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秋，日、伪军对我鲁南抗日根据地经过疯狂的“围剿、扫荡”后，在临枣铁路支线和津浦铁路干线两侧挖了许多护路沟，在我军和群众必经之路修筑了封锁墙和碉堡，驻扎了大批的兵力，对来往百姓严加盘查，并借机敲诈勒索，给铁道队的活动增加了极大困难。
同年底，鲁南军区将活动在该地区的几支主要的抗日武装组建为鲁南独立支队，调沂河支队政委孟昭煜任支队政委。支队长一职，有的同志回忆是由一大队长张新华兼。由于对敌斗争激烈，我们又分散活动，故记忆不深刻。我原先也在沂河支队一大队任副教导员，较孟昭煜早调独立支队几天，任独立支队特派员（锄奸股长）。王建安原在鲁南军区政治部保卫科工作，同我一起调来任支队敌工股长兼鲁南铁道大队敌工干事。支队下设4个大队：一大队为微湖大队，大队长张新华，政委孙新民，副大队长胡桂林，锄奸干事马英；二大队为铁道大队，大队长刘金山，政委杜季伟，副大队长王志胜、赵永泉，敌工干事王建安（兼）；三大队为滕沛大队，大队长钟勇飞，政委李明，副大队长傅宝田；四大队为文峰大队，大队长兼政委为曹杰。
几支地方抗日武装合编为鲁南独立支队后，虽然有了统一领导，但由于我军处在敌人心脏地带，对敌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因此，各大队，甚至各中队仍以分散活动为主。当时，这部分武装在二地委和支队首长直接领导下，中心任务是护送通过枣庄、临城、夏镇交通线的过往干部，保证其安全过路。围绕着这个中心，我们主要开展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首先进行形势与任务的教育。即加强连队政治工作，明确抗日斗争的任务，提出今年(1943)打败德国希特勒法西斯，明年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使我们的革命老区争取尽早得到解放。经过抗日斗争形势教育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增强了广大指战员的抗日决心和信心，进一步振奋了革命斗志，决心把日本鬼子赶走。但是，中队与中队之间的教育效果是不平衡的。一般说，长枪队要比短枪队好一些，短枪队组织纪律差一些。与此同时，我们按照军区政治部的指示精神，还在全体人员中开展了全面、细致的调查摸底工作，即弄清全体指战员的政治面目、出身、历史、入伍时间、来历及入伍动机和一贯表现等。对中队和分队干部，除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外，还组织他们以不同形式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要求他们身先士卒，在提高政策水平和组织纪律观念的基础上，还要做好队员的思想工作，提高每个人的思想觉悟。在进行这些工作的同时，我们还物色了出身成分好、阶级觉悟高、一贯表现好的指战员为我们锄奸保卫工作的网员。对个别不适合担任护送任务的队员，作了适当的调整和安排。
1943年5月，我以支队特派员的身份，深入到三大队清查时，挖出了暗藏在我们革命队伍的日本特务刘x×，并及时作了处理。在此之后，我们在茶栅村还铲除了叛徒张××。此人在临城当了一个时期的日本特务后，久久未曾露面，我们寻找多时，不知其下落。有一天，他突然出现在茶棚村，被锄奸网员和铁道队一中队的一名队员发现，他们先后向我报告了这_情况。我认为机会难得，立即指定3个队员对他进行监视。同时，我立即向支队首长报告，支队首长指示立即将其逮捕，并派公安局长庄玉铭审讯后枪决。我们在教育时，以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教育全体队员，使他们进一步提高了政治警惕性，巩固和纯洁了革命队伍。
，（二）千方百计地做好过路干部的安全护送工作。我们依靠地方干部和广大抗日群众，对护送干部途经的几个村庄（落脚点或休息场所），如津浦铁路东的聂庄、富山后、放马场、贾家庄、老和尚寺、横山口、茶棚、吕沟、董庄和铁路西的孟岭、乔庙、西万、蒋集、夏镇、南庄等地，我们都经过详细地调查摸底，有计划地建立了一部分基点村。我们在夜间到村里进行群众发动工作，依靠基本群众，积极做那些与特务、伪军有联系人的思想工作，向他们讲明抗日救国的道理，规劝他们不要做死心塌地的汉奸。警告他们，鬼子在这里长不了，要为自己留条后路，做到“人在曹营心在汉”。从而逐步使一部分伪军同我们铁道队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建立了秘密联系，，表现好的还暗中掩护我们。使我们随时随1地地通过“封锁线”、敌碉堡，保持横穿铁路的这一交通线畅通无阻，安全地护送了过路干部近干名，其中有刘少奇、朱瑞、陈毅、陈光、萧华等党、政、军重要领导干部，均未发生任何问题。（三）开展对敌斗争和进行政治攻势。根据当时对敌斗争的形势，我们对敌人加强了政治攻势。在敌占区，白天是敌伪军的天下，我们只能隐蔽在抗日群众家里。有时在枣庄以南的寨山、杨山、富山这一带石榴园内活动，有时也在微山湖水上区。晚上可是我们旖展本领的大好时机，首先对交通沿线上的各个村庄的伪乡、保长、地主、特务等，采取打拉并举的方针，能争取其立功赎罪的尽量做瓦解工作；对极其反动的那些人，则采取坚决镇压。为了分化瓦解敌伪势力，我们还广泛地开展了“黑红点”活动。即谁能帮助共产党、八路军做好事，就在谁的名字下记上一个“红”点；谁对共产党、八路军干了坏事，就在谁名字下记上一个“黑”点。到了一定时候算总帐。群众称它为“生死簿”。这就打击了敌伪势力的爪牙，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我们当时在敌占区工作，是相当危险的，稍不留心，就会遭到敌人的袭击。所以，我们采取白天隐蔽，夜晚从事各项活动，有时到深更半夜，困了随便找个地方就睡。当时在铁道队有一首歌谣：“天当被，地当床，半身土来半身霜”。生活虽艰苦，精神却饱满，士气高昂。很少有人发牢骚讲怪话。
（四）积极开展反顽斗争。1944秋天，铁道大队作为独立支队的主力之一，参加了湖西反顽斗争。当时我任大队政委，为配合鲁南军区主力部队老三团作战，我和大队长刘金山、副大队长王志胜率部在邹滕以西与反动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冯子固、马光汉部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马光汉盘踞于邹西的深井、高庄村，我们鲁南铁道大队的两个中队于同年7月配合老三团将马光汉部300余人歼灭于高庄村。8月，我们又配合老三团，把盘据在程子庙的顽军陈士俊部300余人全部歼灭。但在这场反顽斗争中，我独立支队副支队长董明春和铁道大队副队长王志胜负了重伤。
为了使反顽斗争顺利进行；我们又兵分两路，在铁路两侧密切侦察敌人动向，疏通了交通线，确保主力部队及其伤病员、民工等能顺利跨越津浦铁路。
我们鲁南铁道大队所以能立于不败之地，是与上级党、政、军各级领导的关怀，以及广大抗日群众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当时，沛滕边办事处主任王墨山、工委书记黄枚平（鹿广连）和滕八区翟区长、水上区的黄区长等，他们都非常关怀和支持我们，多数都同我们一起行动，真正体现了党政军一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