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胜利结束。三大主力会师后，中共中央及军委为实施宁夏战役计划，命令红三十军、红九军西渡黄河。张国焘闹分裂，也下令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红五军等部渡河西进。中央及军委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面对红四方面军西进已既成事实，遂于11月间电复河西部队称“西路军”，指定成立了以陈昌浩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指挥西路军2万余兵力。其间，我在西路军教导团（亦称特务团）任俱乐部主任。在西征途中，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先后在古浪、四十里铺、高台等地给国民党军以重大杀伤，共歼敌2万5千余人。但因孤军远征，河西走廊地形狭窄，敌众我寡，终于陷入被动。 1937年1月，红五军血战高台，军长董振堂以下3千余人大部牺牲。 2月间，西路军在倪家营子浴血苦战，损失惨重。 3月中旬，西路军余部组成3个支队分散行动，退入祁连山。不久，两个支队失败，少数人分散绕回了陕甘宁根据地。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逃跑主义及分裂主义错误造成的严重恶果。我们教导团的几个同志在队伍惨遭损失后进入了祁连山的康隆寺。还没有住下来，接替朱良才担任教导团政委的晏福生就找担任管教育的队列参谋左叶说： “老左，你跟李宽和、金德元带一个班进山搞粮食去，部队几天没吃的哪行？”
当时，金德元是粮秫科长。我们三人奉命带了一个警卫班立刻动身进深山去搞粮食。说搞粮食在那种条件下是很不容易的。马步芳部的探子很多，需要十分警惕，生怕走漏消息。老百姓对红军不了解，不敢轻易相信我们，躲得远远的。情况紧急，为生存所逼，我们也顾不了许多。在山里折腾了大半天，总算在一个小山庄搞到了十多头牦牛和一些炒面。
等到天色近黄昏时，我们赶着牦牛背着炒面，朝部队的驻地定去。走到半路，遇上了一些打散逃出来的战士，慌慌张张地对着我们说： “别回去了，别回去了！队伍没有了，被消灭了！”
左叶等人听了脑袋嗡了一声，他见教导团特派员丁尚伯跑过来，便急切问他： “老丁，晏政委呢？”丁尚伯气喘吁吁地说： “惨啦，晏政委向警卫员要手枪自杀，死没死不清楚。”听了这情况后，我一时感到不知所措。我们本想将这些牦牛和炒面运回去解教导团于倒悬，没想到转眼之间教导团就垮了，连政委都要自杀，回去显然是送死。面对着这一情况，左叶和我商量后，决定将这一警卫班的战士带进附近树林里隐蔽起来，然后左叶、丁尚伯和我三人到一边研究组织游击队的事。左叶说： “上级不在了，根据眼下的形势，我们自己封官吧！我当队长，宽和当政委，老丁是副政委，我们三人责无旁贷。”会后，我们利用现成的粮食，在树林里架锅生饭，先解决饿了几天的肚子问题。正在做饭时，林子外忽然j向起杂沓的脚步声，不一会就看见几十条身影向林子闪进来。
“有情况，准备战斗！”左叶丢开野炊，下了命令。
人影近了，左叶看到走在前面是一个大汉 ，一只胳膊袖子垂吊着空荡荡地甩打。这不是 独臂将军晏福生吗？我们松了一口气，大声喊 着： “晏政委，是晏政委！”
他们走过来了，走在前头的是教导团党总支 书记甘玉霖。左叶迎上前去，靠着甘玉霖耳朵问： “听说晏政委要自杀，这是真的吗？”甘玉霖点点头，说： “队伍被冲散了，晏政委怕第二次当俘虏，向警卫员要枪自杀，警卫说什么也不给，政委才留下一条命。”
晏福生原是红六军团十七师政委，打天水时，胳膊受了伤，被敌人俘虏，锯了一只胳膊，得救了。敌人问他是干啥的？他回答： “伙夫！”敌人见他人高马大，黑乎乎的，象个伙夫头，信以为真，便把他放在伙夫班做饭。伙夫班自然松懈些，晚上他就瞅准机会跑了。有了第一次当俘虏的屈辱，他不想第二次当俘虏，所以想到自杀。
又增加了几十张嘴，左叶便交代赶紧做饭。反正雪有的是，捧进脸盆里一烧就是水，炒面一把一把往盆里抓，煮成面糊糊后大家装着吃。
