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25日，鲁南铁道大队在微山湖畔黄埠庄村外的大运河堤上同日本侵略军激战中，一颗子弹夺去了我丈夫洪振海大队长年轻的生命。噩耗传来，简直击碎了我这颗十分器重他的少妇的心……春去冬来，半个世纪过去了，可是我与他共同生活的那段艰苦岁月，却至今记忆犹新。
子夜婚礼
我家世居山东省峄县齐村镇。父亲李文魁婚后无子女，我是他自幼抱养的。从我记事起，家中生活虽过得艰辛，但养父母待我很好，所以，我的少年时期还是很愉快的。
1940年1月，我17岁时与陈庄义和炭场老板洪振海按照当地农村风俗订了婚约。振海那时已是而立之年，父母已去世，从小跟着其出嫁在枣庄的七姐长大成人。他在同我订婚前，已拉起铁道队，但是秘密的，我和父母只知道他是个小商人。齐村离陈庄（今枣庄市长乐路）义和炭场只有2里路，我同振海订婚后，他借工余时间常来我家。振海中等个头，黑黑的长方脸上长了一双机灵的小眼睛。我们头几次会面时，他总是头戴礼帽，身穿大褂，很气派，真像个小老板样子。我们多次接触中，他从未暴露过自已是八路军铁道队队长。但从他那对日寇、汉奸仇恨，对共产党八路军热爱的言谈话语中得知，他不是普通的商人。后来，他经过多方面考察，认为我们一家三口人是拥护抗日的，与日伪无任何联系，于是就把真实身份告诉了我。同时，我还从他那里得知，炭场的管帐先生就是新派来的杜政委。我更加爱他，我的一家人也更加支持他的工作，使他抗日的积极性更高了。
同年5月，铁道队中的一名队员无意中泄密，陈庄“义和炭场”被敌人查抄，振海被通缉。于是，他和杜政委把全体队员拉到我的家乡齐村镇，公开打出了八路军鲁南铁道队的旗号。当时，铁道队有30多名队员，都是当地人，在群众的掩护下敌人根本找不到他们。振海为扩大队伍和便于开展对敌斗争，一个月后又率队转移到临枣铁路南的聂庄、小屯、南于一带活动。敌人抓不到铁道队的同志，就到处抓捕他们的家属。敌人听说我是振海没过门的媳妇，就到处查访。我父亲怕我遇到不测，便与振海商定立即结婚。
我与洪振海是1940年7月15日（阴历六月十一日）夜晚结婚的，这一天，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成亲那天，因敌伪军在齐村盘查很紧，我们一家人像往常一样，什么都不敢准备。晚饭之后，我母亲才催我赶快梳洗打扮，迎接花轿的到来。这时，我的心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不知做什么好。因怕惊动敌人，一没请亲戚，二没叫四邻，母亲帮我简单地打扮了一下，换了身新衣服。又将振海给我买的几件东西用红包皮一裹，便算准备妥了，只等振海登门接亲。我们一家人耐心等待了约两小时，仍无动静。我真是心急如火，生怕振海他们有什么不测。午夜12点钟时，村南一阵狗叫声，不一会儿一顶花轿抬进我家。随轿而来的不是振海的近亲，而是全副武装的铁道队员和苏鲁支队三大队的部分同志。我被振海匆匆忙忙扶上轿，既没放鞭炮，也没宴请亲朋故旧，他向我父母磕了个头，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我抬出了村。一路上没听到迎新的人说笑吵闹，也不知他们要把我抬到哪里去。我在花轿里颠簸了近两个小时，终于停了下来，随即被两位女同志扶出轿。这时，从迎亲者的口中才知道已到了目的地南于。这里是一所小学校，在校院靠北墙的地方用苇箔临时搭起一个棚子，棚子里悬挂的两盏汽灯不时地发出“刺刺”的响声，周围挤满了身穿便衣的铁道队的同志。大概是深夜的缘故，没看到有老百姓来看热闹。