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枣庄市委党史办的同志让我写一篇回忆王建安烈士的文章，一时思绪万千，不知从何处写起。突然一幕使我难以忘怀的情景呈现在脑海中：那是1943年3月的一天晚上，我和王建安同志在吕沟村一户农民家中的煤油灯下连夜抄写《鲁南津浦铁路两侧敌军情况报告》，因为文章篇幅长，任务急，我俩抄了足足6个小时才完成任务。这时已到了下半夜，王建安没来得及喝一口水，便随孟昭煜政委去执行瓦解伪军工作的任务去了。谁知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他和孟政委一去便惨遭敌人杀害。
王建安英勇就义近半个世纪了，但他那献身革命的崇高品德和他那蔑视敌人、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王建安祖籍山西，1917年生于一富裕农民家庭中。他自幼读书，学习成绩优异，抗日战争前便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奉命来到鲁南军区从事敌军工作。1942年夏，军区派他到鲁南铁道大队指导工作。同年冬，微湖大队、鲁南铁道大队等4支人民抗日武装合编为鲁南独立支队，王建安被任命为支队敌工股长兼二大队（鲁南铁道大队）敌工干事。他大部分时间随铁道大队活动，负责敌伪军分化瓦解和策反工作。
我于1942年10月，由沂河支队奉命调鲁南独立支队工作。来前，鲁南行署公安局长胡维鲁和军区政治部锄奸科长侯敬石向我介绍：现在正筹备建立鲁南独立支队，调你们沂河支队副政委孟昭煜同志前去任政委，你到那里任特派员（锄奸股长）。王建安早已到那里，确定他任敌工股长。当前，那一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严峻，敌人大搞封锁沟封锁墙，设据点，筑碉堡，企图阻拦我抗日武装活动，巩固临枣铁路和津浦铁路鲁南段两侧的敌伪政权。我们鲁南部队担负着护送过往干部的任务。你们的任务是保证这条交通道路的通畅，确保过往干部的绝对安全。王建安在鲁南铁道大队的配合下，基本摸清了敌人的活动规律和特点，争取了部分伪军人员及其家属。他是一位资历较深、工作水平比较高的好同志，你去那里之后，要多跟他联系。
当时，鲁南独立支队领导机构人员非常精干。我们按照军区总的部署，大多随鲁南铁道大队短枪队分散活动。支队很少组织开会，与王建安见面的机会也很少。记得，我到那里不久，一次偶然的机会，在茶棚村孟昭煜政委的住处见到了他。我们两人的情况可能孟政委事先分别作了介绍，所以一见如故，非常亲热。当天晚上，我们二人住在一起，畅谈到深夜，除了通报各自的工作情况外，还拉了一些家常话。
王建安当时25岁，约1.75米的个头，细长身材，上宽下窄的脸型，白净面皮，穿了一身合体的黑色棉布夹衣。他说话爽快而稳重，知识丰富，思维敏捷。他的普通话说得很好，但为了便于开展敌军工作和群众工作，来铁道队后很快学会了鲁南方言，乍一听，很像枣庄口音。他因比我早来几个月。这里的敌情、社情和民情都已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我们每次碰到一起，他总是像对待老朋友那样向我通报敌、伪、顽军的活动动态和在对敌斗争中应注意的问题。他那对革命工作极端热忱的精神使我很受感动。我也经常把建立情报站、情报网的情况向他介绍，碰到疑难问题，尽量找他商量解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在当时对敌斗争环境恶劣、部队活动分散而且又远离上级领导的情况下是很难得的。
1942年冬的一天夜晚，我在基点村聂庄搞完工作之后，发现有些敌军情况要立即通报王建安，于是便顶着刺骨的寒风，沿着山间小路步行10余里抵达东横山口村。我当时正在感冒发烧，他让房东马上给我煮了姜汤。我趁热喝下后，顿时感到好了很多。房东老大娘见我们晚上睡觉没有东西盖，就给我们送来一件破棉袄说：“实在对不起，家里没有多余的被子了，盖上这件破棉袄防寒吧。”说着，她把棉袄盖在我们身上就走了。在滴水成冰的寒夜里，身上能加件棉袄，真像雪里送炭，可是一件棉袄两个人盖不过来，我俩谁也不愿盖在自己身上，最后他硬是给我盖上说：“我身体好，不怕冷，你有病发烧，比我更需要保暖。”事后我才知道：当时他已经发烧好几天了，可在我面前仍装得象好人一样，精神非常好。这天晚上，我俩像久别重逢的亲人，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平时少言寡语的王建安，扯开话匣子怎么也收不住，从全国抗日斗争形势谈到鲁南局势，从工作谈到生活。我越听越入迷，病魔也被他的话语驱到九霄云外。这时，我才知道，他家尚有70多岁的老母亲，参加革命五六年，一直未通过信。我劝他赶快给老母亲写信，他说：“咱成天打游击，一天一个地方，让家中朝哪里回信呀！待我们建起政权来再写吧！”记得1943年春，他在我的督促下向家里写过一封信，接到家中信时，他已经牺牲了。
