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几次战斗(文/张书太)

15615 发表于2019-06-14 16:07:45

(一)虎穴侦察

    1943年1月的一天下午,驻临城日军头目岩下纠集了近千名敌伪军,兵分3路向微山湖一带疯狂“扫荡”、“围剿”后,损兵折将,狼狈地窜回驻地。当天晚上,铁道大队机智地跳出敌人包围圈,拂晓前转移到“基点村”朱桥休息。为了对付敌人的“扫荡”,我们已经有四、五天没有睡好觉了。当时,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往麦草铺的床上一躺,便呼噜呼噜进入了梦乡。睡得正香甜时,突然觉得有人推我。我迷迷糊糊地哼了两声也没睁眼,正要翻个身再睡,只听有人喊道:“小张,快点起来,大队长叫你有任务!”我听到“任务”二字,便立即爬起来;见通讯员朱其章站在我身旁,便急切地问:“朱哥,什么任务?”他说:“慌什么,到大队长那里就知道啦!”我一口气跑到大队部院内,短枪队长孙茂生站在门口说:“快进屋吧,大队长叫你回渐庄看你娘去呢!’’我一听,半信半疑地说:“中队长,都啥时候了,还有心思开玩笑!人家正困得要命呢!”说完,便想转身回去睡觉。这时,大队长刘金山笑嘻嘻地出了屋说:“老孙说得对,真是让你明天回你老家渐庄,除了看你老母亲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任务。”接着,刘大队长把我拉到屋里,将回渐庄侦察敌情的任务交给我说:“敌人扫荡时,在沿湖一带抓了30余名抗日群众,现关押在渐庄。你要速将情况侦察清楚,以便我们制定搭救方案。有什么困难吗?”我说:“保证完成任务,请大队长放心。我以前在朱桥上过学,现在还是以学生打扮回去。我年龄小,个头又矮,不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太队长表示同意,并嘱咐我在鬼子面前要沉着冷静,见机行事,无论采取什么方式,一定要完成侦察任务。

    第二天早晨,我到伙房端了盆热水,仔仔细细地把脸上多日以来的尘垢洗干净,又向朱桥村小学教员李学明借了一套文具和《国语》、《算术》及《描红》等书籍,迅速打扮成学生样子,立即启程了。我先到距渐庄3里路的彭楼村,找到了老交通员秦明道的老伴秦大娘,了解一下日伪军在这一带的活动情况,然后直奔、渐庄。为迷惑敌人,我仍装出小时顽皮的样子,边走边翻跟斗。走到我村西头时,两个鬼子兵暗哨安然从一棵大树后窜出来,把上着明晃晃刺刀的步枪一端,对着我厉声喝道:“小孩的,什么干活!”我装出害怕的样子,摇着手里的书本说:“我,我那边的上学,回家吃饭的。”一个敌兵一手拿枪,另一只手在我身上胡乱地搜了一遍,也没搜出什么。接着,把我手里用包裹皮包着的几本书翻了翻,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你的,学生,开路开路的!”手一摆,让我走了。

    闯过敌哨卡,我稍松了口气,继续朝庄里走去。刚一进庄,就碰到几个敌兵在追赶一只老母鸡。我灵机一动,扔下书包,迎头去“协助”鬼子兵捉鸡。我敏捷地跑到母鸡跟前一扑,便把那鸡逮住了。这时,那几个敌兵提着从别人家抓的七八只鸡也追上来了,我举起老母鸡对一个佩带着少佐军衔的敌兵说:“太君的咪西!太君的咪西!”但那个少佐并没有去接鸡,而是以怀疑的目光对我上下打量了一番后问道‘:“小孩的,你的什么干活?”我指了指放书的地方说:“我的学生,放学回家吃饭的干活。”接着我很快跑去把书拿来在他面前晃了晃。这个家伙似乎相信了我的话,就说:“你的和尚(学生)干活!”我故意学着鬼子话说:“对对,我的和尚干活。”鬼子一听我学他,知道讲错了音,竟哈哈笑了起来。另一个敌兵拍着我的肩膀说。“你我鸡的统统咪西!”我一听鬼子要我和他们一起吃饭,当然求之不得了。

