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初，在京郊狱中赋诗一首：“寇逼徐州入鲁先，得知消息换人间。忠魂定不回衡岳，日出当观泰岳巅。”以示对老友文立正的怀念。我和立正等人是平津失陷后一起到济南并留在山东的。1938年3月，我到武汉开会，碰到立正从鲁北前线辗转回后方找组织关系，于是我介绍他入了党，一起来到徐州。他和同行的十几个青年同志，立即被苏鲁豫特委派到鲁南开辟工作。我们就此分手，一直不通音讯。1949年南下途中，遇到山东的老同志，才知立正于1945年初在鲁南游击区牺牲了。
我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后，立正的一位表弟不断来信，为的是立正老家湖南衡山县，由于“找不到入党证明入”，多年来不承认立正的烈士身份。他还寄来一厚本复印的22个人写的证明材料，他们都是立正的战友和同事，有省军区政委、军分区司令员、特级战斗英雄、游击区区长、《大浪淘沙》作者，等等。这时我才发现，我的这位老同学、好朋友文立正，原来还担任过赫赫有名的鲁南铁道大队的政委。
现在的年轻人呵，你可曾知道，你们从电影和小说上认识的那位铁道游击队政委，其中一位原型人物就是文立正。他牺牲时还不满30岁；他家中富有，是国民党一位高级军官的儿子；他曾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英文很好，又爱好文艺，会吹口琴，还喜欢照相，写得一手好字；抗战期间，他在鲁南艰苦的环境中打了八年游击战；他只有短暂的初恋，没有结婚……。
文立正的表弟为了催促我写一篇纪念文章，寄来立正于1935至1936年两年间给其表弟写的15封信。其中，有1935年12月11日、18日两信，详告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参加游行示威的悲壮情景。由此使我回想起“一二?九”的当夜，他就给我写了信，告知游行队伍怎样在王府井南口同警察的水龙、皮带奋战。我收到这封信后，即用报纸抄好，张贴在武汉大学的大门口，燃起了同学们愤怒之火。
在中学时，立正是一个非常用功、沉默寡言的人，午饭后必临魏碑，当作午休。我们直到高三才成为好朋友。这是由于两人都爱读邹韬奋编的《生活》，都好写白话文；一起办墙报，常常旷课同去看联华公司的进步电影。我们的政治思想倾向完全相同。1934年上大学后，我们每周通信，从不间断；谈论的范围很广，“一二?九”前后，华北形势、国家命运成为主要话题。当年的辅仁是有党组织的，大概由于立正沉静内向的性格，以及学校生活环境，没有可能同党组织里的人接触。1937年5月，我离开学校来到北平找党的关系。6月间，他就正式办了退学手续，跟我住在一起。遗憾的是，当时没来得及介绍他入党；但他从我处看到了许多党的刊物。他也自认为自己已象我一样，是一个共产党员了。同年8月，我们到达济南后，就决定不回后方，留在山东打游击，接受组织的安排，进了韩复榘第三路军的抗日军政工作人员训练班。从这时起，他的性格和作风，有了某种根本的变化。
从1938年3月后，我和立正虽然没有再生活、战斗在一起，但这一厚本证明材料告诉我：这个沉默寡言，曾经热心予化学试验的人，由于斗争的需要，已从参加“一二?九”运动的普通一员，成长为一名深受鲁南当地人民爱戴的游击队指挥员。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和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都是1938年春夏间，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立正从参加这个部队后，一直是个政治工作骨干。据当时在这个部队任政训处长的朱道南说：“我只挂名，实际工作由文立正做。同年3、4月间，我们带义勇队三大队到台儿庄一带活动，随即回到峄县四区，和国民党几个比较进步的司令共同协议成立了‘山外抗日联合委员会’，办了一个青年训练班，由文立正负责主持。7月，同党有统战关系的国民党特种工作团第五大队长邵剑秋，抗日坚决，政治进步，他一再要求立正到该部工作。