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光阴匆匆流逝，转眼之间，已是“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了。五十年前，为挽救民族危亡，赤手空拳的爱国青年学生，在党的领导下，擎起了抗日救亡的大旗！那激流涌荡、地火喷突的时代，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而今，我已双鬓斑白，年近古稀，追忆青春的脚步，逝去的岁月仿佛就在眼前。
平地惊雷
一九三五年的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的爱国学生冲破了“爱国有罪”、“抗日犯法”的禁锢，满腔悲愤地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吹响了抗日救亡的战斗号角。伟大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
反动派严密封锁“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但北平学生抗日爱国的巨浪却迅速激荡开来，席卷祖国大地，全国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出现新高潮。
“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济南，犹如刮起一阵狂飙。北平学生救亡图存的呼声，在我们济南青年爱国学生中引起强烈共鸣，泉城沸腾了！爱国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怒吼声响彻济南上空。
这个时期，我正在济南省立高中读书。在这动荡的岁月里，我怀着对民族存亡之忧虑，对“政府”步步退让之痛惜，对日寇不断进逼之愤恨，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激流中。
当时，济南的地下党员省立高中学生尹圭章（即林浩）、济南师范学生刘清禄（即安波）、济南乡师学生白学光（即白子明）、景慕达（即景晓村）、赵健民等同志，都参加和领导了济南的学生运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济南的学生爱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虽然我们明知在北平已有许多爱国学生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而流血捐躯，但鲜血和死亡是吓不倒我们的。炎黄子孙有与生俱来的爱国之心，有宁死不屈的无畏精神。水龙和木棍、鲜血和死亡只能激起我们更加强烈的反抗。十二月十六日，我们省立高中首先罢了课，接着，济南市其他学校纷纷响应，相继罢课。爱国学生冲破军阀韩复榘的军警的阻挠和破坏，走出校门，走上街头，走向社会，投身到了抗日救亡的滚滚洪流之中。
十二月的济南，天寒地冻，朔风凛冽，热血沸腾的爱国学生们手挽手，肩并肩，到省政府门前游行示威，贴标语，散传单。反动军警拼命阻挡和驱赶到省政府请愿示威的学生。被驱散的学生又分头到附近街道进行救亡宣传，有些工人、市民自动加入了我们的队伍。
随着学生救亡运动的发展，成立全市性学生救亡团体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济南高中、济南师范、济南乡师、一中等学校代表秘密会议协商，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成立了“济南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该组织将各个学校中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形成了统一领导全市学生运动的核心。济南“学联”的负责人有济南师范学生李杜、刘清禄，济南乡师学生朱春和，齐鲁大学学生孙香亭，济南高中学生孙玺琪（即孙明光）和我，孙玺琪任济南“学联”主席。
济南学生救亡运动迅猛发展，很快波及全省。根据党组织关于迅速扩大学生救亡组织的指示，我们于一九三六年春将“济南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改组为“山东省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领导人除原有的五人外，又增加了济南女师的鲁宝珞、郭秋涵，济南女中的汪瑜，济南高中的于敬怀、梁玉振，济南师范的孙超佐，济南乡师的张振一等。省学联负责人初为孙玺琪，后由我继任。