    我随几个鬼子走进我们村孙如家,孙家全家人都跑出去避难了。日军一个小队住在他家5间屋里。在院子里的敌兵,见他们又抓来了鸡,非常高兴,随即杀鸡做饭,我佯装对鬼子殷勤,抱柴烧水。还借进屋拿油盐酱醋的机会,到鬼子住处留心侦察一遍。饭后,我又以替他们洗刷饭具为名,到鬼子住的所有房间走了一趟,暗暗记住了敌兵力及武器配备情况。摸清敌情后,就拿着鬼子送给我的锅巴告别说:“我的拿去给大人的眯西!”那个少佐高兴地说:“你的快去的,你的小孩的顶好!”

    我从孙如家院子出来,已经是中午12点了,走到街上。只见家家关门闭户,见不到一个行人,。也听不到鸡犬声,整个村庄死气沉沉,没有一点生气。我快步走到我的家门口,轻轻地敲了几下大门,过了好长时间,里边才问:“是谁呀?”我说:“娘,是我回来了,快开门l’’娘一听是她所盼望的儿子的声音,连忙开了门,惊慌地说:“我的儿,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啊,咱村里有鬼子呀!”我说:“刘大队长让我来看看您,怕您闷得慌。再就是来察看一下鬼子的动静。”接着,我把锅巴往桌上一放说:“娘l吃锅巴,这是小鬼子送的。”娘拿起一块锅巴刚想吃,一听是小鬼子送的,又扔下了.,非常生气地说:“俺人穷志不穷,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我不吃鬼子的东西l”我向娘反复作了解释,她老人家才慢慢消了气。我又问她家里还有鸡蛋吗?娘说:“要鸡蛋干啥?”我说:“慰劳皇军呗!”娘一听,顿时满脸怒气地说:“你这孩子啥时当了汉奸啦,又是吃鬼子饭,又是给鬼子送鸡蛋?”我一看,娘真的生气了,才一本正经地说:“娘,我拿鸡蛋是去跟日本鬼子换情报,好尽快搭救被捕的乡亲们。”娘这才真的不生气了,随即高兴地说:“这还差不多,咱家的鸡都被鬼子抓去啦,前些日子剩的6个鸡蛋,我把它藏在锅底下的灰窝里,快拿去吧j”我把鸡蛋往怀里一揣,辞别了母亲就出了大门。