特委即派立正以公开共产党员的身分到第五大队，在那里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组织。立正的威信甚高，为所有的干部和士兵所爱戴。”1938年秋，朱道南到国民党第三专署保安第五旅工作，这是一支带土匪成分的队伍，工作很困难。朱道南就向山东分局统战部要求，立正又被调来当政治部主任。这支部队整顿好以后，1939年秋，立正又被调回第五大队。朱道南说：“当年冬，邵剑秋部正式改编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一五师运河支队。这可以说是文立正初期工作的一大成果。”
立正在第五大队和运河支队工作两年多，邵剑秋同志至今非常怀念他。他写的材料说：“第五大队成员都是自愿集合起来抗日的老百姓，只有朴素的民族意识，对抗战的持久性、艰巨性认识不清，更不懂得革命的道理。立正向部队上政治课，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用油印印成带画的书，极受战士的欢迎，终于使这支部队成为有纪律、有觉悟的抗日部队。在运河支队成立前，干部和战士都叫他文老师。这支部队在立正的教育指导下，在军事上也懂得了游击战术，除了一般战斗外，打过好几次比较有名的胜仗。如在津浦路上塘湖车站附近袭击日本军用火车，在津浦路两侧伏击汽车，曹家埠歼灭战，夜袭利国铁矿，奇袭塘湖车站据点等等。这都同立正的正确指挥有直接关系。在抗战年代里，部队物资供应极端困难，吃饭、穿衣全靠当地群众。在敌军‘扫荡、围剿’、封锁和日、伪、顽合流向我们进攻的情况下，有时吃不饱、穿不暖。立正爱吃高梁煎饼卷辣椒，常穿一件破棉袍”。
1941年3月，立正被鲁南军区派到第三分区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这个地区即现在的临沂、郯城、邳县、枣庄平原地区，是当年非常艰苦的游击区。1943年5月，他到峄、滕、沛地区检查独立支队工作时，因政治委员牺牲了，即留立正任独立支队政委，并兼任过几个月铁道大队政委。后来由于小说和电影的关系，铁道大队出名了，其实当年独立支队名气要大些。当年在临城六区当区长的范有功同志追忆文立正的时候，叙述了他在游击队的一些生动场面：“当时为了应付敌人，立正穿着褴褛的衣服，戴一顶破毡帽，穿一双铲鞋（一种很结实的布鞋）。真象小说上写的李正，穿一件破烂棉袍，束一根用布旒子编成的腰带。他个儿矮，袍子太长，就把前大襟翻起，掖在腰带里。破裤子也补满了白、黑、蓝各色补丁。他常带两支短枪，掖在胸前袍子里，而战士们在铁路上斗争，都穿一色服装，很‘阔气’，都有手表、好枪。文立正等领导同志跟随队伍在周围村子里隐蔽指挥。当时护送干部过路，他总亲自参加。记得有一次大清早，见他毡帽上沾有麦秸，准是夜里在哪个草堆里‘歪块’（随便躺）了半夜。当时生活很苦，几个小枣也算一天口粮。有一天，他拿着一小块花生饼认真地对我说：‘伙计，咱们今晚有饭了。’他非常爱学习，军装上衣和大襟衣的口袋里，全是自已用布面钉的小记录本，写满了密密麻麻的铅笔字。他很沉着，遇事总要弄个清楚，不轻易下决断。他非常乐观，对人总是和蔼可亲，从不高声说话。他是领导干部，在群众中却很活跃，会吹口琴，总随身带着，一边吹，一边教小孩们跳舞。”
1945年2月22日，立正到当时的临城县六区（今滕州市西岗乡）检查扩军情况时住在丁家堂村，这一带群众都亲热地叫他文科长。区武工队的一个副班长是叛徒，他勾结国民党伪专员、汉奸申宪武的匪军，突然袭击，文立正不幸遇害。滕县以西、微山以北广大群众称文立正同志在丁家堂牺牲事件为“丁家堂惨案”。同年8月，这个叛徒和大汉奸被我军捕获，在当地开了公审大会后被枪决。
文立正牺牲之后，广大干部和群众十分悲痛，从当地一个大地主家找来一口柏木棺材，将他的背包、衣物一起入殓，埋葬在丁家堂村；在追悼会上唱了临时编的挽歌。解放以后，西岗乡丁家堂村等地群众每年清明和国庆节，总有几千人到他的墓前开纪念大会，献上花圈，安上高音喇叭，宣传他的英雄事迹。
我相信文立正家乡湖南省衡山县的人民，也一定会以故乡出了这样一个人民的好儿子而引以为荣。忠魂呵！你现在可以回衡岳省亲，看望看望家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