学生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国民党反动政府大为恐慌。山东的军阀政府秉承国民党教育部的旨意，命令各学校一律提前放寒假，企图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扼杀方兴未艾的学生救亡运动。但事与愿违，青年爱国者们冲破反动军阀韩复榘的封锁，利用假期返乡的机会，将抗日救亡运动扩展到了全省各地。
从波谷走向浪峰
一九三六年二月，国民党政府颁布《维持治安紧急办法》七条，明文规定军警枪杀抗日群众、逮捕救亡积极分子、解散救亡团体、钳制救国言论等均为“合法”行为。三月，敌人在北平、济南、上海等地相继逮捕抗日学生，济南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陷入十分艰苦的境地，暂时处于低潮。
由于共青团狭小的组织形式和秘密的工作方式不能适应抗日高潮即将到来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决定改变国民党统治区的共青团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在南下途中酝酿成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就是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民主的先进青年的群众性组织。一九三六年二月一日，在北平师大召开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大会，建立了总部、中队、小队和分队，当时队员只有三百人左右。“民先队”成立后，很快在全国各地发展起来，成为党领导全国爱国青年抗日的纽带，是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一支骨干力量。
为了与北平学生取得联系，寒假期间，我到了北平。一九三四年我在北平弘达中学读书时，结识了中国大学的进步学生王春俞（即董毓华）、刘子荣、高元贵、李建梓、崔嵬等人，结识了同在弘达读书的黄诚同学。“一二九”时期，这些人都成了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王春俞、黄诚等人还是“一二九”运动中著名的学生领袖。我到北平后，找到王春俞等人，了解了北平学生救亡运动发展的情况，加入了“民先队”。回到济南后，我们就积极发展民先队员，“济南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主要成员都加入了“民先”，济南民先队的负责人有孙玺琪、孙香亭，济南师范的李秀岑，高中的杨涤生（已是中共党员）以及后来加入的仲曦东、狄景襄（狄井芗）等同志，我任队长。
在济的学生“同乡会”是一个公开性的组织，我们利用这个组织形式，与各校同学相聚在一起，畅谈国事，互相启发帮助，发展民先队员。寿光县在济南读书的许多学生，如乡师的王传五（即王文轩）、赵寄舟、朱春和，济南师范的朱子统（即朱承宗）、李多禄（即李荆和），高中的张子民、张同升（即张毅）、周嘉伟，女中的张舜卿、阎娟、王亚南、王波，市立中学的田瑞莲等人都先后加入民先队。有的同志加入民先前就已经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了。
一九三六年夏，韩复榘为控制全省的学生运动，召集全省中学生在济南辛庄营房，进行了两个月的军事训练。这给我们在全省范围内发展民先组织一个极好机会。在这里，我结识了许多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如烟台八中的丛其滋，益都师范的顾昌、李志韶，惠民四中的蒋宝申、宋登华，泰安三中的薛宣，曲阜师范的张伟玖、孔繁文，平原的高传义等，并发展他们加入了民先。此后，民先组织在全省许多地区得到发展。
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推动了各界救亡运动的发展。一九三六年一月，“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在各地引起连锁反应，山东的文化界、妇女界相继成立了救国会组织。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在原济南市反帝大同盟的基础上，建立了“济南市各界救国联合会”，负责人有徐智雨、丁梦荪、孙玺琪和我。不久，山东省委恢复了，我们即与黎玉同志取得了联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以后，我们将“济南市各界救国联合会”扩大为“山东省各界救国联合会”，统一领导山东各界抗日救亡运动，主要负责人有徐智雨（大革命时期的党员）、丁梦荪（中共党员）、韩豁（齐鲁大学学生、山东省妇女救国联合会负责人）、孙玺琪（山东省学生救国联合会主席）、李杜（山东省学生救国联合会领导人）、刘清禄和我（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山东省队负责人）。不久，又增补了博山煤矿工人高光宇（即高凌九）、育英中学教员赵笃生；一九三七年春，增补了张金铎（山东民国日报编辑）、王毅之（潍县三中教员，大革命时期的党员）、于仲舒（蓬莱县小学校长、县各救会领导人、“民先”负责人）等人。山东省建设厅职员徐智雨同志为主要负责人。