院子里仅有的两个女性，是铁道队政委杜季伟政委原配夫人赵杰和地下交通站站长刘景松的爱人，他俩自然就充当了我的伴娘。婚礼主持人杜政委召集全体队员为我们举行了简单的仪式之后，就把我们送入“洞房”。新房是临时借住的，里面摆放着一张床，一张方桌，两个小板凳，一个脸盆。只有从方桌上的两盏流泪的红蜡烛和一个喜字才真正显示出房子里的喜庆气氛。振海同我说了几句悄悄话之后，又离开洞房处理公务去了。我独自一人面对着生疏的环境，默默地坐在床上，回顾着我们举行婚礼的前前后后，不觉脑子里便浮现出小时母亲讲的故事《山大王半夜娶亲》的情景。想到这里，我的眼圈发红了。振海回屋后见我擦眼抹泪的，不好意思地说：“桂贞，我已经从一个店老板变成穷光蛋了，这屋子里只有床上的一顶蚊帐和两床被子是属于我们的，还是同志们帮助置办的。你如果不满意的话，今天先在这里委屈一夜，明天我送你回家。”他说完就要离开这里，．我赶紧拉住他说：“洪哥，你看我是那种人吗？只要你对我好，就是要饭我也心甘情愿l”我和振海就这样举行了“土洋结合”的奇特婚礼，从此便开始了我们四处漂泊的夫妻生活。
游击夫妻
我们结婚的第二天晚饭后，振海说要找政委、副队长商量个事儿，可直到半夜还没回来。这时正是伏天，天又热，蚊子叮咬，我便钻进蚊帐里静等。凌晨两点钟，他才回家。一进门就向我道歉：“桂贞，真对不起，我自小没有家惯了，哪里黑，便往哪里一躺就是一夜。今天在辛庄商量完事已经半夜多了，我像往常一样随便找了个地方躺下就睡，忽然想起我已经有媳妇了，这才爬起来赶快往回跑，让你担心受怕了吧．}”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又好笑，又生气，尽管有满腹的委屈，可又能说什么呢?可不是吗，振海自幼就独身一人到处流浪，从没有家庭的牵挂。参加革命后，由于对敌斗争环境恶劣，部队没有固定的落脚点，因此，人到哪里哪里就是家。饿了就在附近找点吃的，困了在僻静的地方一躺，地当床，天当被，睡得很香。长期的游击生活，“家”的概念在他脑里已经很淡薄了。何况；抗日斗争任务又那么艰巨，身为铁道队队长的他，哪能时时刻刻把我装在心里呢。
鲁南铁道队建立后，振海带领队员们打洋行、搞机枪、截火车、杀汉奸，使临枣铁路沿线的日伪军成天坐立不安。敌人为寻找这支新生的人民抗日武装，曾多次纠集大批兵力，对他们的活动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铁道队处境非常危险。为了保存实力，上级决定将他们及其家属化整为零，分散隐蔽。所以，我不是躲藏在亲戚家就是随铁道队转移，从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处。
1940年8月的一天晚饭后，我躲藏在一家亲戚的厨房过夜时，一阵急促的狗咬声把我惊醒。我赶紧起来，从锅底下掏了两把灰往脸上抹了抹，正想往外跑，枣庄伪军头目杨桂岭带着一伙人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他们不由分说便把我捆绑起来，接着押解到齐村伪乡公所里，准备引诱振海来教人，以便抓捕他。振海得知我被捕的消息后，顿时火冒三丈，说了声“我去看看”，拔出枪就往外走。在场的队员也都把衣服一脱说：“走，给他娘的拼了！”在这紧急时刻，杜政委抓住老洪的手说：“老洪，现在千万不能去，我们应该先派人侦察一下，弄清敌人抓桂贞的目的。如果是想杀人，我们现在去也晚了；要是想以此来诱捕你，你去了不等于自投罗网吗？要是为了要钱要枪，那好办，要什么我们给什么。”振海一听有道理，便把枪往回一插说：“给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给枪！我们都是一人一支枪，给了他们，我们怎办！不能为一个家属而削弱我们的战斗力。”杜政委紧紧握住振海的手说：“老洪同志，你：放心，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把桂贞同志救出虎口。”
