，，昨天过组织生活，怎么没有通知我？我也是咱们小组的一个党员呀f”我说：“您的工作那么忙，又常到中央开会，我就没有通知您。”他听了，十分严肃地说： “一个党的领导干部，他的工作再忙，也要过组织生活。不参加党的活动，那算什么共产党员！”听了他的话，我深受教育。后来，在下一次党的小组会上，他对上一次没有参加组织活动的事做了自我批评，并诚恳地要求大家对他的工作和作风提出批评意见。他这样严格要求自己，深深地教育了我们小组的每一个同志。
“共产党员交党费还要别人催吗？”
那时，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 经济，封锁。再加上敌人不断进行“围剿”根据地的物质条件很差，在经济上只好实行供给制。我们除了吃饭：穿衣，每人每月只能领到一点零用钱，叫伙食尾子。我们就从这点钱里省一些钱来交党费。记得是六月中旬的一天下午，董必武同志找到我，把他这一个月的党费交给我。我说： “董校长，离月底一还有几天呢？（我们当时是月底交党费），每个月您总是第一个交党费。”董必武同志说： “这几天，我工作忙，经常到外面开会，怕把这事耽误了。”我连忙说： “到时候我会去收的，就是您真的忘了，我也会催您。”董必武同志非常认真地说： “共产党员交党费还要别人催吗？”
“我是党的干部，应当带头执行”
“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制度。因为当时烈军属劳动力少，每到星期六下午，我们就去帮助他们干活。
有一次，我们党小组又到一个烈军属家去耘田。他家没有劳动力，我们几个小伙子去得很早。可是到了田里一看，董必武同志赤着膊，高高地卷着裤腿，早就耘完两垅了。看到他干得满头大汗，我们都很感动。我急忙上前对他说： “您是快五十岁的人了，工作那么忙，不来都应该，可您比我们还来得早，您还是回去吧！。董必武同志却边干边说： “参加义务劳动是党在根据地定的制度。我是党的干部，应该带头执行。”他一直坚持把田耘完，才和我们一起回校。回去后，他又参加了村里的打井劳动。
董必武同志虽然离开我们了，但他老人家的模范行动．至今仍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学习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