    我没有直接去给鬼子送鸡蛋,而是先在村里转了一圈,看看鬼子的岗哨分布情况。当我走到王五家门口时,听到院里有喊叫声,我进去一看,只见一个鬼子正抱着王五的长女大梅朝里屋里拽,嘴里还不住地喊着花姑娘。大梅拼命挣扎着,喊叫着。我见此情景。气红了眼,真想一棍子砸死那个家伙。又一想,自己尚未完成侦察任务,解救30多名乡亲是大事。于是,我走上前去对那个鬼子说:“太君,这个花姑娘脏啦脏啦的,那边的花姑娘顶好顶好。”鬼子兵见我去,稍不留神,手一松,大梅就逃走了。那家伙还贪婪地向大梅跑走的方向张望。我把他一拉说:“太君,那边的花姑娘顶好!”说着他就跟着我到了孙如家大院。我跑到那个少佐跟前,把鸡蛋掏给他说:“太君咪西!”鬼子一看我和他们上司很熟,也没敢再吱声,只好灰溜溜地到一边去了。敌少佐接了鸡蛋,晃了晃见不坏,非常高兴地说:“小孩的鸡蛋有的全拿来!”我说:“我家的鸡蛋全拿来啦。”那少佐为笼络人心,竟掏出一大把伪币对我说:“我的金票大大的,你的鸡蛋的购买购买的!”我将计就计,接过鬼子的钱说:“要买多多的,让太君昧西。但你要给我开个条,你的岗哨不让我过去。”那少佐真的给我写了便条。我借为鬼子买鸡蛋的机会,满庄乱串。遇到鬼子岗哨盘问,我就亮出那少佐写的“通行证”,说是替太君买鸡蛋的,,鬼子也就不再过问了。当我走到孙家的另一处大院门口时,听到有叫骂声。我进去转了一圈,弄清了这里是鬼子的中队部,被捕的群众都提到这里审问。但是,30多名乡亲押在什么地方呢.?尚未弄清楚。我正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时,忽然发现两个鬼子押着一个被打得头破血流的群众从院子里往外走,于是心里便有了主意。我悄悄地跟踪在他们后边,只见他们进了韩兴成的大院。尽管门口有鬼子站岗,我还是想法进了院子。我发现这里只住着敌人的一个小队,被捕去的群众都关押在韩家的地窖里,地窖门口有鬼子兵把守。全部敌情摸清后,已是下午3点多了。为对付敌人,我又买了十几个鸡蛋,送往鬼子住处说:“太君,鸡子的购买小小的。”我把剩下的钱还给鬼子,瞅个空子逃出庄外,直奔铁道队驻地,向刘大队长汇报了驻渐庄鬼子的兵力部署情况及被捕群众的关押地点。刘队长听后果断地说:“要把敌人引出村打,以免误伤群众。”?  他命令二中队长颜耀华,“带领长枪队,天黑后奔渐庄,晚上10时在庄西头向庄东头鬼子住的上空发射枪榴弹。但要保证枪榴弹在空中爆炸,不能落下来伤着群众。只要能把鬼子撵跑就行了”。刘大队长亲自率领一个中队,在鬼子回临城的路上设埋伏。

    颜耀华率队按时抵达渐庄,朝庄东部的上空发射了20多枚枪榴弹。敌人遭到突袭,惊恐万状,立即召集敌兵,分路撤离渐庄。当敌兵走进铁道队的伏击圈时,刘大队长一声令下,密集的子弹射向敌群。顿时,敌兵如惊弓之鸟,死伤了许多,剩余的敌兵丢下被抓的群众,狼狈逃回临城。被捕的群众见铁道队救了他们,感动得热泪盈眶,握着队员的手不知说什么好。刘大队长看着这些被救出来的群众,脸上浮出了满意的微笑。

(二)陈毅过路

    日军投降后,我军计划接管徐州未果。国民党军队却沿津浦铁路潮水般由南向北涌来。为迟滞敌军行动,铁道大队奉命在临城以南的津浦铁路西侧,发动群众,破袭铁路。同时,还担负着护送干部过路的任务。

    1945年9月下旬的一天,铁道大队正在乔庙集结待命,突然接到军区关于护送一号首长过路的通知。当时,一号首长是指的陈毅军长。他是1943年底由铁道队护送过铁路西去延安的。这次他是由延安返回山东。陈军长是由鲁南八师二十四团护送由夏镇到铁道队驻地乔庙的。大队长刘金山向陈毅汇报说:“近期国民党军队从徐州沿津浦铁路向北推进,对铁路封锁严密,禁止过往行人通行。请首长休息半天,等我们派人查清铁路两侧的敌情后,再决定是否立即过路。”陈毅听后,诙谐地说:“到你们地盘上,就得归你们管了,你们定吧。”

    刘大队长深感这次护送任务艰巨,为了慎重起见,他亲自带领短枪队到铁路附近的村庄侦察敌情。没用多长时间就把铁路西侧敌情摸清了。此时,由于国民党军队对津浦铁路这条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封锁格外严密,铁道大队无法越过铁路侦察路东的敌情。大队领导决定,派我化装过路侦察。当时,我虽已15岁了,可个子长得矮矮的,像个十一二岁的小孩,过铁路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