我被捕的第二天早晨，敌人开始审讯我：“洪振海在什么地方？他给你的枪放在什么地方？”我说：“老洪是铁道队长，到处打游击，我哪能知道？再说，我根本不会打枪，老洪也从来没有给过我枪。”杨桂岭亲自审了我几次，都毫无结果。第三天下午，伪乡公所来了八九个老头，带着礼品，说要保我出去。杨桂岭见诱捕振海不成；又害怕铁道大队来报复，就顺水推舟地说：“这么多乡亲保你，我准备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你在娘家不准动，洪振海肯定会来看你的。他来后，你要想办法把他留住，然后到我这里报告，我们不会亏待你的。不然，下次让我抓住你，就要你的命！”说完就把我放了。回到家后，我父亲对我说：“快化装，我带你逃出去。”我急忙找了件我母亲的老蓝布褂子穿上，脸上又抹了些灰，戴了一顶破草帽子，伪装成老太婆，趁天黑便逃出了齐村。我们父女俩一口气跑了几十里路，黎明前到了洪山口我姑母家暂时隐蔽起来，以等待铁道队安置。
振海得知我逃出虎口后，非常高兴，立即派人把我接到铁道队驻地。当时，铁道队分散在微山湖畔的乔庙、六炉店、姬庄一带活动，日伪军三天两头去寻找他们的踪迹，妄图歼灭他们。铁道队的同志不敢在村子里睡觉，天一黑就分散到野地里过夜，直到天亮时再回村子。夏天还好办，可到了冬天就很艰苦了。这年1日历腊月的一天，夜里开始下雨，下半夜又转成雪。我在房东家一夜没有合眼。天亮后，振海拖着疲倦的身子从野外回来时，浑身象个雪人一样，一走动身上噼哩啪啦乱响。我心痛得流下了眼泪，赶紧拿了件干衣服帮他换上。振海却非常风趣地说：“桂贞，你看我像不像个穿银戴玉的富家小姐？”他往镜子里一照，又喊道：“嘿，好家伙！一夜的功夫连眉毛都老白了，你还爱我吗？”听了他这故意逗我的话，我不光没有笑，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掉了下来。
铁道队为对付敌人的“扫荡”，有时一天换三四个地方休息。
一天天刚蒙蒙亮，振海起床后正在屋里刷牙，一名队员突然进来报告说；“大队长，鬼子进村了！”振海说；“快通知大家立即转移！”他边说边放下洗刷用具，掏出手枪，刚冲出门，突然想到房东一家人还在睡梦中，于是又退回来对我说：“桂贞，我在门口掩护，你快叫房东撤出去！”我按振海的吩咐，把房东一家人全部叫了起来。房东王大爷听说鬼子来了，光着腚就往外跑。我说：“大爷，不行啊，外边男人女人都有，你得穿上衣服再走！”他拿起裤子抖抖索索地套上一条腿就跑出去了。房东一家人全部撤走后，我对振海说：“你也快走吧！”振海果断地说：“你先走，我有枪。”我说：“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我不放心，要走就一块走。”他生气地推了我一下说：“走，快跟乡亲撤，再不走我打死你！”“你打死我也不走，要死咱们死在一块。”他没办法，拉起我就往外跑。还没出去大门，就听鬼子在大街上走路的皮鞋声。振海见我们夫妻俩已经出不去了，稍一思考，便镇定地说：“你快到屋里去躲躲！”说着就握着手枪贴在大门里旁，监视敌人的行动。我从窗户见到一大队鬼子气势汹汹地从门口走了过去，有几个身上背着钢盔、端着枪的日本兵还朝院子里伸头探脑地瞅了瞅，没有发现可疑情况便走开了。鬼子队伍走远之后，振海带着我走出大门，没走多远，突然想到大队部还放着一支长枪，又跑到大队部，取回那条枪，到了村外追上了部队。“扫荡”的敌伪军在村里抓了几个无辜的村民，在村外打谷场上审问了一下，问洪大队长哪里去了，铁道队驻什么村？大家都一问三不知。敌人便气急败坏地放火烧了场上的麦秸垛和几间民房后走了。
