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19日，我奉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之命，率先遣支队挺进冀鲁边区，创建冀鲁边抗日根据地。这段历史虽不长，但却令人终身难忘。
受 命
1938年5月，抗日战争开始还不到一年，八路军总部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组建东进部队开赴抗日前线。当时我在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敌军工作部任敌军工作团主任，驻扎在山西辽县城郊。一天，刘伯承师长把我召到他的住处，一边递给我一杯开水，一边和蔼地说： “李宽和同志，找你来是要给你一一个新的任务。”
我忙问： “首长，什么任务?” 刘师长深切地面带笑容地说： “为了加强东进支队的政治领导，经过组织上决定，派你去一一五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五支队当政委
兼政治处主任。”
组织上的信任，使我内心激动，感到肩上的担子重大。说实在话，要离开工作多年的老部队、老首长单独率领部队执行任务还有点不是滋味呢！刘师长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说：“坚持华北的抗日游击战争从战略上来讲，以山西太行山区为中心，向东伸出两个拳头，一是坚持河北冀东抗日武装斗争，二是发展山东泰山、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这样，打起仗来可以互相策应，对坚持华北敌后抗战有深远的意义。”刘师长站得高看得远。几句话就使我认清了抗日东进的重大意义。我站立起来问首长：“什么时候出发？”
刘师长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说： “兵贵神速，你们准备好了之后立即行动。”并嘱咐道：“先遣部队是刚新组建的单位，需要加强政治工作，到达冀鲁边区后，特别需要依靠地方党的组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打开局面。”
我受领任务以后，立即收拾行李，打好背包，带着命令和介绍信，不带警卫员也不骑马，穿着草鞋步行五十余里到达先遣队驻．地一一和顺县某村，受到了支队干部战士的热烈欢迎。
先遣支队的前身是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第二营（后扩编为东进抗日挺进支队第五支队）。这个营在参加了平型关大战之后，就分散活动于河北和正（定）太（原）铁路沿线南北地区坚挣着游击战争，壮大抗日队伍，属一一五师建制，归一二九师临时指挥。全支队已发展到千余人，编有司令部、政治处、供给处，下辖两个营，每营下辖3个连。在巨鹿县收编两个游击队扩编成每营四个连，还有支队直属特务连和侦通队共计十个连队。支队长是曾国华，副支队长龙书金，第一营营长龙书金（兼），教导员钟xX，（他只有一只限，名字忘记了），第二营，营长董友炳（后齐丁根），教导员赖金池（后杨俊生）。全队步枪千余支，重机枪3挺，轻机枪20余挺,还附属一部电台随队行动。
我到先遣支队就职不到几天，对部队情况还来不及深入了解，部队就奉命下太行山，东进到河北南宫地区接受冀南军区司令员徐向前政委宋任穷的领导和指挥。5月下旬，部队由山西省和顺县和河北省邢台、内邱之间的平汉铁路穿过巨鹿，来到南官平原地区待命。不久徐、宋首长命我部南下围攻围威县，打增援威县的日本鬼子。部队在开进途中，突然接到南官徐、宋首长电令： “南官周围封建会道门反动武装袭扰军区首脑机关，你部队立即回师保卫军区机关安全。”我们回师后与其他兄弟部队一道消灭了反动的“六离会”的武装，保卫了首脑机关的安全。
． 战斗结束后，进行了短暂的休整。支队党委决定利用这个时间，针对部队长时间分散进行游击战争，存在着作风纪律松散；从山区来到平原作战．，失去山区依托，部分干部战士存在畏敌情绪，担心小米加步枪对付不了日本鬼子的坦克、大炮、骑兵等等思想顾虑，开展整顿思想，广泛进行了依靠群众、扩大队伍、开展敌后游击战的伟大意义及前途的教育。使指战员提高了认识，增强了信心，为完成下一步挺进蜚鲁边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打下了好的思想基础。
挺进冀鲁边