    刘大队长把我叫到他的住处说:“小张,给你个任务。”我一听有任务,连忙高兴地说:“是不是让我护送首长过铁路?”刘大队长问道:“你怎么知道要送首长过铁路?”我说:“我不光知道首长要过铁路,还知道一号首长是谁呢!”我又转身对陈毅说:,“首长,上次您去延安,路过这里时,我就送过你。”这时,陈毅也认出了我,走到我跟前,抚摸着我的头说:“咋子,上次见面快两年了,为啥子个子不见长哟?”我调皮地说:“首长,俺把个儿都攒着了,等打败了国民党蒋介石,再一块长!”一句话把在座的人都逗笑了。大队长把任务向我简要安排之后,敌工组长马仲川又把我叫去具体作了安排。一切准备就绪后,我就化装成农村割草的小孩启程了。

    我出了乔庙村,沿着砂石小道,不到一个小时,来到郭家洼村北头。这时,恰巧从村里出来一群孩子正在朝东边铁路走去。我见他们都带着割草的家伙非常高兴,便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因为生疏,起初他们不理我,不一会儿也就混熟了。我一边割草一边留心注意着铁路上的敌人流动哨。郭家洼村东一段约500米的路基上,共有3个流动哨。他们不停地来回走动,遇到大人靠近铁路,就把他们吆喝开,而对我们这群割草小孩,却根本不理会。看到这里,我心里就有了底。我带着他们边走边割,一直走到路基跟前,流动哨也没过问。我便得寸进尺,又挎着草筐走到路基上,一边割一边喊:“快来呀!这里的草又高又嫩。”孩子听到喊声后,都跑上路基争着割草。这时,我又走到路基顶上,喊伙伴也到顶上来割草。由于我们离敌哨兵太近,大部分孩子都不敢上来,只有一个年纪跟我差不多的姓狄的小孩走上来说:“怕什么!咱光割草,又不过铁路!”于是我们2人就一起割了起来。割着割着,我趁小狄不注意,拿起镰刀柄,有意地朝他腚上狠狠地揍了一下,挎起草筐飞也似地朝路东跑去。小狄正弯腰割草,屁股上猛个丁的挨了一下,疼得他一腚坐到地上,随即拿起镰刀连哭带骂地朝我追来。扬言要用镰刀劈死我。小狄还没冲下铁路,就被一个敌哨兵拦住了。另一个敌兵咧着嗓子喊我退回去。这时,我已离开铁路20多米远了;便立即停步,装成哀求的样子说:“老总,行行好,甭让我回去,他要用镰刀劈死我的。”说着,我又伪装哭着继续跑去。那个哨兵见我跑远了,也没再喊我。

    我一口气跑到茶棚村,找到了铁道队政委杜季伟的岳父张老头,向他说明了来意。他说:“茶棚附近的村庄暂时没有国民党的驻军,南面有没有敌军开来还不清楚。”因事情急迫,我了解到这情况后就告辞了。返回时,我专门路过沙沟车站,顺便了解清楚郭家洼南边的敌情。

    我混进沙沟车站后,只见简易的候车室内外横七竖八地躺着一片国民党兵。经打听得知,这些国民党兵是从韩庄车站步行而来。由于身上负重太多,虽然只走了几十里路,却累得躺在地上不想动了。看样子两三个小时开不走。我将敌情侦察清楚后,急速返回乔庙,向大队领导一一作了汇报,并建议马上护送首长过路。陈军长听后,表示同意说:“只要路东村庄没有大批国民党军队驻扎,问题就好办嘛,光铁路上的几个流动哨兵就是打也要过去。”于是,刘大队长立即组织短枪队,护送着陈毅军长安全通过了津浦铁路。

(三)姬  庄  谈  判

1945年夏秋之交,鲁南铁道大队在津浦铁路和临枣支线上,利用青纱帐作掩护,对敌铁路交通展开了大规模的破袭活动,’仅在临城南到韩庄之间,就先后炸毁八个铁道洞子,使敌人的铁路运输经常陷入瘫痪状态。日伪军屡遭我们打击后,龟缩在铁路沿线的几个据点里,丧失了当年的骄狂。铁道大队却纵横驰聘在鲁南大地上,越打情绪越高昂,越打敌人越胆战心惊。