通过王春俞同志的介绍，我们认识了冯玉祥驻济代表、当时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高级参议余心清先生，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关心抗日救亡运动，我们遇到疑难问题向他请教时，他总是热情相助。经余心清先生介绍，我们还派代表专程到泰安拜访过抗日爱国将领冯玉祥先生。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日寇伙同伪蒙军，发动了侵绥战争，绥远驻军傅作义将军的部队，在不断高涨的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下，守土抗战，奋起抗击日军与伪蒙军的进犯，取得了红格尔图战役的重大胜利，并乘胜收复了大庙和百灵庙，举国上下人心大振。
绥远抗战成为济南学生救亡运动再次走向高潮的契机，我们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分别组织各校学生召开庆祝大会，大张旗鼓地宣传这一胜利，并在全市发起援绥运动。我们济南高中的民先队员出面组织了全校的庆祝活动，成立了“绥远将士抗敌后援会”，由我、孙玺琪、杨涤生、许剑波、郭桂芬（郭鲁）、丛道尊（丛鹤丹）、狄井芗等人负责这项工作，孙玺琪任主席，其他人分管宣传、组织、募捐、秘书等工作。广大师生热情支持我们的工作，纷纷倾囊相助。经过几天的活动，我们募集了相当数量的钱币和实物，派郭桂芬、丛道尊、隋朋年等同学为代表，带着慰问物品，赶赴百灵庙前线，慰问英勇杀敌的抗日军民。
全国人民对绥远抗战给予最大的关注和热情的支持。各界爱国志士仁人、学者名流以及爱国青年学生，争先赶赴百灵庙前线慰问抗日将士，送去的慰劳物品堆积如山。郭桂芬、丛道尊等同志被前线那种热火朝天，同仇敌忾的局面深深感动。他们回到济南后，向同学们介绍了绥远前线的见闻，进一步激发了同学们的抗日热情。大家渴望尽快开辟更广阔的抗日战场，收复失地，将日本侵略者全部从中国的领土上驱逐出去。此后，一度陷于沉寂的济南学生救亡运动，开始从波谷推向浪峰。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当局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七人。“七君子”事件震动国内外，各界人士纷纷向国民党提出抗议，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山东各界救国联合会”召开会议，抗议国民党政府这一暴行，并通电蒋介石，要求释放被捕人士。山东“各救会”还派徐智雨、丁梦荪、朱子统、张金铎、韩豁等人为代表，前往苏州监狱，探视和慰问了沈钧儒等七名爱国人士。
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党在西安发动领导了万余人参加的示威游行，促成了西安事变的爆发。消息传来，大家欣喜异常，奔走相告，省学联立即通知全省各校举行庆祝活动。我们高中马上召开了庆祝大会，并组织同学到校外进行宣传。在中共代表团的努力下，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时局如此迅速曲折地变化，许多同学的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我们利用座谈会、讨论会等形式，帮助大家逐步了解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性，并发了通电，表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我们民先队员自觉地站在抗日救亡运动最前线，积极参加一切救亡运动，并与各救亡团体密切联系，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同时，自己的队伍也在斗争中锻炼成长、发展壮大起来。
战斗在“民先”的旗帜下
随着民先组织在全国各地的迅速发展和全国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北平民先队部领导全国民先队工作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召开全国民先代表大会，解决加强统一领导问题势在必行。
一九三六年寒假前夕，高中党支部书记梁玉振（即梁仞千）同志通知我到天津出席全国民先代表会议，并要我化名陈文蔚，到天津后住在法租界等待联系。我按照约定地点刚住下，即有人找到我，告诉我说，原定开会地点被破坏，两名同志被捕，会议改在北平举行。
