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2月3日，通化市的日本特务和国民党伪军狼狈勾结，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推翻我党我军刚建立的各级组织，独占东北。这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震惊东北的反革命事变，由于发生在2月3日，便称为“二三”事变。
日本投降后，国内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重新燃起战火，发动内战，在解放区不断制造事端，企图一举消灭我军。当时，我在延安学习已经结束，组织决定调我回到山东干部三队，支援山东解放区工作。三队队长张子明，班长卢燕秋。 1945年8月23日，我服从组织分配，和刘耀民带着2个孩子、l名警卫员离开延安，直奔山东。到了太行山，不料情况变化，军委决定去山东的干部，连同我们在内，全部转战东北。于是，我们又改弦易辙，经过6天的长途跋涉到了山海关，然后，坐火车奔沈阳，抵通化。
我到通化第二市立医院当政委，主要任务是接收部队伤病人员，还有一个分院，病员二三百人，有的不能独立生活需要专人侍候，药品、器械都很缺乏。院长是日本人，名叫奥田，副院长是我军的刘智弟，主治医师有许多是日本人，一些危重病还需要依靠日本医师医治。
2月2日，我发现通化地区情况异常，伪军和日本特务有可能勾结在一起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但没有想到会来得这样突然。 2月3日，情况越来越紧张，通化街头频频出现日本特务的活动。当天，我和部队同志商量，对全体病伤人员和护院战士进行紧急动员，说明情况的严峻，并把全体病伤人员组织起来，把枪枝分发给有战斗力的人员，没有武器的就拿木棍、铁铲，板凳、石块，分班编组，作好战斗准备，拖占楼上主要窗口和通道，准备好照明用具，以防万一。
红十字医院由于没有作好战斗准备，思想麻痹，遭到敌人严重枪杀，死伤了一部份医护和伤病人员。 2月3日夜，全城停电，漆黑一团，市内不时枪响，一些日本特务和国民党伪军荷枪实弹，见了中国人就杀，气焰极其嚣张，一时充满了恐怖，人们处于惶恐之中。由于我们作了准备，那天夜里，天刚黑，我们就将医院所有大门统统关紧，并派上武装，
人员站岗放哨。能参战的全体人员手持武器全部作好战斗准备。儿童便全部躲在桌底下，以防枪弹中伤。八年抗战，我们恨透了日本帝国主义，他们投降才几个月，又张牙舞爪想再杀害我们，我们万分愤慨，恨不能把日本鬼子千刀万剐。这凝结成的仇恨，增强了我们团结战斗的意志。
市内枪声时紧时密，由于我军早已察觉，早有准备，敌人刚出动，就遭到我军的包围、镇压，事变很快被平息。
通化医院在这次事变中，未动一兵一卒，未伤一人，经受了事变的考验，使这座医院巍然屹立在松花江之滨，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立下汗马功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