敌人走后，我跟着振海等人返回村里，发现许多房子和柴草化为灰烬，振海顿时气得牙咬得吱吱响。返回村的群众见大队长来了，马上围了上来。振海痛心地说：“我们铁道队驻在村子里，却不能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我洪振海对不起各位乡亲父老。”群众说：“大队长，可别这么说，敌人就是把我们村烧得一根柴禾棒子不剩，俺也不会埋怨咱们的子弟兵。到时，俺都跟着你打鬼子去！”听了乡亲们的话，振海激动地说：“铁道队就是剩下一个人，也决不会充孬种，一定要给乡亲们报仇，出这口气！”说到这里，几颗晶莹的泪珠从他的眼角滚落腮下。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丈夫掉眼泪。
无私的爱
振海的脾气不好，发起火来会指着人家的鼻子骂娘。在战场上看到作战不力的队员，还可能上去就打巴掌，对违犯群众纪律的队员更是从来不含糊。听通讯员曹德全讲：铁道大队在山里整训时，由于条件艰苦，常常饿肚子。有一次，一个队员饿得实在支撑不住了，就扒了老百姓一块地瓜吃了。洪队长知道后，除了让他当面向老乡赔礼道歉外，还关了他3天禁闭。尽管如此，振海还是深深赢得了队员们的拥护和爱戴。这是为什么呢？我想，除了他在同敌人战斗时能身先士卒之外，与他平时对部下的关怀体贴是分不开的。他了解到哪个队员家里生活困难，就让司务长拿，些钱和粮食送到他的家里。打仗缴获的战利品以及群众送来的慰劳品，他总是命令司务长分给每个队员。东西多时就叫来全村群众一起享用。记得1941年在蒋集过八月十五节时，周围的几户地主在保长带领下送来了大批月饼、水果和整猪整羊等食品。振海同大队其他同志商量，决定邀请全村贫苦群众同铁道大队一块过中秋节，举行个军民联欢晚会，一面赏月，一面让杜政委讲一讲全国抗日形势，然后让大家同享佳品。这天晚上，一轮明月当空照，群众和铁道大队的同志把打谷场挤得满满的，节日气氛非常浓，同时更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
1941年冬，为了给鲁南军区下属部队筹备冬季服装的布料，铁道队从敌人的列车上截获大量布匹，振海亲自带领队员把这批布押送到山里抗日根据地。军区张光中司令员收下这些战利品后高兴地说：“现在已是冰天雪地，可部队还穿着单衣，你们真是雪中送炭啊j我代表军区首长和全体官兵感谢你们。”振海进山时穿了四五件褂子，戴一块从鬼子那里缴获来的金链怀表。回来时只剩下一件，怀表也没有了。我问起这事时他说：“山里部队确实太苦了，这么冷的天，他们还穿着单衣，一个个冻得浑身筛糠。我看不下去，就一件件地脱给他们了。怀表送给张司令了，他比我更需要那玩意儿。” +
振海心里总是装着别人，可唯独没有他自己。铁道队从敌人那里搞到的钱，可以成麻袋地装，他自己从不拿一分一文；截获的布匹可以用车拉，可他从不要一块布条。有的队员说：“大队长，你也成家了，家里除了两床被外什么也没有。再说嫂子年轻轻的，也该添两件像样的洋（细）布衣服。”振海说：“你的好意我明白。我身为一队之长，不以身作则能行吗？我要是为了自己发财，又何必参加共产党八路军呢？再说，我们成天同敌人拼，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掉脑袋，要那些身外之物干什么?”
