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1920年，他的老家在山东省宁津县杜集乡杜司庄。在童年记忆中，家家看天度日，风调雨顺了，祖传的三亩土地可以供养一家人不挨饿，可一旦有个旱涝之灾，全家人就要饿肚子。杜盛明六岁那年，因半年没有雨水，父母不得不带孩子们闯关东来到辽宁营口。在关东的几年里，家里不但日子照常难过，而且还倍受地主的欺压剥削，无奈之下，父亲又携妻带子返回山东老家。看着已经进入读书年龄的杜盛明，父亲下决心要改变儿子的命运，他勒紧了全家人的腰带，靠口挪肚攒把杜盛明送进了学校，把希望全都寄托在杜盛明身上。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还没等杜盛明小学毕业，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就踏进了杜盛明的家乡。1937年，为保卫家乡，杜集乡组建了抗日游击队，乡亲们推举17岁的杜盛明当上了40多人的游击队副队长，老人们认准他是一个识文断字，厚道、有正事的后生。
杜盛明没有辜负父老乡亲的厚望，他在游击队里发挥着承上启下的核心作用，配合队长将队伍训练的能打善战，在全县也是叫得响的游击队，他们在保护乡亲们生命财产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影响着全国抗日的局势，长征胜利后的红军改称八路军投身到抗日洪流中。这一年，延安把红色火种投放到了各抗日战场，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一路风尘地来到山东。1938年6月，杜盛明他们游击队被收编到了山东军区八路军第七团团部，他因为识字，被任命为司务长。
1939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改编的八路军115师从陕北派往山东抗日战场。6月，杜盛明原属的山东八路军7团被改编到115师686团，杜盛明成为686团的第一批老兵，他被安排到特务连任司务长。
当年从战场上下来的人都知道，司务长工作属于好汉不爱干，一般人干不了的差事。可杜盛明竟然在后勤管了26年吃喝拉撒，着实是不容易啊！回顾抗日时期的司务长，是很难当的，一是钱少，部队供给无保障。当年是国共合作时期，八路军属国军序列，可国民政府对军队的待遇却是不一样的，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每师每月可领到25万元军饷，半嫡系部队每师每月也可领到16-18万元。而27万八路军每月政府只发给50万元军饷，每个师每月只能得到4万至6万元。即便只支付吃饭、穿衣和医疗费，也是杯水车薪。可即使是这点儿微薄的军费，国民政府也经常拖欠、少发、扣发，借以限制八路军的发展。
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停发了八路军军饷。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才迫不得已将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停发的军饷补发给八路军。1940年1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政府则全部停止了对八路军的供给。
杜盛明在八路军军需如此紧张的条件下当这个司务长，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连队天天要打仗，不能转院的轻伤员需要营养，司务长杜盛明每天都在绞尽脑汁地想辙，想用什么能填饱战士们的肚子。
1940年春天，杜盛明去城里买粮，他和炊事班两个战士赶马车去的，回来途中他看到阳坡上长出一片绿色的野菜，他很高兴，因为部队没钱买菜，春天大地里的菜没下来，战士们几天都没见到菜叶了。责任心驱使他让两个战士赶车回连队了，他自己在山坡上挖起了野菜。没有筐，他脱下了军装，正在他感谢大地给他长了这么一大片野菜时，公路上的马蹄声引起了他的警觉，回头一看，一个鬼子小队长骑马带着几个鬼子兵和伪军由远而近的走过来。杜盛明急忙用石块刨了个坑把装钱的口袋放坑里，然后他抓了几把土盖上了钱口袋。他掏出手枪顶上子弹趴在山坡的一道土坎上观察着敌人。还好，鬼子没有发现他，队伍从公路上继续走着。突然，一个鬼子从队伍里跑出来面对着公路拉开了屎，杜盛明看着走出去有200多米远的鬼子，心里想：“小子，你别回去了，留下吧。”
杜盛明从地上爬起来，拎着钱口袋和挖的野菜在山坡上跑向鬼子前进的方向，他埋伏在路基下一块大石头后边。看来那个鬼子好像是得了肠炎，蹲在那里好长时间才起来，手还一直揉着肚子。鬼子走到杜盛明藏身的地方，他并没看见杜盛明，而是晃晃荡荡无精打采地走着。杜盛明等到鬼子走过去，他从后面掠下了他肩上背的枪，等到鬼子反应过来要反抗时，杜盛明的手枪已经顶到了他的头上。鬼子虽然不会说中国话，八路军的政策他还是明白的——缴枪不杀，这个鬼子被杜盛明走山路把他带回了连队。
这天晚上，连队的饭桌上加了一个野菜汤，虽然没有几片菜叶，但是，战士们喝得很高兴。指导员表扬杜盛明说：“同志们呀，知道啥叫搂草打兔子吗？俺们司务长今天既挖野菜又抓俘虏，就叫搂草打兔子。他为给俺们挖点儿野菜吃，还捎带着抓了个鬼子兵。你们说俺们司务长是不是真能干？”战士们齐吼道：“是！”