    当时,我在铁道大队部任侦察员。别看我个头小,行军打仗从不示弱,在全大队200多名队员中,还算得上老队员哩。

    同年11月,尽管日本帝国主义早已宣布投降,但是他们侵占鲁南地区的军队,仍然在铁路沿线各据点集结,等待国民党军队的到来,拒绝向我八路军、新四军缴械投降。铁道大队奉命在北至临城,南到徐州外围区间活动,担负着配合兄弟部队破坏铁路,组织民工在铁路两侧挖交通沟,并为刚进入鲁南的新四军当向导,协同作战。当时,国民党军队陈大庆部,妄图在日伪军策应下,打通津浦线,继而向华北解放区发动进攻。我们既要围困铁路沿线的日伪军,迫使他们放下武器,又要随时侦察监视国民党军的行动,准备粉碎他们进犯解放区的罪恶企图。

    11月下旬,铁道大队驻在铁路东侧的黄岭村,新四军七师十九旅旅部也驻在这里。一天晚饭后,我们接到情报说:日军铁甲列车由临城向南开出后,进到沙沟以北约5华里处,被我破袭分队将单庄村附近一段铁轨炸毁、切断,但铁甲列车仍在缓缓向南行驶。大队长刘金山、政委郑惕一起到黄岭村西头观察。这时,新四军十九旅旅长林维先带着警卫人员也赶到这里。

    林旅长、刘大队长等三位首长共同在现场分析了敌情,研究了行动计划。随后,林旅长立即调集炮兵,以武力作后盾,防止敌人不缴械就逃跑。一切准备就绪后,林旅长手拿望远镜,密切注视着敌情变化。不一会儿,铁甲列车果然慢慢蠕动着离开姬庄,林旅长举起左手向下猛一放,高声喊道:“开炮!”只听“嗵、嗵”,数发炮弹在铁甲列车附近炸开。日军在车里面听到这样猛烈的炮火,断定决非游击队所为。他们迅速开倒车退回姬庄以北停下。这时,铁甲列车上的日军头目已断定再往南开还要挨打,若退回临城,铁路已被炸断,只好停在姬庄以北铁路上,待机行动。当时,沙沟镇驻有伪军一个团,沙沟火车站仍被日军占领,如果铁甲列车开进沙沟站,将会给我军增加很大困难。当晚,刘大队长、郑政委和林旅长等一起商量决定,由铁道大队派人带路,十九旅五十六团连夜攻克沙沟镇,先解决伪军,孤立日军,打破日军企图南逃的幻想,迫使铁甲列车就地投降。鲁南11月的天气已经格外寒冷了,新四军的部队仍然穿着夏季的单衣。不巧,在这初冬的寒夜又下起毛毛细雨。指战员们对于寒冷全然不顾,在铁道大队的配合下,当夜,向沙沟伪军发起进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生俘伪军百余人,占领了沙沟镇。这时,盘踞在沙沟火车站的日军没敢轻举妄动,因为在沙沟战斗之前,铁道队的刘大队长、郑政委等曾与沙沟、姬庄的日军头目举行过多次谈判。这部分日军表示,我军攻打沙沟的伪军时,他们决不支援那里的伪军,但要求我军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并说,他们在铁甲列车投降后,立即放下武器。刘大队长、郑政委向他们阐明,只要日军不主动向我军挑衅,不支援伪军同我作战,我们决不首先使用武力对付投降的日军。双方达成协议后,就使沙沟镇的伪军陷于孤立,而迅速被我军消灭。这样就把沙沟火车站和铁甲列车的敌人分割开来,完全暴露在我军严密控制之下,使日军陷入坐以待毙的绝境。第二天,铁道大队的同志不顾疲劳,沿着铁路西侧向日军停放铁甲列车的地方进发。上午10时左右,部队到达离沙沟车站仅4里路的郭家洼,刘大队长将中队长以上干部召集到郭家洼村北,观察日军铁甲列车的情况,发现敌人已经把部队撤到铁路西侧,并构筑了简易工事,用铁丝网拉起了约2000平方米的临时宿营地。东侧以铁甲列车做为屏障,居高临下,用车上的火力控制着他们固守的地方,我军逼近有一定困难。