我连夜乘火车赶到北平，住在北平大学工学院刘彩臣同学处。次日，与组织取得联系。二月上旬，“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到会代表二十四人，代表十八个地方队部和全国六千余名民先队员。我作为济南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实现国共合作、全面抗日的主张。大会决定的主要内容有：（一）救亡运动的基本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与民主政治的实现，在工作方法上要争取公开合法；（二）把救亡运动广泛发展到各阶层中去，同各阶层群众的救亡运动适当地配合起来；（三）用各种方式建立群众的武装力量；（四）开展国防文化运动；（五）积极发展民先队。大会还通过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法和告队员书，选举李昌、刘导生、李哲人等同志为全国民先总队部负责人，李昌同志任总队长。此后，全国民先队部便在中央北方局彭真同志领导下开展工作。
为了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更好地完成“民先”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我们又在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杨秀峰等人家里继续开会，研究讨论了“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工作，制定了章程。我记得当时被选为全国民先总队部、“各救会”、“学救会”负责人的除李昌等同志外，还有清华大学的蒋南翔、武衡，北京大学的孙陶林、杨纯、姚依林，中国大学的王春俞、刘子荣，东北大学的齐国清等人，以及进步教授齐燕铭、杨秀峰、张申府、张友渔、张郁光等人，我被选为这三个组织的执行委员。这次会议后，全国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目标一致，出现了新的高潮。
我从北平返回济南后，立即向党组织汇报了北平会议精神，随即召开了济南民先队、“学救会”负责人会议，又在徐智雨同志家召开了“各救会”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上级的指示，分别介绍了三个组织的章程，研究了下一步工作。
接着，我们在千佛山下召开了有二百多人参加的济南各校学生代表会议。会上，我传达了全国“学救会”、“各救会”会议精神以及各组织的宗旨，结合西安事变后全国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向大家宣讲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各阶层、各党派共同抗战的政治主张，到会群众深受鼓舞。大家激情满怀，彼此热烈地交谈着，倾吐自己誓死报国的耿耿忠心！
不久，我们又召集了有青岛、烟台、潍县、惠民、泰安、曲阜、寿光、博山、益都、平原等地代表参加的民先队、学联、“各救会”负责人会议，会上交流了各地救亡运动的情况，介绍了各自在当地发展的关系，传达和部署了上级的指示。此时，民先组织已扩展到全省许多地区：青岛有山东大学的王冠仲，市立中学的左希贤，烟台的丛其滋，惠民的宋登华、蒋宝申，益都的顾昌、李志韶、齐仲华，潍县的王毅之、丁晓芦、张志成，寿光的刘象文，博山的高光宇，蓬莱的于仲舒，泰安的薛宣，曲阜的张伟玖、孔繁文，平原的高传义等人，他们都积极参加和领导了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
为了提高民先队员的政治思想水平，民先队总部不断推荐一些书目，如《大众哲学》、《新哲学大纲》、《新经济学大纲》、《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中国大革命史》、《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等政治理论书籍以及《萍踪寄语》、《母亲》、《铁流》、《毁灭》等革命文学作品。我们除了个人认真阅读外，还在各学校分别成立了“读书会”，组织进步同学传阅《母亲》、《铁流》等革命文艺作品并利用座谈会、讲演会等各种形式，组织大家交流学习体会。
在组织“读书会”的同时，我们还经常聘请进步学者给同学们做报告，如著名作家老舍、李广田，高中教员季羡林、李何林，育英中学教员赵笃生等人都为我们做过报告，讲解进步文学作品，讲历史，讲形势，开阔了学生们的眼界，丰富了学生们的知识，进一步提高了大家的爱国热情。我们还经常收到北平学联和民先队印发的小册子，他们为避免敌人的检查，大都是采取分散邮寄的办法，将宣传品夹在公开发行的杂志里面，一般都能寄到，形成了一个抗日救亡的通讯网。