抗日战争虽然已经胜利七十年了，但是，杜盛明依然记得他是1940年4月加入的共产党，入党后，他迎来的第一个考验就是反扫荡斗争。杜盛明入党没几天，日本鬼子就开始了对山东日照抗日根据地进行的疯狂“五.一”大扫荡，鬼子实行“铁壁合围”、进行篦梳式大扫荡，鬼子对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杀光、抢光、烧光。扫荡的日伪军采用大炮轰炸、坦克开路的阵势向抗日根据地进行猛烈的进攻。杜盛明他们特务连所在的战壕遭到敌机的轰炸，工事大部分被摧毁了，但是，活着的战士们以无所畏惧的精神顽强地与鬼子战斗着，每个人都抱着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在拼杀，战士们越战越勇。可敬的根据地老乡们，积极地支援着子弟兵，他们主动帮着往战场上送弹药，救伤员。那时，在根据地老百姓的心中，老六团没孬种，115师都是英雄汉，他们相信八路军一定能打败小鬼子。经过昼夜反击、血战，最终鬼子溃败而逃。
杜盛明在特务连当了三年司务长，他深刻认识到后勤保障在战斗中的作用，打大仗他会四处采购，以保证战士们身体的需要，他的工作得到连长、指导员多次表扬，战士们也都比较满意连队的生活，以至于他调到三营当供给员时，特务连很是舍不得。
杜盛明调到三营当了三年半的供给员，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八路军的给养基本是依靠根据地的供给和一些爱国商人、有识之士、海外同胞等的捐献，如何用有限的钱解决全营的生活，杜盛明着实动了脑筋，做了很多工作。杜盛明虽然是后勤人员，但是他忘不了攻打赣榆那一仗。
1943年10月，部队攻打苏北赣榆县城。当时，686团的任务是围点打援，（青口—连云港一带）上级要求他们阻击敌人的增援部队，保证主力部队攻城成功。那一天，主攻部队已经战斗十多个小时了，杜盛明他们还隐蔽在增援之敌必经的地带。增援的敌人是从新浦过来的。随着首长发令枪响起，686团阵地上枪声大作，战斗打得很激烈。敌人的机枪在疯狂地扫射着八路军阵地，炮弹、手榴弹不时地在阵地上爆炸，勇敢的八路军战士拼死阻击着敌人。杜盛明他们三营的阵地上已经有不少战士伤亡了，但是，战士们眼睛只盯着鬼子，没有一个后退的，子弹打没了，上刺刀。在战士们勇猛的阻击下，援敌连赣榆的边儿都没挨着就被686团打败了。由于阻击了增援部队，赣榆城里的鬼子也被主攻部队歼灭了。这次战斗解放了赣榆县城，消灭了敌人一个旅2000多人，活捉了守城的旅长。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杜盛明所在部队奉命徒步行军进驻东北。杜盛明被改编到东北民主联军一纵一师一团战勤处任股长。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杜盛明因做后勤工作成绩显著，多次荣立军功，他的档案中记载：1947年在一纵一师一团立工作两小功；1948年在一纵一师一团立工作两小功；1949年在解放军38军112师立工作两小功。
1949年10月，杜盛明被提升为112师后勤部科长，在科长的岗位上他工作了五年，直至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杜盛明荣获了朝鲜三级国旗勋章一枚。1954年11月，杜盛明被提升到38军后勤部任处长。1960年3月，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为保障部队官兵生活，军后勤部将富有基层工作经验的杜盛明下派到113师任后勤部副部长。
1956年杜盛明被部队派到锦州学习两年，这期间经朋友介绍，他与在沈阳第八研究所工作的妻子结婚了。1964年，在解放军裁军中杜盛明转业来到通化，他先后在地区粮食局任过副局长、地区制药厂任过书记、地区汽车配件公司任过副主任，1978年他又回到地区粮食局任副局长。
杜盛明与妻子生育了一个儿子三个女儿，他对子女教育很严格，他的儿子杜春生说：“从记事时起父亲就告诉他一定要堂堂正正地做人。”身为领导干部，他懂得错事干不得。杜盛明年轻的时候，做什么事情不是很细心的，他与钱打了一辈子交道，也曾为两元五角钱蹲过禁闭。那是1940年他当司务长时，报销时会计多给了他两元五角钱，他发现后没太在意，心里想会计找他要，他就还给他，不要自己留着买支钢笔。后来财务算账发现杜盛明多收钱了，虽然他把钱交上去了，但是，他还是被关了5天禁闭。从这件事上，杜盛明懂得了认真，明白了堂堂正正做人的道理，他以此为鉴，在保证自己当好干部的同时，要求子女努力学习，积极进步。他经常给子孙们讲革命胜利来之不易，让孩子们从小爱国，懂得珍惜今天的好日子。
父辈的革命传统和殷殷教诲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辈们。现在，杜盛明的子孙们都没有辜负老人的期望，他的第二代中有医务工作者、科级、副局级领导干部，现在他的女儿女婿基本都退休了，只有他的儿子杜春生还在通化市粮食局科长的岗位上工作着。杜盛明的第三代是令爷爷自豪的一代，他的孙女杜冠群研究生毕业，共产党员，现工作在中国军事科学院医学门诊部；他的外孙子雷旭研究生毕业，共产党员，现工作在酒泉发射中心；他小外孙子唐代远现在辽宁医大攻读研究生。
晚年的杜盛明是很幸福的，他不光是生活的无忧无虑，他更是一个精神愉快的老者，在梦想成真的时光中，他幸福地走完了97岁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