1938年6日末，徐、宋首长电令我们跨过津浦铁路挺进冀鲁边区，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壮大自己的力量，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冀鲁边区具重要的战略地位。它地处河北省南部和山东省北部滨海的一大片地域，北临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华的指挥中心天津，南临山东省会济南，东面则毗邻渤海湾，西有津浦路和运河双重“封锁”，南有黄河隔断与鲁中南山区的联系。这个地区包括域河以南的沧县、南皮、东光、吴桥等8县与黄河以北山东的乐陵、德州、惠民、商河、陵县、齐河等17县．全境属平原，人口600余万，盛产小麦、玉米、高梁。我军挺进冀鲁边平原，北刚则威胁敌后方基地天津，南则威胁山东省会济南，使敌水陆交通和运河、津浦铁路北段处于我军的破袭和控制下。因此，徐、宋首长根据党中央部署，抽调主力挺进冀鲁边区平原，也是当时该地实际斗争的需要。
正因为冀鲁边区战略地位重要，敌我双方争夺都很激烈。我冀鲁边区中共地下党在主力来到达之前，领导当地群众，组织抗日力量开畏武装斗争。地下党分属两个省委领导，河北省委领导津南特委，山东省委领导鲁北特委。卢沟桥事变后，津南、鲁北的共产党员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纷纷行动起来，联合工人、农民、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部分爱国民主人士，组织抗日武装。以共产党员邢仁甫为司令，共产党员范普泉为政治部主任的抗日救国军就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联系其他抗日救国进步人士组成的一支抗日武装，最盛时期达两千余人。为了争取一切进步力量，达到“团结抗日、枪口一致对外”，岳来又通过邢仁甫的莫逆之交王昭明（国民党CC分子，后叛变）的关系，取得国民党正式委任力“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支队”（以下简称31支队）。邢仁甫为司令，王昭明为副司令。救国军的领导中，于文彬、崔月楠、范普泉、邢仁甫都是共产党员。经研究认为：这样并不改变党在军队中的领导，还便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经请示上级同意，接受了这个名称。
三十一支队成立后，从1937年底至1938年2月接连打了五次胜仗。歼灭了部分日伪军，占领了庆云．乐陵县城，积累了一些战斗经验，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威望，初步打开了边区的抗日局面。但仍处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
为了取得上级党的领导，支队领导邢、范、崔（于文彬同志因手枪走火重伤后牺牲）等决定派政治交通员李广文到天津，找河北省委宣传部长姚依林接上了关系。省委了解情况后，乃决定派杨靖远、李启华等5人参加31支队，杨为副司令，李为政治处主任。并指示他们，迅速与设立在河北南宫县的冀鲁豫省委（后改为冀南区党委）和八路军东进纵队陈再道、朱任穷等首长取得联系，以后由他们领导。
5月间，李广文到达南宫，见到了冀南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宋任穷、区党委书记李青玉。军区领导了解边区形势之后，初派津浦支队政委王育民同志率20余人，带一部电台，以加强三十一支队的联系与领导。王等行至南宫县小屯一带，遭地主操纵的反动道会门一一“无极会”袭击。政委王育民同志牺牲，同行指战员或伤或亡，电台被破坏，东进送电台的任务未完成。 6月中旬，中央军委为加强该地的军事斗争，扩大根据地，乃令我们第五支队和由一二九师工兵连发展起来的津浦支队分别由曾国华、孙继先和我与潘寿才等同志率领，增援冀鲁边区。
我们第五支队是6月中旬出发的，同行的还有中共冀南区党委宣传部部长马国瑞等同志。马部长的任务是：与津南特委接上组织关系，并临时领导津南特委的工作。部队经山东鲁西临清‘进至高堂、夏津县地区时，在陈再道司令员的指挥下，配合其它主力歼灭了盘据在该地的顽固派头子绰号叫胖娃娃率领的反动武装后，继续东进。经平原县于6月30日夜晚顺利通过津浦路东进至陵县的神头镇宿营，尔后向乐陵东北方向前进。开进途中正值伪鲁北专员兼保安司令刘景良纠合地主土匪武装进攻东陵和庆云县城， 当时庆云比乐陵更紧张些。
刘得知我八路军主力即将到达的消息后，急忙把他的围城武装撤回惠民老巢。三十一支队乃派政治处主任范普泉等同志到德平迎我部队抵乐陵县城。
1938年7月8日，两个支队（第五支队、津浦支队）抵达乐陵与三十一支队会师，并在乐陵西关召开欢迎大会。不久，根据上级的命令建立了统一的军政领导机构一一“中共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以马国瑞为书记，曾国华和我及孙继先、潘春才、，邢仁甫、李启华等七人为委员。这样，先遣支队胜利完成了挺进冀鲁边区的任务。后改称为： “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五支队”，代号“永兴”支队。