这一时期，抗日救亡文艺活动亦有很大发展，救亡歌曲普及到各个学校。《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热血歌》、《大路歌》、《开路先锋》、《五月的鲜花》、《松花江上》等抗日救亡的歌曲声，时常回荡在千佛山下、大明湖畔……救亡歌曲如同火炬燃烧在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心中，照亮了我们脚下的路；激越的歌声，显示了爱国青年学生的献身精神和为民族而战的时代风貌，给这饱经沧桑的城市增添了生机和活力。民先队员中爱好文学创作的同学组成创作组，凑钱买了油印机，安放在济南师范学生孙超佐同学家里，除印刷宣传品外，还出版了济南民先的小报《齐鲁先锋》。创作组有几十个同学，我现在记得的有济南师范的刘清禄、孙超佐，高中的吴传文、梁玉振、金默生、许维修、周嘉伟、仲曦东、狄井芗、薛绍庚、孙风坦等同学。我们的文艺创作活动，得到作家老舍、李广田、李守章等人的热情支持。后来，我们又与《新亚日报》负责人何冰如、《山东民国日报》编辑张金铎等人取得联系，在他们的帮助下，在报上开辟了文艺副刊，发表抗日救亡的文学作品，有些作品还在上海的进步文学刊物上发表过。我们还曾给上海的《中国呼声》、《密勒斯评论报》等外文报刊撰稿，宣传抗日，为我们的救亡活动争得国际舆论的支持。在刘清禄、孙超佐等同学的倡导下，我们组建了剧团，杨涤生、许剑波、张子民、张舜卿、田瑞莲、王波、阎娟、顾康、李多禄等四十余人，经常深入工厂、学校、街道进行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深受市民群众的欢迎，每次演出，许多观众都被感动得流下热泪。
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我们民先队员通过各种方式，开展了各种活动，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把不同觉悟程度、不同兴趣爱好的大多数学生和部分教职员工，团结在抗日救亡的大旗下，使学生运动有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在救亡运动中聚积起来的革命力量巩固和发展起来了。
“华北学生献旗团”
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为调整对共产党和日本的政策，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为迅速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现两党重新合作，于二月十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实行民主自由、召开国民大会、迅速准备抗日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五项要求；并声明，如国民党以此为国策，共产党愿做出四项保证：取消两个政权敌对，红军改变名称，在革命根据地实行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等。共产党的主张得到全国各界各阶层人民的拥护。
在国民党三中全会期间，北平学联发起并组织了有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济南等地学生代表参加的“华北学生献旗团”活动，赴南京敦促蒋介石放弃内战，共同抗日，并联络南方各地学生，扩大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李昌、蒋南翔等同志组织和领导了“华北学生献旗团”的活动。我和吴传文同志受党组织派遣，作为济南的学生代表参加了赴京“献旗团”。出发前，在北平召开了有几千人参加的欢送会。
当我们乘坐的列车经过济南时，两千余名学生在济南学联的组织下，早已等候在月台上。济南学生在车站上与各地代表举行了联欢会。
到达徐州时，气氛骤然紧张，与天津、济南等站那种热烈的场面截然相反，车站上冷冷清清。车一停稳，一批国民党便衣特务涌进车厢，以查票为名，对乘客逐一检查登记，每个学生都被他们拍了照。这样，我们还没到南京便被特务监视起来了。
我们在南京站下了火车。几百名赤手空拳的学生的到来，使国民党政府如临大敌，车站内外戒备森严，刀枪林立！我们一下车，便被早已“恭候”在车站上的国民党官员“请”到了华侨招待所。
从火车站到华侨招待所，沿途马路两边布满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就像押送犯人一样。我们二百名代表从容不迫，履险如夷，一路行进，一路高唱救亡歌曲，高呼口号：“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释放一切政治犯！”“改组国民政府！”街上过往的行人都向我们这些无所畏惧的爱国青年投来钦佩的目光。