待我们吃饱，敌人也跟踪进了林子，双方接上了火。面对着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左叶便对丁尚伯和甘玉霖说： “我们掩护，老丁、老甘你俩带着小分队保护晏政委走吧！
这时夜幕已经降临，子弹啾啾，容不得犹豫，甘玉霖便痛快地答应掩护晏福生撤离。临走，甘玉霖说： “同志们，我们眼看要失败了，乘晏政委在我给每个党员写个组织介绍信，失散后好找组织接上关系。盖上党总支的章，写完我把章子烧了！
晏福生同意了甘玉霖这个颇为悲壮而又独特的动议。于是，在弹火纷飞中，甘玉霖蹲在树林下，用膝盖当桌子给每个党员草草地写着组织关系介绍信，然后一张一张盖上党总支的公章。每个觉员收藏好自己的介绍信后，甘玉霖便当着党员的面，将那枚党总支公章砸碎烧了。
金德元背着教导团的经费几十块“袁大头”，现在教导团垮了，眼看要各奔东西，他提议把钱分了，给大家做路费。我和大家一样，都分得了三块。
该砸的砸了，该分的分了，该扔的扔了，大家就要分手了，此一去谁生谁死难以预料。左叶严肃地嘱咐甘玉霖： “到了陕北，如果只有你甘玉霖，没有了晏政委，饶不了你！”甘玉霖亳不含糊地回答： “放心！老左，回到延安你能见到我甘玉霖，也就准能见到晏政委！”
甘玉霖带着警丁班冲开缺口掩护晏福生突走了，左叶和我们十多个干部战士在林子里到天黑。第二天，我们又分散在林子里藏了天，天黑才走出了林子，在祁连山转了一，转到了一座小型煤矿。深浅不一的煤窑，横七竖八躺着鲜血淋淋的西路军伤病员，象很悲壮。我们钻进去躲了一会儿，觉得不栖身之处，马家军一搜山都会从了笼中鸟，是又赶紧跑了出来。
我们在西北的荒野里转来转去，后来转到掖的崖子区。张掖的北面有条河把我们拦住，过不了河。这时，我们发现河边有座磨，索性钻进去歇息。磨房里有白面、锅灶，于两天两夜只顾赶路，一顿饭也没吃的我，见到了这些，大家都欢呼“发财了！”便分生火的生火、和面的和面，打算烙好饼，饱吃一顿再过河。 - ’
炊烟引来老乡，他们举着锹锨和铁叉子，呼叫着包围了磨房。形势一触即发，左叶领着我们赶紧在磨房里喊： “乡党，我们是红军，不是马家队伍。”西北管“老乡”叫“乡党”，进入西北后，接触了群众，知道这种叫法。
“你们是红军？俺们不信！”老乡们叫着。
左叶知道群众是冲着马家军来的，有了信心，便大声说： “乡党，我们是红军，不信你们，来看看呀！”
乡亲们不敢贸然走进磨房，疑惑地站住了。我们十多人中有两位女红军，左叶便叫两位女红军站到磨房外面去，向他们宣传。 乡亲们看到女红军就相信了，放下锹锨和叉子，涌了进来，拉着红军的手说： “唉呀，你们失败了，孽障（可怜之意），这可怎么办？”
左叶宽慰老乡们： “乡党，我们现在是失败了，要回到陕北去找大队伍，再打回来，我们会胜利的！”
几个老乡钻进磨房，为红军做面条、烙饼。另外一些乡亲则回家去拿成菜、端汤，．让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还烙了一些饼让我们带着路上做干粮。我们吃饱后，有一位老乡带着他的一个儿子赶过来一辆牛车帮助我们渡河。这辆车很大，两条牛拉，我们十多位同志全挤进车里去了，木头轱辘又高又大，不会陷进河泥里，是过河的理想运载工具。
这位老汉以自己的体会叨念红军的好处说： “你们就有两条好处，一不侮辱妇女，二不抓佚，乡党才拥护你们。马家军就不同了，到一个地方就糟踏妇女，我们这里家家户户有地窑，马家军一到，妇女就钻进地窑躲起来。”老乡拉我们过了河，又交待说： “过了河，走二里路有个围子，没入住，你们只管进去睡一天，天黑了再走， 只要不出来就没事。过了东山口有个税卡，你们去打也好抢也好，兴许能弄到点穿的吃的。
告别老乡，我们按照老汉的指点，转过东山口果真看到一个税卡，税长逃之夭夭，卡子里连个鬼都没有，却有一匹瘦马。我们拿出打土豪的本事，闯进去卡子里搜查一阵，缴了税卡的一件大皮袄，拉走了那匹马。离开卡子，翻过了一座山，天色已黑了，这时大家的肚子也饿了，便在山沟歇下来，把马杀了，烧起一堆篝火烤马肉吃。大家装满了一肚子马肉，又启程出发。这以后，十几个同志中先后出现掉队，失散等情况。左叶为了去寻找掉队的同志， 自己也走迷了路。我领着剩下的几个同志继续赶路，不久也都失散或被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