振海牺牲后，杜政委打开他的小破皮箱清点遗物时，只见里面整整齐齐地包着一双布鞋、一双白布袜子、两个褂子。这就是鲁南铁道大队长的全部财产，在场的同志看到东西后都泣不成声。振海也有自己的心爱之物，那就是手枪。他一直把枪视为第二生命。他要是得到一支好枪，能高兴得三天睡不着觉。记得在振海牺牲的前几天，他到茶棚村去看我时，像个孩子似的在脖子上挂着两把锃亮的手枪，见了我，两片嘴唇喜得简直不能合拢。他拍着手枪很神气地对我说：“桂贞，你来看看，崭新崭新的快慢机I”我说：“你带这么多枪干什么，一把还不够？”他拍拍自己的腰说：“我自己的家伙在这里呢。这两把是刚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我过两天瘾就交到军区去。”
振海牺牲时还没有办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手续，可他的身边却经常保存着一面党旗，这是他的另一件宝贝。有～次我见他手腕上缠着一块红布，问他是什么东西，他说：“这可是件宝贝，就是把命搭上也不能把它丢了。”我不解地问：“到底是什么宝贝，那么珍贵？”他说：“你不要问了，这与你无关。”我知道他的脾气，他不愿说的事，问多了会发火的，因此也就没敢再问。自那以后，振海手腕上总是成天缠着那块红布，就是吃饭睡觉也不解下来。只有洗脸时怕弄湿了，才小心翼翼地解下来，洗完脸马上又缠上去。有的队员见了也好奇地问：“大队长，你怎么不把这块布放在家里？整天缠在手上多不方便。”他认真地说：“那可不行，这是我们的护身符，放在家里怎么能行！我们就是靠它才能打胜仗哩！’’我在一旁越听越糊涂，一块小红布哪来那么大的神通呢！难道那上面画的是类似红枪会那样的护身符？可他从来不信那套呀！这一连串的问号，促使我下决心弄清楚这个秘密。
有一天，我趁他洗脸的功夫，迅速展开那块红布，只见上面用黄色布缝制着镰刀与斧头的图案，因为那时我不是党员，从来没见过党旗是什么样的，所以看后仍旧解不开这个迷。我怕他回来发现了不高兴，就赶快又恢复好原样。直到振海牺牲后，我向杜政委问起此事，他说：“那不是什么护身符，是中国共产党党旗！老洪同志早就希望当一名中共党员，我们根据他的申请和一贯表现，也通过了他入党，并且上报军区政治部。为了表示对老洪同志的信任，我们决定将铁道大队唯一的这面党旗交给他保管。当时老洪从我手中接过党旗，郑重地说：‘请党相信我，我一定把它保管好。我知道我身上还存在着很多缺点毛病。如遇事好激动，火气大等。为此，也伤害了部分同志的感情。今后，我要把这面党旗时刻带在身边，让党监督我改正这些毛病。’因为那时党员身分不公开，所以不便解释。”我又问：“那为什么说我们是靠它才能打胜仗呢？”杜政委说：“你想想，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铁道队能打胜仗吗？”我这才恍然大悟。杜政委又沉痛地说：“老洪同志虽然没有面对党旗宣誓，但他已经具备一名共产党员的条件，而且是一名好党员。当军区批准他为正式党员的时侯，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向党递交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党费。”
深挚的情
我和振海结婚近两年，虽常跟他南跑北颠，可真正地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却少得可怜。那时对敌斗争形势十分紧张，他作为铁道队领导人，心里想的是如何多杀敌人保存自己，完成上级交给的一切任务，几乎没有闲暇顾及到我。可是，当我们短暂地生活在一起时，他是非常地爱我体贴我的。有时，他象天真的孩子似的对我说：“等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也要生个娃娃，咱也享受享受天伦之乐。可是目前不允许，连咱俩的生命也没有保障。”有一次，我父亲把我送到铁道大队驻地茶棚村，振海因为太忙，一天没去看望我，到了下半夜来到我的住处时，第一句话竟怨我来队前未先捎个信。我有些不高兴，他像教育孩子那样耐心地说：“桂贞啊，现在局势特别紧张，很多急事需要我去处理，实在没有时间陪你。你先一个人在这儿住几天，好吗？”那天，黎明时他就起了床，临走时还嘱咐我不要出门。从此以后一连9天，连他的影子也没看见。我一个人整天坐在屋里等待他的到来，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替他和他的队员们补袜子，缝衣服。那时心想，一日夫妻百日恩，振海你太狠心了，，难道说，你一天抽一个钟头的时间来陪陪我都不行吗？我真想等他来时大骂他一顿，然后让他把我送走。
