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4月间，我和一批被俘的西路军同志们被押解路过甘肃省会宁县城。敌人将我们折磨了一个多月，现在又放出消息来，要把我和其他一些同志遣送回原籍务农。“回原籍不是送死吗？”我这样想着，于是打定逃跑的主意，每天泞意寻找机会，物色可靠伙伴。穿过会宁县城街心的时候，我注意观察街上的动静，忽然发现一个穿着又破又脏老羊皮的人，正在沿衔乞讨，端个大破饭碗，可怜巴巴的。我看他模样很怪，但人又好生面熟，定晴细看，才发现他原来是当过我们红四方面军教导团政委的朱良才同志。他在教导团任政委时，我是教导团俱乐部主任。所以，尽管他衣衫褴褛犹如乞丐，彼此一见，还是很快就认出来了。一个多月以前，部队在青海突围时，他孤身一人，流落了一个多月，四处乞讨来到了兰州附近，后来又辗转来到了会宁。朱良才同志是湖南汝城县人，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湖南起义，在中央苏区时，曾任红军支队政委、师政委等职。
见到老首长落到这般凄凉境地，我心里泛起一阵酸楚。决定伸出救援的手。趁押送的士兵不注意的机会，把老朱同志拉进遣送队。当时敌人是一县一县传送转押的，交接手续不严，混进个把人不会引起注意。再说遣送队虽然也很苦，总不致于讨饭，而且与被俘的战友在一起也有人照应，比孤单一人更有利。
敌人对于遣送队的俘虏的路费是一次性发给个人的。我把老朱拉进了遣送队后，我的一份盘缠只好掰成两份用，况且那么一点钱，当时一个人使用每顿勉强只能吃个半饱，现在与老朱合用就只能填个肚角了。天天吃不饱却要天天走路，体力入不敷出，两条腿软得没有一点力气，走起路来象是脚后跟绑了个沙袋，沉甸甸的老往后扯。可是与老首长在一起，精神上收获很大。白天，两个走在一起，你扶我搀，互为依靠；晚上，两人共盖一件破皮袄，头靠头，脚并脚，咬着耳朵回忆着往昔的战斗生活，悄声策划逃跑的计谋。这种精神享受足以抵销物质匮乏带来的痛苦。
5月下旬的一天，我们被押到离平凉县城20多里的蒿店。这是一个小镇，四面都是山，大路从镇中穿过。敌人把我们关在镇北面一间老乡的房子里。走了一天，累得不行，胡乱吃了点东西后，大家就东倒西歪地蜷缩着靠墙躺下了。老朱和我因为有逃跑的心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睡踏实，随时探听信息和寻找机会。
老朱年纪大了些，熬不住，到半夜就昏昏入睡了。我年轻点，精力比较充沛，夜熬得住。半夜过后，正当我迷迷糊糊，似睡还醒的时候，听到了隔壁传来了低沉的说话声。我有意无意地听着。突然， “红军”两个字特别响亮地敲击着我的耳鼓。当时，我很兴奋，睡意顿消，将耳朵紧紧贴在墙上，仔细地听，不让一点声音漏过。终于听到一点完整的信息，我们寻找了两个多月的红军，就近在眼前，距蒿店以北20多里就驻扎有红军，隔壁老乡就是商量去投奔红军的。当时我激动得流出了眼泪，轻轻地准醒了身边的老朱同志，把红军的消息告诉了他。老朱一跃而起，准备逃跑。我俩又叫醒了早已暗中串连好的两位被俘红军，四个人悄声商议逃走的方案。当时，夜间门上锁，窗钉牢，敌人哨兵也很警觉，不能轻举妄动，得钻起床后、早饭前这段混乱的空子。起床后，大家乱哄哄地洗刷，准备吃早饭。老朱和我等四人借上厕所之机，溜出了小镇，一直向北边跑去。跑着跑着，我们跑到了一个土围子，见有红军站岗，高兴地流出了眼泪，径直要走进门去。红军的哨兵不认得我们，见到四个叫化子模样的人要进围子，立刻加以阻拦。
千辛万苦找到了家，却不让进门，老朱同志急了，大声喊道：“ 找你们头头出来说话！”
“好大口气！”哨兵嘀咕着，却不敢怠慢，其中一个赶紧进门去通报。
红军的一位领导人走了出来，一瞅老朱就喊： “老首长，老首长，是你呀！快请，快请！”
说话的人是韩伟同志，这个团的团长。长征前，朱良才担任师政治部主任，韩伟在该师任团长，过湘江时，韩伟失散掉队，辗转讨饭才到了延安。如今见到了讨饭回来的老首长，格外亲热，紧紧地握住了老朱的手不放。
我们四人历尽艰难，终于重回红军队伍。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