    大队领导把短枪队十几名队员分成3组,分别派到铁甲列车停留的东西北3个方向,监视敌人的动向。同时,派人向驻在南山的鲁南军区首长汇报了对付日军铁甲列车的行动计划。张光中司令员听完汇报后指示:“日本已经宣布投降,不值得再打了,可以通过谈判,让他们把武器全部交给你们铁道大队就可以啦。”张司令员还把早已印好的十八集团军向日军发出的最后通牒拿了几份,让铁道大队立即派人送到日军联队长官那里去。他最后说:“在我军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日军最终会把武器放下的。”日军侵入鲁南后,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安全,掠夺我枣庄优质煤炭,在津浦铁路和临枣支线上部署了日军联队。这个联队辖一个铁道警备大队,负责铁路沿线的警卫和巡逻。一个铁甲列车大队,担负铁路安全,用铁甲列车在铁道上往返游弋,发现可疑目标就开枪、开炮,企图阻止我游击健儿的活动。多年来,给铁道大队护送干部过路构成很大威胁。我们鲁南铁道大队同敌铁甲列车已经打了6年交道,对其构造、性能和特点还是熟悉的。

    11月31日上午,大队长刘金山和政委郑惕把我叫到大队部,当面交待说:“小张,我们研究派你把‘最后通牒,送到铁甲列车上去,有什么困难吗?”我当即表示:“请首长放心,我一定亲自送到日本司令手里。”郑政委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张,要沉着机智,遇事要多动脑筋,相信你一定能完成任务!”首长对于怎样接近敌人,遇到情况如何处置一一嘱咐。之后,我向短枪队员张存友借了一顶毡帽,跟警卫员朱其章借了一条牛皮腰带束在腰里,又做了一番化装打扮,当时我觉得好神气。一切准备妥当,我怀里揣上“最后通牒”,踏上去郭家洼坑坑洼洼的泥巴路,朝鬼子的铁甲列车设防的地方悠然走去。

    初冬的西北风迎面扑来,透骨的寒冷。我头上那顶戴着稍大些的毡帽几乎被刮掉。我索性把它拿在手里。当我走到离铁丝网十几米远时,忽然,从低洼地的掩体里窜出几个哨兵,端着枪走近我,气势汹汹地说:“什么的干活?”我见此情景,便笑眯眯地回答:“我的要见大太君的干活。”几个敌兵听后还没回话,只见一个敌兵走到我跟前,上下打量一阵,趁我不提防,突然一个扫堂腿把我摔倒,摔的我一阵眼花。心想,既然来了,而且是代表英雄的飞虎队,是胜利者,不能示弱。我把腿一曲猛的坐起,用中日混合语骂道:“我日你奶奶,八格牙噜!我是八路军飞虎队的干活。”几个敌兵一听全傻了眼。我倏地从怀里掏出“最后通牒”,在那敌兵面前晃了晃,那个摔我的家伙正要伸手接,我敏捷地把手收回,厉声道:“我要见你们的大太君。”他们听我说要直接交给他们的上司,知道这张纸不是一般的信件,态度也变得温和了、,问我:“你的见大太君的干活?”我连连点头。他们无奈,只好领着我从铁道西侧跨上路基,向北走了大约7节车厢,让我先停下稍候。他便爬进车厢和几个军官叽咕了一阵,然后我跟随他也登上了铁甲列车,把“最后通牒”亲手交给了太田大队长。等他看了通牒之后,我再三敦促:“你们要快快答复,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太田在他那肥硕的脸上,堆着并不情愿的笑意,当场表示:“我的快快的。”随即他和另外几个军官叽咕一阵之后,走到我身边说:“我的谈判代表,统统的跟你一起开路。”

