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我因病到哈尔滨市干部疗养所疗养。同年1O月19日，据守长春之敌，东北“剿共”副总司令郑洞国率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在这期间，疗养院大部份疗养干部奉命调往长春临时从事接收郑洞国部放下武器的上校级军衔以上的军官工作。接收任务完成后，我即返回哈尔滨市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不久，又带着家属和孩子跟随卫生部迁到沈阳市待命。
1949年9月，我和卫生部副部长许德等首长数人，奉命离开沈阳乘火车进关，经天津市南下到中南军区武汉市。当时正赶上全国人民群众轰轰烈烈地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空前胜利的盛典喜日，我们心情无比兴奋，在武汉欢度这个永世难忘的开国典礼的好时光。10月初，许德副部长奉命到江西南昌卫生部工作。而我与他分手后，接受中共中南局组织部的工作分配，继续南下广州，成为参加接收广州的第二批干部工作队成员，开始准备接收国民党伪联？的各项工作。
解放广东的序幕是9月间拉开的。当时广东守敌连同由闽、赣逃粤的第四、第十二兵团在内，共3个兵团计11个军约15万人，统由国民党华南军政长官公署司令长官余汉谋指挥。余依据蒋介石“巩固粤北，确保广州”的指令，决定以第四、第二十一兵团共7个军，沿粤汉路韶关至广州一线布防，企图阻止我解放军南进。
10月2日，我军按预定部署向广东之敌发起进攻，粤北之敌纷纷南逃，广东北部的门户洞开。7日，我部解放韶关、翁源，随即向广州挺进。 12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根据广东战役进展情况，及时指示林彪、叶剑英、陈赓， “先以必要力量直出广州、梧州之间，切断西江一段，断敌西逃之路，不使广州敌向广西集中。如查明广州一带之敌向广西逃窜时，陈赓兵团即不停留地跟踪入桂；如广州一带之敌并不向广西逃跑，则陈、邓两兵团仍执行原计划占广州不变。”14日，我右、中两路进占清远、花县、从化、增城，左路逼近博罗，从东、北、西三面对广州形成包围态势。残存的国民党政府及代总统李宗仁仓皇乘飞机逃往重庆，余汉谋部则沿两江西逃。我第十五兵团一部， 14日晚解放了中国南疆的门户和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名城一一广州。
到达广州后，我在中南军区后勤军需部笫三局任政委兼党委书记，局长是高文智，副局长是吴家树同志。高文智局长是先头率领第一批干部工作队到广州的，我与吴家树等10余名干部工作队随后从武汉起程坐船到江西九江再改乘汽车经吉安、赣州和广东南雄南下，当我们抵达广州时，广州已经被我军胜利解放之后半个月了。
当我们进行接收广州国民党伪联勤时，原国民党军工部门所属的橡胶厂、被服厂和皮鞋厂等的职工人员，大部分已被遣散，机器设备也已被撤迁，军需工厂已变成空架子。在此情况下，我们只好利用原厂址厂房，创办军工橡胶厂、橡胶雨布厂、皮鞋厂和被服加工厂等。因当时军需任务紧迫，只能边筹建边派人分头向广州、上海和香港等各私人厂商进行临时定货加工军需用品。 1950年10月起，为供应志愿军抗美援朝所必须的被服、胶鞋、雨衣和水壶、饭盒等一切军用物资，进一步加强领导，调动全体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努力加紧军需生产，保证了本军的供应和支援抗美援朝的胜利进行。
武汉中南军区后勤军需部驻广州第三局不久以后改编为驻广州办事处。该办事处进行军 ，需生产和加工定货，直到1952年初，驻广州办事处和军需生产机构全部撤销，我也调到设在江西南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高干文化速成学校离职学习文化。经过3年的文化速成学习，于1956年春毕业，奉命到广州，驻广州军区第一招待所，等候组织分配工作。等待分配工作期间，曾参加广州军区举办的短期政治理论学习班，学习政治经济学一个月，然后到广东省军区政治部任副主任。在政治部工作9年。期间，曾经到汕头军分区饶平县（那里是沿海边防前线，与福建闽南边境相连接），下基层连队炮排当兵一个月，体会较深，颇有收获。
在广州组织军需生产
为发展我军的军需工业，以适应革命的需要，我于1949年9月奉命接收国民党军在‘ 广州的军需生产机构，具体负责接收原国民党所遗留下来的军工厂以及物资器材，建立我军军需生产基地。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后，不几天我们即抵达广州，着手接收原国民党联勤所的军需工厂及物资。当时国民党在广州的军需工厂计有以下几处，即座落在东较场的被服，一和橡胶厂，在东皋大道的皮鞋制革厂以及在东园路1号的橡胶雨布分厂等。国民党当局唯恐这些军需厂落入我手，事先作了精心策划，将工厂的机器拆走，把技术人员和工人遣散。我接管人员到达后，这些厂只剩下一些厂房，成为一堆烂摊子。
我们到达广州后，即与先头抵达广州的高文智率领的第一工作队的同志们合并成立军需生产机构一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中南军区后勤军需部第三局。高文智任局长，吴家树、钟连臻任副局长，李宽和任政委兼党委书记，胡发祥任政治处主任，陈沂任财务处长，黄××（名忘了）任总务处长。第三局下辖的部门有被服厂（厂长罗维民、副厂长施光俊、监委马干、书记田玉书）、橡胶厂（厂长杨世昌）、皮鞋制革厂（厂长李英、监委齐敬文）、橡胶雨布分厂（厂长高福荣、监委刘耀民），共有干部、战士百余人，技术人员和工人数百人。因为是部队的单位，干部战士都是军人，实行的是供给制，每月只发津贴，按战士每人每月三角至五角两档，排级至军级按等级差别，每月发几元或十几二十元（最多只到三十元）。职工则按工资制办法，每月发放。因为当时还是使用法币，为防货币贬值而影响职工的生活，发工资时采取按实物计发的办法。
我们根据接收来的空厂房，抓紧进行筹划重建军需工厂的工作。首先发动大家出去联系聘请专家和各方面的技师，去招募新老工人。
其次是有了一定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后，即动手设计和制造装配所需的各类机器。当时，军需用品急切需要，而我们筹建厂子又需要一个过程。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保证供给军需用品，我们即派出干部分头去香港、上海等地向有关商店和工厂，进行定货加工生产冬夏服装、布鞋、解放鞋、雨衣、水壶、蚊帐、皮鞋等军需用品。在定货的过程中，我们通过地方党组织- 和工会的支持和配合，协助接洽加工厂点，确保产品质量以及交货时间，以便完成军需生产任务。这种加工定货的方式，是我们第三局早期的工作重点之一。由于全体干部的努力和地． 方的支持，我们除按时保证第四野战军指战员们着装所需外，还突击完成抗美援朝志愿军全体指战员的被服、鞋袜等军需用品生产任务。值得一提的是叶剑英元帅的胞弟叶道英先生，他当时住在香港，叶先生热爱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曾经为我第三局帮助解决了不少困难，为军需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1950年秋，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进行抗美援朝后，我局的军需生产任务更加繁重了。为保证国内军需任务的完成，为保证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军需供给，我们加强了领导，进一步做好宣传鼓动工作，发动大家开足马力，连夜加班加点，生产了大量的军需物资。特别是加强了形势教育，激发了大家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赶制了大批冬衣支援朝鲜党政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
第三局在广州军需生产的时间先后只有2年左右，在各方面都比较艰难的历史条件下，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军需生产任务，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同志们发扬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艰苦创业，奋发图强，协力拼搏，在新中国的军需工业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