开创敌后抗战新局面
乐陵是边区党的基础较好的地区、又具有良好的地理条件。它西有宁津、陵县和吴桥作屏障：北有盐山、庆云和沧州，可作与平津的缓冲；东经无棣、沾化等县濒近渤海湾；南面越过惠民、商河和德平直接黄河，是边区的腹心地带。
当时这里的军事形势是： 1937年9月沧州失守，10月德州沦陷， 日本鬼子正在当地收编伪军，建立伪政权，控制要点，集蓄力量，准备发动对边区的扫荡。国民党正规军南逃后，当地地方武装、民团、土匪乘机拉杆子，扩大实力。其中主要有：驻惠民的山东省保安第三师，司令刘景良：驻德平的保安第五旅，旅长曹振东；驻陵县、吴桥的保安第六旅，旅长张国基；驻盐城的河北省保安第二师，师长黄国权。号称冀鲁边区的四霸，各据一方，作威作福。至于混水摸鱼、自封司令的所谓这路军、那路军更是不可胜数了。这四霸对乐陵这块地方也是馋涎欲滴。乐陵处在各派势力的包围之中。
根据这个形势，我军要坚持这里的抗日游击战争，发展壮大抗日根据地，就必须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在开展军事斗争的同时，扩大抗日统一战线的阵营。
我们支队到达乐陵不久，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采取了三项重大的决策：
第一是成立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以马国瑞为书记，曾国华、我、孙继先、潘寿才、邢仁甫、杨靖远、李启华等七人为委员。马国瑞负责全面领导；曾国华，孙继先、邢仁甫主管军事，我负责做统战工作，置乐陵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于军政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之下。
第二是将三十一支队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六支队。这时的三十一支队约有2300余人，广大指战员对此十分拥护，唯有邢仁甫同志自认为这支部队是他拉起来的，想保持部队的独立性。但由于大势所趋，同意将大部编为第六支队，下辖三个营。邢为司令员，副司令员冯鼎平，政治委员王叙坤（肖华到后，他才到职），参谋长程正杰，政治处主任崔月楠。同时提出将另300人编成一个小支队，由国民党C C分子王昭明率领，仍保留原31支队的番号。不久，王即率300余人向南叛逃到惠民，被我军消灭瓦解。王昭明只身投奔刘景良，后被刘枪决。第三是乘部队主力到达并整编的雄威声势对乐陵周围的反动顽固武装开军事斗争，以稳定根据地，壮大抗日声威。我先遣支队奉命进攻盐山南毛家集、黑牛王庄一带的刘彦臣，全歼其一个营约500余人，收复盐山南郊地
山南郊地区。随即回师进攻宁津县，全歼宁敌500人，生俘伪县长张伯荣，解放全境。使盘据该县一带的地方势力倪鸿印、韩树元、杨明祥归向我军。至此使宁津、乐陵、庆云三县连成一片，抗日势力西到津浦线，北逼盐山县城，东临渤海，南达德平、商河、惠民等县边境。成为边区强大的抗日力量，声威震动冀鲁边区全境，使伪军不敢蠢动，环伺周围的国民党顽固武装也不敢向我军挑畔。使我军能有一段时间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恢复和建设党的组织，开展统战工作。
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并尽早出现一个新的局面，经过认真细致的研究决定：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努力争取具有民族气节、有声望的、在各方面能起影响作用的人士入手，促建抗日统一战线。由于各方面的积极努力，在很短时间内就取得了良好效果，出现了一个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抗战参战、进步力量要求抗战、顽固势力有所分化，并更加孤立的局面。这里，我主要回顾争取国民党上层的一些情况。