    我下了铁甲列车后,日军派出的两个谈判代表,还有约一个排的武装,随同我来到姬庄。根据上级指示,由我通知日军,双方谈判代表不准携带武器进入谈判场所。日军代表只好把佩带的指挥刀取下,那一排武装也退回到村外去,仅留下两名日军士兵作为日方服务人员。

    这次谈判地点设在姬庄村西南角殷宪永家两间堂屋里。我方参加谈判的代表有铁道大队政委郑惕、长枪中队指导员李德富和会讲日语的黄友贤,鲁南军区还派来的反战同盟盟员田村仲树,共4人。当时,我作为会外联络和招待,守候在谈判会场的门口。开始,我方首席代表郑惕政委,首先阐明这次谈判的宗旨,然后由田村伸树用日语宣读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命令冈村宁次要立即向八路军、新四军就地放下武器,缴械投降的文件。日军代表小林则表示:“我们日铁联队长官的意愿不能把武器交给贵军,因为贵军不代表中国政府,贵军没有占领大城市,更没有飞机、轮船,无法保证送我们回国。”

    当时,郑惕义正词严地驳斥了日军的荒谬论调,警告说:“你们必须把全部武器交给我铁道大队,否则休想前进一步。”

    此时,副大队长王志胜和中队长徐广田在郭家洼率领部队已经做好战斗准备,以防不测。

    日军见我方代表态度非常坚定,小林又提出一个讨价还价的方案,说:“请贵军谅解我们的难处,我们只能把全部重武器和轻武器的一部分交给贵军,请放我们去徐州。另一部分武器再交给国民党军,求得他们谅解,让他们派飞机、轮船送我们回国。”郑政委又一一批驳了小林的无理要求。谈判相持了几个小时,日军代表表示,对于贵军的条件,我们要回去请示后作答复。第一次谈判没取得实质性结果:

    当日下午,谈判仍在原地进行。这次太田也亲自出席,围绕着日军是否全部缴械,双方又争执了好长时间。午后4时左右,张光中司令员带领10多名随从人员,骑马赶到姬庄,会见了双方谈判代表,张司令员对日军代表严厉指出:“我军谈判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你们必须把全部武器无条件地交给与你们在这里打了6年仗的铁道大队。因为我们胜利了,你们失败了,并且你们的政府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如果你们仍然执迷不悟,我军将用武力解决。”田村把张司令的一席话向太田、小林等做了翻译,当回到谈判桌旁时,太田的态度立即软了下来,无可奈何地表示:“我愿意把全部武器交给贵军,具体事项明天可以再议。”

    因天色已晚,再谈下去一时难以取得最后结果,但又恐怕太田明天变卦,郑惕政委趁势又补充道:“我同意明天再议。不过,你要信守自己的诺言,把全部武器交给我军。希望你认真想想,要对日军士兵的生命负责。这周围已经布置了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力,想要耍滑头,可决没有好下场!”太田一个劲地点头称是。第二天,鲁南军区派出警卫营的两个连队来到姬庄附近,为最后谈判和举行缴械受降助威。

    谈判开始后,太田又想出新的花招,说什么为了自卫,日军士兵应当留下刺刀,军官留下指挥刀做为防身自卫之用。我方代表又给予驳斥道:“必须把所有军械交出。至于安全问题,我军将派出部队护送你们到达安全地点。”日军被迫无奈,只好按照我军的要求,乖乖地缴械投降。

    根据谈判的最后决定,午后在沙沟车站西北部的一片开阔地里,日本官兵及其随行人员、家属等数百人,按我军的要求排成方队,以小队为单位将武器送到我方指定的地点,直到晚上才交接完毕。铁道大队接收了大批枪支弹药。当时,沙沟受降在鲁南地区是一次规模最大的日军直接向我军缴械投降的行动。

(陈玉中  张维新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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