第10天的上午终于把他盼来了。我见他面容憔悴，眼角充满了血丝。他见我不高兴，便把双手搭在我肩膀上内疚地说：“都是我不好，这些天来，让你一个人待在这里。你有气就打我两下吧！”说着还真的把头伸了过来。听了他那发自内心的话语，看着他那疲劳的身躯，我就是有天大的委屈也说不出口了。一个火性汉子在女人面前象犯了错误的小孩那样请求宽恕，我又怎能忍心责备他呢！
这时，有几名队员来我的住处向振海汇报完工作后，便半开玩笑地说：“大队长，俺嫂子可是咱这一带百里挑一的美人，现在还不到20岁，正是妙龄年华，大老远到这里来找你，你怎么能忍心让她夜夜守空床呢？”振海听了那队员的话，竟像个大姑娘一样，羞得耳朵根都红了，半天才喃喃地说道：“实在是抽不出空来呀，欠你嫂子的情以后再补吧！”说完就走了。
难道说他真是一个光知道打仗，没有一点人情味的人吗？不！他也是人，有着人的七情六欲。但是在一般情况下，他不愿把我们的恩爱之情赤裸裸地表露出来。他的情感是属于“保温瓶式”的。只有我们俩单独在一起时，我从他的眼睛里射出的光芒，就能体会到他那袒露无余的纯真的心。
我永远也忘不了1941年12月的一天清晨，阴冷的天空弥漫着轻纱似的薄雾，给迟来的阳光笼罩着一层不可琢磨的色彩。我和陪我一起来队的母亲被安置在茶棚村一户农民家里。我起床后，刚洗了脸，就听见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振海，就问：“昨晚又和鬼子接上火啦？”振海没有直接回答我说：“今天是小寒了，你和大娘赶快回齐村去，准备过年吧。”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急，他认真地对我说：“这里太危险了。昨天晚上，我们铁道大队捉住了两．名日军翻译官，他们的特务队长松尾也几乎被我们活捉，敌人不会善罢甘休，肯定会纠集大批兵力来报复我们。”我说：“越危险我越不走，我要和你在一起！”振海眼里立即射出一束激动而又犹豫的光，但转而又不见了。最后他镇定地说：“别说傻话了，你又不会打仗，跟着我也帮不了什么忙。咱俩结婚以后，我像个飞蝗一样，没有一个固定的窝，也害得你南跑北颠，东躲西藏，没过上一天好日子，我欠你的实在太多了。对岳父岳母两位大人也没尽到做小辈应尽的一份孝心。将来万一我……”我赶紧用手捂住他的嘴说：“不要再说了。”他把我的手轻轻地拿下来，紧紧地攥在他的手里，一字一句地说：“万一我牺牲了，你千万不要难过，就当咱们从前不认识。将来你会过上好日子的i”听他这么一说，我哭得像个泪人似的。他替我擦擦泪又说：“时候不早了，快收拾一下上路吧。”
我和母亲简单地收拾一下就由一名队员送走了。振海陪我们走到村口就止住了脚步。他没说话，只向我挥了挥手，眼睛里出现了一种若有所失的神色。走了一段路，我回头看看，见他仍站在原地未动。我边走边回头看，他像一尊塑像，只是随着距离的拉长而越来越小，终于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这是自我们结婚以来，他头一次亲自送我，而且送得那么远，好像他已感到了某种不祥之兆。我万万没有想到，那次分手竟成了永别。在他那烈火般性格中头一次表现出来的温情脉脉，却又成了绝响。当我与他再一次相会的时候，三尺黄土无情地割断了我们之间的联系，我放声大哭，千呼万唤也已枉然。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他能给我说一句话，哪怕是最无情的一句话——“再不走我打死你。”振海牺牲3个月之后，在我的请求下，鲁南铁道大队的同志将烈士的遗体由微山湖畔的黄埠庄迁移到振海的祖籍滕县羊庄乡大北塘村，并召开了小型而隆重的追悼会。事后，对我也做了妥善安置，大队的领导也经常去看望我，鼓励我要化悲痛为力量，为完成烈士未竞事业多做贡献。从那时起，我就毅然走出家庭，参加了齐村镇妇救会并担任了会长，和革命群众一起做军鞋，送军粮，支援前线，贴标语，搞宣传，鼓舞我军民斗志。在全国解放战争的滚滚洪流中，我为自己也是其中之一滴而感到欣慰。如今，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正向着改革开放迈出新的一步，振海若九泉有知，也会含笑而眠。
（陈玉中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