一住进华侨招待所，我们便与外界隔绝了，行动失去了自由：不准外出；不准打电话；不准接见记者……实际上是被软禁了。但北平伪学联组织的“献剑团”却受到国民党政府的盛情招待。
我们在南京被软禁期间，蒋介石拒绝接见，只有国民党行政院院长翁文灏接见我们一次。他训斥我们受了共产党的欺骗，不遵守政府法令，扰乱社会治安云云。我们据理力争，慷慨陈辞，恳请政府以民族大义为重，履行西安事变时答应的条件，联合各党派、各阶层，同心抗日，共赴国难，驱逐入寇之强虏，洗雪国耻。大家对我们在南京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表示强烈抗议，但翁文灏根本不予理睬。
一周后，我们被押送回北平。
难忘的一课
日寇的铁蹄踏碎了祖国河山，民族存亡问题，尖锐地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许多教师在党组织的帮助教育下，在青年学生们高涨的爱国热情、无畏的斗争精神感染下，提高了民族觉悟，加入了抗日救亡的行列。
济南高中的许衍梁老师就是一位思想进步，具有强烈爱国情感的教师。他常常向我们介绍进步书籍，并利用讲课的机会，以极大的热情，把爱国主义思想一点一滴溶进学生们的心田。他给我们讲授法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都德的名著《最后一课》的情景，许多同学至今记忆犹新。
许衍梁老师将这篇作品作为教材给学生讲授，用心良苦。有一次，他在课堂上分析讲解这篇作品，当讲到那所小学的师生和当地群众怀着对侵略者强烈的憎恨和反抗，珍惜这“最后一课”，以寄托对失去的祖国深沉的眷恋和热爱时，老师的声音哽咽了，热泪潸然而下！
教室里寂静无声，同学们都被老师动情的讲述深深吸引住了，大家的眼里闪动着泪光，全神贯注地聆听着，思索着——我们国家几千万同胞正在遭受异族侵略者的欺凌；而今狼烟四起，侵略者又把战火烧到长城内外……我们对作品中所写的一切感同身受。对燃烧在作品中的爱国热忱，产生了强烈共鸣。讲台上声泪俱下的许衍梁老师与“最后一课”中的那位奋笔力书“法兰西万岁”的小学教师一样，以一位崇高的爱国者的形象站立在自己学生的面前。
许老师不仅在课堂上宣传爱国主义，在课下对救亡活动也是积极支持、热情相助的。一九三六年冬，我去北平开会，一时凑不足路费，许老师得知后，解囊相助。
我们学校的教务主任蒋程九先生、著名教育家王祝晨先生对学生们的爱国行动也都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热情支持。我们在学校里印刷救亡宣传品，组织救亡活动等等，校方都有所闻，但从不加干涉，还从各方面给予方便和支持。广大师生在抗日救亡的大道上携起手来，进一步推动了教育界救亡运动的发展。
同心挽沉沦
东北大学是张学良将军创办的，大部分学生是东北军将士的子弟，他们的爱国热情很高，冲杀在救亡第一线，强烈要求政府出兵抗战，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国民党政府把他们视为眼中钉，下令停办东北大学。消息传开，犹如火上浇油，激起学生们强烈反抗。东大的学生立即组织了“东大护校委员会”，开展了抗日护校运动。
一九三七年五月，东大学生决定赴京请愿，成立了“东大学生护校赴京请愿团”，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张学良将军，团结抗日；反对停办东北大学，反对分化瓦解东北军。
请愿团在北平火车站采用卧轨、抢占车厢等办法，斗争了十几小时才离开北平。当东北大学的学生乘坐的列车经过济南时，我们济南学联组织了两千多人到车站迎送。我们向东北学生赠送食品和捐款，对他们表示慰问和支持。
我和孙玺琪、李杜等人陪同东北大学的学生代表到山东省政府交涉，要求韩复榘下令放行这趟专列。与蒋介石貌合神离的韩复榘派他的秘书长张绍堂接见了学生代表。张绍堂装模作样地劝阻了几句，便开了“绿灯”，并代表韩复榘送给东北学生两千元钱，假惺惺地表示了慰问。
我们从省政府回到车站，车站上一片沸腾，济南的学生与东北流亡学生一道高唱救亡歌曲，演出救亡小剧。唱到动情处，东北学生泣不成声：
“莫提起一九三一年九一八，那会使铁人泪下！“
我们三千二百万同胞，变成了牛马。
我们被禁止说自己的话，我们被赶出了自己的家；…．”
东北学生悲愤的诉说催人泪下，就连韩复榘派去监视我们的警察，也感动得偷偷擦拭泪水。大家更加清醒地认识了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抗日则存，不抗日则亡！更加坚定了保国土、挽沉沦的决心。
卢沟桥的炮声响了
南京国民党教育部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发布的《中学生毕业会考章程》中规定：凡经政府批准立案的高中、初中生毕业，必须经过毕业会考，会考由各省教育厅组织。此后，国民党各地方政府便以此诱使学生读死书，分化瓦解学生队伍，压制风起云涌的学生救亡运动。而学生的反会考斗争亦连年不断。