王建安同志处处以身作则，严于律已，宽以待人。他经常教育队员要发扬我军光荣传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一次，他率领部分队员在放马场宿营时，一名队员不小心把房东的碗打破了两个。那名队员只向房东道了歉就走了。王建安得知后，立即批评了那队员，然后拿出自己仅有的一点津贴费，亲自去向那家群众赔礼道歉。队员被他这种高度的纪律性所感动。从此，凡跟他一块执行任务的队员，不管走到哪里，总是严格执行群众纪律。
王建安同志对工作极端认真。当时我们活动地区的敌我斗争形势非常严峻复杂，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他把生死置之度外，总是忘我地工作，按照上级的部署，积极宣传我党的统战方针和瓦解敌军的政策，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敌占区同各阶层人士接触，广交朋友，从而团结争取了一大批爱国人士共同抗日。
王建安日语基础很好，为做好瓦解敌军工作，他来铁道队后，曾举办了多期日语培训班，使骨干队员都会用日语对敌喊话，对瓦解敌军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熟知日本人的风俗，遇到日本人的节假日，他总是连夜赶写传单，然后让交通员秘密带到临城鬼子的住处散发张贴，搞得敌人惊惶失措。有时他亲自到敌据点附近，指名道姓地对敌军头目喊话，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和全国抗日大好形势，扰乱敌人军心，以削弱其战斗力。
王建安同志还非常善于做伪军家属的工作，并颇有成绩。当时，在我们活动区，他通过深入细致地调查摸底，认为伪军中真正死心踏地为日寇卖命的只是极少数，大部分人是迫不得已，他们的家属更不愿意自己丈夫为鬼子卖命。他为瓦解和争取伪军，有时一夜跑两三个村庄，冒着危险到伪军的家中做伪军家属的工作，让她们明白干伪军是卖国行为，应规劝丈夫尽快悬崖勒马，如暂时不能弃暗投明，也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不要当出卖民族利益的铁杆汉奸。同时，还明确告诉她们：“我们有一本帐，您的丈夫做一件好事，我们就在他的名字下记上一个红点，若做了一件坏事，就记上一个黑点。黑点到了一定的数量，就别怪我们不客气。”由于王建安同志的积极努力，许多据点里的伪军对我们的态度都有较大的转变。特别是一些家庭比较贫穷的伪军，不仅偷偷给我们送情报，有的还主动地向我们投诚，要求参加人民抗日武装。王建安同志对革命赤胆忠心。1943年3月，孟昭煜政委收到原为我抗日义勇总队的大队长，后投敌叛变任邹坞伪军司令的朱玉相的一封信，请求速派人前去邹坞商谈朱部反正问题。接到信后，孟政委立即召集我们开会进行研究，认为朱在当时形势下有两种可能：一是真心反正，二是故设圈套。若朱玉相真心弃暗投明，我们不派人去会失掉争取他的机会；若是故设圈套，我们不派人去，他会说我们无诚意，瓦解伪军政策是假的。最后，孟政委说：“我和朱玉相在义勇总队曾待过一段，彼此互相了解，我亲自去跑一趟。”王建安接着说：“我是做敌军工作的，对朱玉相部的情况也了解比较多，我同政委一起去。”他们深知此次深入“虎穴”的危险性，但为了抗日的需要，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当夜，他们带了一名警卫员立即启程。第二天早晨当走到大香城附近时，突然遭到朱玉相的弟弟伪军大队长朱三麻子的围捕。朱玉相得知孟王二人被捕的消息后欣喜若狂，认为可以通过他们两个把临枣地区的我党政军情报全部搞到手。但是，敌人的算盘打错了，他们对孟、王二人用尽酷刑，毫无结果。敌人黔驴技穷，便把孟、王绑赴到大香城村南的山坡上一个临时刑场，并强迫部分群众观看。孟昭煜和王建安同志临刑前毫无惧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向群众揭露敌伪军的罪恶，宣传国内外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好形势。王建安同志还高声朗诵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在场的群众无不被二位抗日勇士的英雄气慨所感动，他们掩面而泣，心里充满了对日寇及其汉奸走狗的无比仇恨。临刑时，朱三麻子曾多次下达向孟、王二人开枪的命令，伪军们仍毫无动静。最后，朱三麻子气急败环地拔出手枪连开数枪，二英雄呼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倒在了血泊中。孟昭煜政委和王建安同志被敌杀害的当天夜里，当地抗日群众悄悄地将其遗体妥善埋葬。第二年的5月下旬，山东峄县二区民众，将二烈士的遗体移葬于大香城村西，并立墓碑一块，碑文日：盖闻英雄豪杰皆出于乱世，未有不以肝胆而流芳于千古者。兹有孟君昭煜，年24岁，滕邑土城人；王君建安，年26岁，山西人。此二君皆为国捐躯，恐日久湮没，特立石，以垂不朽云。
（陈玉中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