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大夫(我们习惯称白求恩为白大夫)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手舞足蹈跳起来，不住地对童翻译说：“好极了，这次我们可以到战地去了，从前我还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于是，白大夫亲自带领一个战地医疗队，随部队到战斗的前线。那时，我在三五九旅七一七团三营营部当通信员。我们部队正在山西省广灵县与灵丘县之间的康家楼附近公路旁，伏击敌人的运输队。白大夫的战地医疗队就设在离伏击区五里地的黑寺村。
十一月二十九日拂晓，由四十五辆汽车组成的敌运输队，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圈。“轰!轰!轰!”地雷的爆炸声揭开了战斗的序幕。我们跳出隐蔽地，直向鬼子冲去，手榴弹、轻重火器一齐向敌人开火，把敌人的车队打成几截。车上的敌人跳下来向两边山头冲锋，冲了几次都被我们打退。不料，据守灵丘县城的日军听到炮响，当即派出了增援部队，炮弹、瓦斯弹一齐向我阵地倾泻而来。忽然，一颗炮弹落在我身边，我的左肩胛骨被炸伤了，伤口如同拳头那么大，血流不止。和我同时负伤的还有十一连的班长李青山等几十名同志。上午九点多钟，我们被送到白大夫的战地医疗队。这时，敌人的几颗炮弹落在黑寺村的山头上爆炸了。
白大夫很镇静地走到我们身边，检查我们的伤势。因李青山同志伤在膝盖上，血还在流，白大夫当即决定先给他动手术。我在手术室院内的另一问屋里休息。我们的其他伤员都分散到这个小村子里。当我被抬进手术室后，既激动又感不安。我说：“白大夫您先吃饭，休息会儿再来吧，我的伤不要紧，能挺住。”当童翻译把我的话告诉白大夫时，白大夫亲切地对我说：“小杨同志，对不起，让你久等了，增加了你的痛苦，请原谅。”说完就让我躺在手术台上，开始手术了。
手术室四面挂着白布，房顶上也绷着白布，当中挂着一盏汽灯，屋子!弥漫着一股麻醉药味、酒精味和血腥味混合的气味。手术室房间不大，：八个人在里面显得很挤，却很安静，一点杂声都没有。白大夫身穿手术衣，头上戴着一顶使用干电池的矿灯，仔细地检查了￡的伤口，并亲自为我进行了局部麻醉。然后，借着微弱的灯光把碎骨和!肉一点一点取出来，最后小心翼翼地替我缝好了伤口。他的手术动作是那样的干净利落!手术完毕已是深夜一点多钟了，不用说白大夫已经是够累的了，但他仍然守在我的床边。当他见我伤情稳定了，眼里才露出了微笑，向我打打招呼，又检查其他伤员去了。
第二天，我们需要长期治疗的伤员，被转移到河浙村旅卫生部休养，没几天白大夫也从前方回到了这里。他顾不上休息，又给我们拆线、换药、包扎。这里休养的老伤员，都夸赞白大夫的高明医术。他待伤员如同亲人一般，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都很敬佩他。寒冬腊月的雁门关外，北风呼啸，雪花纷飞，天气寒冷。但是由于日军的军事、经济封锁，休养所的物资供应很困难，几百名伤员只有一百多床棉被。虽然我们的病床设在炕上，但晚上睡觉不盖点被子是难以忍受的。何况我的伤情是不能穿棉衣的，左胳膊常露在外面，有时被冻醒后胳膊冰凉冰凉的，伤口疼痛难受。
一天夜里，白大夫又来查病房了，他见我们除脱掉一双鞋子外，衣服都没有脱，就那样睡着。他马上回去把自己的被子拿来盖在我身上，接着又把自己的毯子拿来给了另一个伤员，而他自己却只留下一件大衣。我接过厚厚的被子，热泪夺眶而出。一个外国人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们伤员，怎不叫人感动呢?我望着白求恩大夫通过童翻译对他说：“白大夫，您年纪大了，体质差，可不能把您冻坏了，这棉被还是您盖吧!”白大夫又慈祥地回答说：“小杨同志，你伤情重，天气冷，不盖被子顶不住，我有件大衣，冷了烤烤火就没有问题了。”说完又将被子轻轻地盖在我身上。我望着他的动作，听着他亲切的话语，觉得白大夫不是一个外国人，而像我们的父母一样。
为了伤员早日恢复健康，重返前线，白大夫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白天忙碌一天，晚上还亲自查病房，而且要查好几次。他每次查病房脚步都很轻，生怕惊醒伤员。当他听到有人呻吟时，就轻言细语给予安慰。有天晚上，一个白天刚动完手术的重伤员，半夜伤情突然恶化，呼叫不已。白大夫听到了，马上跑来，先检查他伤情恶化的原因，然后又亲自给他打针服药，静心守候。助手们曾几次劝他休息，他却说：“伤员伤情重，病情时常变化，我不能离开。”助手们又说：“您又是三个晚上没有睡觉了，眼里都布满了血丝，身体瘦多了，再不注意休息是会累垮的。”白大夫听了这些话似乎有些生气，悄悄地把助手叫到门外，说了些什么我没听见。只见他说完又回到那个伤员的床边，一直忙到天亮。在旅卫生部休养所住了三个多月，在白大夫精心治疗下，我的伤痊愈了。
出院不久，我就离开了晋察冀边区随部队到了陕甘宁边区，担负着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任务。后来，当我从《解放日报》上得知白求恩大夫不幸牺牲的噩耗，我难过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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