一九三七年，韩复榘政府拿出会考这个“法宝”，妄图迫使一部分毕业生自动退出学生运动。我们立即召开了省学联会议，号召全省各学校组织反会考斗争。我们的斗争取得了胜利，省教育厅不得已取消了会考决定。
由于我在领导反会考斗争中过分暴露，被列入黑名单，但当时我自己并不知道。
暑假前夕的一天晚上，我刚刚躺下，便听到宿舍门口有人急促地轻声说：“来抓人了！有‘事儿’的同学快躲一躲吧！”
我一听，立即警觉地起身，迅速穿好衣服，翻墙逃到校外躲了起来。
第二天，我才探知，便衣特务深夜到学校是专为抓我的。当时，学校的大门已经关闭，看门的工友平日里很关心学生们的安危，常常暗中保护我们。这次见一帮不三不四的家伙夜闯学校，知来者不善，担心学生在突如其来的情况下措手不及，便谎称大门钥匙在事务处，让那伙人在门外稍候。接着，拔腿就往学生宿舍跑来，但又不知道这些人是来抓谁的，只好挨门送信：“有‘事儿’的同学，快躲一躲！”幸亏这位好心的工友送信，我早一步离开了学校，才得以脱险。
由于便衣特务的追捕，我不能回学校住了，继续在济南呆下去也是很危险的，这样，我便离开了济南，来到北平。
因为我与中国大学的许多同学都很熟悉，所以，到北平后一直住在中国大学。中国大学是私立大学，对师生的控制并不是十分严密，学生运动比较活跃，党员较多，民先队的力量也很大，著名爱国教授吴承仕、齐燕铭等都在该校执教；加上该校地理环境优越，地处西单以北，交通方便，易与城内外各学校联络，因此，“七七”事变前，该校一直是北平爱国学生活动的中心。
七月八日早上，我还没走出中国大学的校门，便听到报童的喊声：“号外！号外！日本鬼子炮击卢沟桥了！”我快步走到大街上，只见北平街头气氛异常紧张。二十九军将士在街头巷口构筑工事，准备巷战；许多学生、商人、市民自动出来帮助部队运送沙袋，大家心情沉重，默默地忙碌着。
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民先队、学联、“各救会”等团体立即组织了“北平各界人民抗敌后援会”，北平人民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行动起来了。民先队员们活跃在抗日救亡最前线，我与北平的学生一道，投入宣传和募捐活动，积极支援二十九军将士抗击日寇。
日寇一面以谈判为缓兵之计，一面加紧侵略部署，很快占领天津、廊坊，北平危在旦夕。二十九军将士虽全力抵抗，但终因孤军奋战，寡不敌众，在南苑之战中，副军长董麟阁与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阵亡，七月二十八日，南苑失守。我们深夜还在加紧进行支援前线的工作。第二天一早，街上已布满日军岗哨！
当我看到日本军队耀武扬威地走进天安门时，就仿佛一把尖刀扎在心上！这座保存着灿烂古代文化的历史名城沦陷了！街上一片混乱，汉奸维持会在帮着日寇到处抓人，我们迈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中国大学。
北平沦陷的当天，市委即作出了分批将北平的学生疏散到全国各地的决定，指定到济南、保定、太原三地集合。此时，平津已通车，李昌、蒋南翔等同志决定组织同学化装乘车先到天津，然后再继续南撤。
辗转南下
经过周密的筹划和布置，我跟随蒋南翔、李昌等同志所带领的平津学生流亡团登上南去的列车，告别了北平。
从北平到天津沿途满目疮痍，一派兵燹之余的凄凉景象。铁路附近的村落被烧毁了，房屋倒塌，呈现在眼前的是被火焰熏黑的断壁残垣；被日寇的铁蹄践踏得遍地血污的平原上，倒卧着许多具二十九军将士的尸体；地里的庄稼成熟了，但没人收割，在毒辣辣的烈日蒸烤下干枯了……
望着车厢外这一切，我们的心都沉甸甸的，大家默默地坐着，谁也说不出话。
平津这段铁路此时已由日本人控制，他们持枪在列车上来回搜查，见到认为可疑的人就抓。敌人一是注意青年学生，二是注意士兵，因为士兵都剃光头，所以，日本人见到剃光头的人就抓。车到天津时，已有好大一批人被抓起来，其中好几个我认识的学生，因为剃了光头，被敌人当作二十九军的士兵抓了起来。
我们在天津住了四五天，等着搭海轮南下，生活很困难，我们每天只能吃一顿饭，有的同学只好到河里摸虾充饥。
在天津大沽港，我与李昌、蒋南翔、孙陶林、武衡、张友渔、张郁光、齐燕铭、刘子荣、王春俞、孙瑞夫、刘春、杨纯、李建梓、吴传文等同志一同搭上了海轮，驶向烟台。轮船到了烟台港，一见到飘扬的中国国旗，大家顿时激动起来。但是，国民党烟台行署专员张化南扬言说，船上的人都是共产党，不准在烟台上岸。经过多次交涉，才允许我和吴传文同志两人上岸，先行去济南联系住处，其他人只能到掖县虎头崖上岸，徒步去潍县转乘火车到济南。
我们辗转到达济南后，在徐家花园找到联共抗日的进步人士、国民党第三路军政训处处长余心清先生。通过他与韩复榘政府交涉，在济南高中和济南师范两所学校内设立了“平津流亡学生办事处”，安排由平津来山东的流亡学生的食宿。此后，许多平津流亡学生经过济南转赴各抗日根据地，走上了抗日最前线。
敦促韩复榘抗日