乐陵县长牟宜之是山东日照县人，曾参加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退出。抗战爆发前随其舅父国民党元老丁惟汾居重庆，抗战后他见祖国河山遭日寇践踏，在我党发布的《国共合作宣言》、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鼓舞下，向其舅父提出要求到山东敌后抗日。丁便把牟介绍给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沈委令牟担任乐陵县长。到乐陵后初期，胸怀抗日，曾亲自组建过抗日武装——“泰山支队”，亲任支队长，王炳山为政委，卢福山为参谋长一杨锡林为主任．还弹压过地痞流氓，杀过一些土匪坏人，为当地人民群众做过一些好事。但在国民党消极抗战的压力之下，却较长时期徘徊在“十字路口”’。根据这种情况，军政委员会和纵队司令部研究认为：牟宜之虽系国民党正式委任的县长，但他有民族意识，赞成抗战，争取他并通过他争取地方势力和抗日军民站到一起，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能改造乐陵地区政权，分化和打击顽固势力。在争取牟的过程中，我们采取了邀、救、说三步棋。第一步，由我出面邀请牟宜之先生和德平县的曹振东、吴桥的张国基、惠民的刘景良、无棣的张子民来乐陵议事。 7月上旬，牟宜之、曹振东、张国基等应邀前来，刘景良、张子民等拒绝参加。在会上，我说明了我军的任务和当时的形势，提出各派在抗日大局的前提下，团结起来，抗日救国。会谈期间，我还个别和牟宜之先生进行过几次磋商。
牟宜之先生多次表示：愿为乐陵百姓继续做些有益事情，但对怎样抗日、依靠什么力量、尤其苦于乐陵四周处于各派势力包围之中，感得惶然。针对他的这种心理，进一步宣传我党我军的策略和政策，指出只要依靠群众、依靠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就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使他感到了共产党、八路军是真正的抗日队伍，看到了抗日的前途和依靠的力量。但由于我军初来乍到，牟宜之还抱有一定程度的现望态度，虽双方加深了了解，但在合作的具体内容上没达成现实性协议。
第二步，救牟。
在对牟宜之先生加紧工作的同时，顽固派方面也在软硬兼施，设法拉拢牟先生，将他绑在蒋介石所谓“统一政令、军令”的反动战车上。特别是刘景良，接二连三派说客拉拢牟先生，说什么，你牟县长是国民党元老的外甥，是山东省长推荐的，应当忠于三民主义，不要和共产党来来往往等等。山东省长沈鸿烈还亲笔致函牟宜之，指示他“务必统一军令、政令于国民党政府，必须独揽军政大权，一切事务不容共产党插手。尽可能束缚他们的手脚，限制他们的发展，尤其是在军饷、粮食、服装上不予供给。同时也不准他们建立政府向群众摊派，务必使共产党、八路军无法存身，要心狠手辣，务达目的。”在信中还给牟先生壮胆说： “你舅是吾党当今元老、中央委员，他们（指八路军）非但不敢动你一根毫毛，即使有丝毫的捣乱或有不服从举动，我们就给他一个分裂国共合作、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
牟宜之先生对于八路军真正抗日这一点是认准了的。因此对于这一切并未十分放在心上，仍然保持和我党我军的联系。
顽固派势力见软的不成，就来硬的。刘景良指使驻在乐陵附近的一个牛毛司令黄大炮率领五十余入，埋伏于途中，然后佯称刘请牟去商议抗日大事，于途中以牟先生私通共产党的罪名将牟先生劫持走了。当我支队得到报告后， 已走了一个多小时，情况十分紧急。支队领导讨论后，决定营救牟县长，但却遭到邢仁甫的反对，理由是刘景良握有重兵，跟他们闹翻了，会引火烧身，妨碍发展，破坏边区的统一战线。这显然是一种右倾的观点。当时的情况紧急，容不得延误和争论，我和曾支队长当机立断，决定救下牟县长。乃派一个连抄近路赶在他们前面，包围了这伙人。这些牛毛司令的兵见八路军的主力来了，胡乱放了几枪，就四散奔逃。黄大炮见势不妙，用手枪顶着牟县长骑马让他快跑。支队长见了非常愤怒，杨手一枪，打飞了他的军帽，黄大炮打了一个寒噤，赶忙将身一俯，紧贴在马鞍上。这一刹那间，牟县长拨转马头，向我方跑来，黄大炮咬咬牙，持枪牟先生的背后。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们支队长“叭”地一枪，子弹不偏不倚，正好打在黄的枪柄上。黄大炮胆落魄飞，两腿一夹马，逃回阳信去了。我们也不追赶，即将俘获的刘部士兵集中起来，我对他们说：“当前抗日时期，应当团结一致，枪口对外，内部的问题，应当协商解决。你们刘司令绑杂地方长官，是破坏团结抗战的行为，我们不能不加干涉，请兄弟们回去奉劝刘司令，今后再不要进行这种非法活动。”然后把武器发还他们，放了回去。
这些都使牟宜之十分感动，对八路军这种从抗日大局出发的举动，深为佩服。
处理完这一切，我们便率部队保护牟县长返回乐陵。
第三步是说牟。
宜之先生安全返回乐陵县城以后，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发生，我们安排了力量，加强了对牟先生的警卫安全工作。
