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艰难的1942年， 日寇丧心病狂地对太行山进行大扫荡，他们采用铁壁合围的残酷手段，一方面大肆搜捕抗日军队，企图消灭抗日武装；一方面实行“三光”政策，导致大片城镇、乡村沦为废墟。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给日寇以更沉重的打击，当时，冀鲁豫边区的115师由吕正操带队，决定保存实力，将抗日干部撤出太行山区。
当时，我在115师，组织决定调我和我爱人刘耀民到延安学习。耀民正在怀孕，行走艰难，无法跟随部队，一同转移，组织决定我俩单独前往，化装成回娘家的老百姓，由一名警卫员陪同，牵着一条毛驴给耀民骑。部队还特地为我缝制一件白领的黑衣服，穿上如当地百姓差不离儿。3月8日，从山东省的小镇胶龙湾出发，由一名地下交通员带领，一路颠颠簸簸，避开国民党军队和日寇的封锁，由河南的安阳顺利到达林县。突然发现，此地驻有国民党军第四十军庞炳勋部的一个锄奸队，目标公然对准共产党。我们被抓获了。锄奸队司令是山东人，讲义气。我们一说家在山东，从河南回老家生孩子，又给了他100元伪币，便放行了，并由一位当地老百姓送我们出城。出了城，又匆匆赶路，当晚住在一个已记不起地名的乡村。这乡村一样有锄奸队站岗放哨。为了避开敌人，这位老人领着我们到老百姓家住，走进这位百姓家，发现餐桌上放着一张《新华日报》，我欣喜之极的想，这家是“交通”或是游击队员之家。一问，果然是。主人帮我们找到了民主政府的县长，并热情招待我们吃饭。我们已一天多没有粒米进口，饿得实在不行，吃完这顿饭，真是精神倍增，疲劳顿消。次日，天刚亮，我们又继续赶路，走了近百里才进入山西太谷县。这时，敌人的扫荡更加疯狂，老百姓白天躲进深山，夜里才偷偷回家。由于敌人的疯狂扫荡和耀民的即将临产，我们便在太谷境内仅住着4个兄弟分为4户人家的南山疙瘩住下来，等待耀民分娩。说来也巧，扫荡结束那天，耀民正好生下一个女孩，取名李梵。在这才4户人家的山村，无医无药无助产士，又是生第一胎，毫无经验，我便烧一锅开水消毒，自己接生，剪脐带，孩子终于安全地生下来。
那时，老百姓粮食匮乏，耀民做月-，不仅没有任何滋补品，吃饭也成问题，三餐吃土豆疙瘩，一粒米也没有，天天如此，只吃到几回羊肉。老百姓待我们好，只要能拿出食物，便先给我们吃。我们在这里整整住了一个月，部队才通知我们离开太谷，队伍在晋西北兴县等我们一同赴延安。
我们终于在兴县赶上了部队，以后和部队一道行军。耀民有了孩子行动不便，为了赶上队伍，只好花上一块银元雇请老百姓背孩子，才能跟上部队。队内只有2名女同志，经常都得掉队。
一路，孩子饿得哇哇叫，又怕孩子的哭声暴露目标，惊动敌人，我们显得万分紧张。到汾河宿营地正是傍黑的时分，刚歇会儿，喘口气，掇弄完孩子吃喝，我们还没有粒米进肚，突然响起了枪声。为了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我们又继续摸黑行军，只好啃着汾河的冰凌以充饥渴。刚过汾河，公路上又遇着整汽车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队不知开往何处，我们藏在路旁的草丛里，棉衣裤全被荆棘割破，直至汽车开走，我们才走了出来，挪动疲惫的双脚，继续行走。自此，每天要行军百二三十里。
春节前夕，大雪纷飞。地上积雪尺余，耀民累得只能抓着警卫员腰上扎着的皮带走路，一松手就摔倒。走到房山，敌人已设下埋伏，抢占了制高点，如果回师走大路要多走80里路，我们决定从山下插过去，到不远的行村兵站，便是边区。从此，便可以大天自日，放胆行军。
1943年3月，我们终于到达延安，找到住在大砭沟的中央军委组织部，将缝在棉衣内的介绍信交给接待干部林西。从此，在延安便开始了新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