日寇侵占平津，挑起全面侵华战争。二十九军孤军奋战而败北。韩复榘身为国民革命军第三路军总指挥，有十万军队，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非但不挥师北上声援二十九军抗日将士，反而收缩德州、禹城一带驻军，致使日军有恃无恐，气焰嚣张，连克城池，长驱南下！
济南地区是连接华北、华东地区之通道，扼山东半岛之陆路咽喉，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为了敦促韩复榘出兵抗战，保卫济南、保卫华北，我们在省委书记黎玉和宣传部长林浩等同志的领导下组织济南各救亡团体，在省民众教育馆召开了有一千余人参加的各界群众大会。
为了争取群众集会的合法化，会前，我与济南师范的李杜、女师的鲁宝镕等四五个人专程到省政府，邀请韩复榘参加这次大会。韩复榘派秘书长张绍堂转达了他的意思：公务繁忙、不能出席。
我们按时召开了大会，会上，孙陶林、徐智雨同志首先讲了话，我作为学生代表发了言，教育界知名人士王祝晨先生、工商界人士辛葭舟先生等代表各界发了言，纷纷表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誓死保卫华北。
正当大会热烈进行时，日寇的飞机空袭济南，轰炸洛口黄河大桥，并在北区筐市街一带投下十几枚炸弹，炸死炸伤无辜市民数十人。这更加激起群众的无比义愤，大会结束后，群众上街示威游行，强烈要求韩复榘出兵抵抗日本侵略者，保卫济南。
当游行队伍经过七大马路时，几个日本商人跳出来骚扰。游行的工人、学生怒不可遏，揪住这几个日本人，痛打了一顿，又放火烧了日本洋行。人们多年来积压在心头的怒火终于迸发了！
韩复榘的执法队闻讯赶来后，当场抓走了十几个人。执法队一抓人，游行的队伍便被冲散了。孙玺琪、杨涤生等同志都被执法队抓走。后来，韩复榘将他们剃成光头后释放了。
脱下长衫 拿起枪杆
九月，中央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据此，中央北方局发出了“每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十月，日寇侵犯鲁北后，省委由济南迁至泰安，并决定发动山东各地的抗日武装起义，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武装。
此时，在济南的平津流亡学生或向大后方转移，或转道去延安，或奔赴各抗日前线，大部分已离开济南。济南各学校的民先队员和学生救国会的会员，在党的统一组织下，纷纷投笔从戎，先后走上抗日前线。
张友渔教授随平津学生流亡团到达济南后，做团结和联络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工作，在余心清先生主办的第三路军政训班担任教官。十月初，受党的派遣，与姚第鸿、张郁光、高元贵、管大同、刘子荣以及二百多名政训班学员先后来到聊城，在范筑先部工作。在我党的帮助下，范筑先于十一月十九日通电全国，宣布誓死留鲁西北地区坚持抗战。
孙玺琪同志的大哥孙玺凤，早年参加过“五四”运动，到法国留学时，与陈毅等同志在一起学习，是山东的一位知名的爱国人士，曾担任过韩复榘的军法处长，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担任国民党威海卫特别行政区高级专员。所以，孙玺琪同志到了威海，做通了孙玺风的工作，会同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同志，从威海卫公安局搞到一百多支枪，并拉出去一支武装。天福山起义时使用的枪支，基本上都是孙玺风提供的。山东沦陷后，孙玺凤也举起了抗战的义旗，任清河区“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团第二梯队”司令，孙玺琪同志担任该部政治部主任。
孙陶林同志在由徂徕山起义队伍组建的“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担任政治部主任。刘清禄（即安波）同志到了延安，在“鲁艺”学习和工作。我和武衡、孙玺琪、仲曦东、薛绍庚、高敦伍等同志来到潍县。不久，武衡同志去高密，孙玺琪同志去威海，仲曦东同志去黄县，高敦伍同志去博兴，我和薛绍庚、王毅之同志留在了昌潍。我和王毅之同志都参加了八路军鲁东游击队七、八支队的发动组织工作，初，我担任七支队支队长，王毅之同志担任政治部主任；七、八支队合编后，我担任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王毅之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孙香亭、鲁宝珞等同志到了鲁中区抗日根据地。韩豁等同志参加了徂徕山起义，调渤海区党委工作后，任渤海区妇救会副会长。
从此，我们开始了建立武装、创建抗日根据地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