宜之先生经过短短半天的事变，头脑清醒了许多。八路军从黄大炮的枪下救了他，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及对被俘士兵的处理，都是从抗日大局着想，使他增强了对共产党、八路军的信赖感。从这里他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前途，但是他又想到了乐陵处于各派势力的包围之中，和共产党合作，又得罪刘景良、沈鸿烈等，处于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境地。为此，他派人送信给我军，要求面谈。
我们接到来信之后，分析了牟的处境，决定趁热打铁，说服他打消顾虑．坚定地站在抗日民众一边，采取一些有利团结抗日的实质性步骤。根据组织的决定，我于接信的第二天来到县府官邸。牟先生已在住宅门口迎候，见面握手，牟先生把我们迎进会客厅。牟先生的住宅是一套五间的庭院建筑，依假山，傍水，墙上四壁挂着山水画，倒也清闲幽静。中间会客厅，厅内两旁各放两张红木雕花太师椅，椅中间摆着两盆兰草，正中一张擦得雪亮的八仙桌，摆着一套紫砂茶具。后壁悬挂一幅中堂“秋原行猎图”，中堂两边的条幅是“洞明世故皆经纶”， “达练人情即学问”。昕有这些摆设，益发显得雅致、古朴。
我们坐定之后，秘书倒上茶。
“牟县长，刘景良无理取闹，使你受惊了。”我代表支队表达了对他的慰问后，牟宜之爽快地说： “咳，误会，不幸的误会，亏得李政委、曾队长及时赶到，处理得体，总算没有扩大事态，我不胜感激。”
看得出来，牟先生对刘景良派人劫持他的意图并未理解，对他们仍有幻想，应当帮助他认清形势，分辨敌友。因此我说： “感谢谈不上，因为牟先生是拥护抗日的， 保护你的安全是我们的责任。刘景良是反对抗日的，跟这些人要针锋相对。有个情况，牟县长可能不知道，刘景良已暗中和日本鬼子勾结，劫你的目的，意在取而代之。”
几句话，说到了牟县长的痛处。刘景良和日本鬼子的关系，对乐陵的野心，牟先生是心中有数的，只是囿于自己是个光杆县长，逆来顺受而已，不觉情不自禁地唉叹了一声。观察到牟先生的这一细微变化，我接着又说： “事实将会证明，刘景良之辈总有一天会跑到日本人那里去的（刘在以后日伪扫荡中，与我为敌到底），不仅是涉及你的的安全问题，更痛心的将使一方生灵涂炭， 为国为民你是责无旁贷的！”这一席话打动了牟先生的心扉，他站起来激动地说： “八路军最了解我，李政委金玉良言，我铭记不忘，牟某不才，愿为贵军效犬马之劳。”
我连忙扶牟先生坐好，然后说： “牟先生说到效劳，实在不敢当，我们也不赞成这个提法：我党一向坚持抗曰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尊重地方政府，当然是抗日开明，进步的政府，对这样的政府，我军只会给予支持和帮助，绝无取而代之的意思。我们知道牟县长深明大义，忧国忧民，诚望能与我军合作，共同抗日救国。”
牟宜之再一次受到人们对他应有的尊重和了解，心里非常激动，表示坚决和抗日军民站在一起，趁着这个机会，我又和牟先生具体研究了一些实质措施。根据乐陵当时的情况，就如何统一政令、军令，树立县府威望，提了几条具体意见．大意是：说服各路抗日司令放弃势力范围的种种特权，一律到县府登记备案：听从统一调遣：经济上实行统筹统支，推行合理负担，取缔奸商资敌行为：整顿县府及区乡官吏等等。这些都为牟先生所采纳：不久，他向全县颁发了布告，撤换了几个立场反动的区长，还召集牛毛司令开会阐明抗日主张。为边区抗日战线的开展，为人民作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牟宜之这些举动后来传到沈鸿烈的耳朵里。不觉恼羞成怒，对他不仅不执行“溶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反而倾向共产党并帮助抗日感得震惊和恐慌，先写信责斥牟失职，牟未予理采，便连电召他回省述职，想乘机撤掉他的乐陵县长，牟又托词拒绝。 9月， 肖华司令员又巧为周旋，乐陵上万群众高呼： “坚持抗战，反对磨擦，强烈要求牟宜之留任县长”，还包围了沈的座车，沈慌恐万状，无可奈何，只好借故溜走，沈的阴谋未能得逞。
后来，我军从抗日大局出发，为照顾沈的面子，同意由牟先生推荐一知名人士，但必须保持牟先生的正确政策。沈被迫接受这一建议。牟先生保举了县府秘书王亦山继任县长（王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9月底，肖华司令率领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部政治部及全体指战员挺进冀鲁边区。我五支队曾国华率一个营由乐陵经德平、陵县西，跨过津浦路迎东进纵队肖华等首长。纵队到达乐陵后建立了统一的指挥机关一一八路军挺进纵队司令部和政治部，肖华任司令员兼政委，符竹庭为政治部主任，邓克明为参谋长，下辖五支队、六支队、津浦支队，开创了冀鲁边区抗日游击战的鼎盛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