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游击队，在它的战斗道路上，有胜利有挫折。然而，它留给人们的，却是许多被传为美谈的故事。
一
瓜有秧，树有根，铁道游击队生长在山东的枣庄。
枣庄，有个大煤矿。人们说，这儿的煤产量高、质量好。一九三八年春天，蒋介石的军队一枪不放，就从这块宝地溜走了。
枣庄沦陷了，工人在刺刀、皮鞭下度日。枣庄通临城的铁路线上，日夜跑着装满煤炭的列车；铁路两旁的人民，眼睁睁望着枣庄的煤一列车一列车运走，心里在想：咱们山东一向是出英雄豪杰的地方，难道就没有人挺身起来，领导着打走侵略强盗吗？
人民希望中的英雄豪杰出来了。一九三九年冬天，八路军一一五师到了鲁南，在枣庄东北的抱犊崮山区开辟了根据地。在共产党领导下，山里山外人民打起了抗日大旗。枣庄一带的老百姓日也盼，夜也盼，盼着八路军赶快出山。
我当时在苏鲁支队一个营里任副教导员。一天突然接到命令：调我出山。
出山，这是当时的一个专用词儿。因为根据地在山区，通称山里。我们从外边向根据地走叫进山，从根据地出去，叫出山。那些日子，组织上派出去的同志很多，要派我到哪里去呢？
支队政治部李主任找我谈话，说组织上决定，派我去枣庄。
“枣庄？”这叫我有点惊奇。
“是去枣庄。”李主任说，“那里有一支游击队，是由一些失业工人和‘吃两条线’（“两条线”是铁路的意思）的人组成的，起名叫铁道游击队，如今虽然人数不多，但有发展前途。这伙人有本事，有胆量，就是缺乏明确的政治方向，迫切需要党去领导。组织上决定，要你去当政委。”
我听说去铁道游击队工作，心里很高兴。但李主任嘱咐说：“这支小队伍，内部很复杂，成分不纯，去后要千方百计地团结他们，把党的方针、政策贯彻下去……”
任务紧迫，李主任谈话后的第二天，我交代了营里的工作，换上一件旧棉袍，跟随引路的李景兰同志，前往枣庄。
傍晚，我们在枣庄西北的齐村落了脚。李景兰同志安排我住下，就去联络铁道游击队的洪队长。
传说中的洪振海队长，像是中国武侠小说里的人物，会飞登火车。上次送进山里的十几支黑大盖和两挺歪把机枪，据说就是他从飞快的火车上揪下来的。我正猜想着这位队长是怎样一个人，突然，一个双眉入鬓的人撩帘而入。一身皂青裤褂，紧紧地裹着他那短小的身体。特别刺眼的，是他那小褂上密密麻麻钉着一排布纽扣。头戴一顶有一个大绒球的线帽。这模样儿，使人联想起《水浒》上的石秀。不等李景兰介绍，他便开口：“兄弟是洪振海。还没有用饭吧？走，找个地方喝半斤。”说话的功夫，两眼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
洪队长这样豪爽、开朗，我们一见就像熟朋友了。我请他坐下，说已经在路上吃过饭，并把上级派我来的任务，对他说明。他点头说：“上级派你来，兄弟我欢迎，不瞒你说，我们名声响，人手可不多。眼下只有八九个弟兄。洋家伙（指枪）只有一支。”
我说：“这些，上级都知道。一根火柴也能点着一座山嘛!”
这话使他高兴，随应道：“这话在理。矿区很大，朋友满眼，往后只要一串连，人有的是，家伙也不愁。”
从领导上的介绍和洪队长的谈吐中，我了解到，这伙人中除了少数是工人出身，多数是“吃两条线”长大的。有的从小是流浪儿，光着屁股在火车跟前转，拣煤渣，扫煤沫，年龄大了，胆子也大了，他们就爬车去偷，渐渐地学会爬飞车的本领。特殊的生活环境，养成了他们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量。有的人，被敌人抓去捆在电线杆上，要挖心。敌人用刀比试着说：“死了死了的!”他眼不闭，腿不颤，还说：“死了死了没关系!”有的人曾在一个月中蹲过七次警察局，警察局的人对他太熟了，便说：“又是他，揍一顿叫他滚!”他们交结的人，不仅有开火车头的司机，打旗、挂钩的工人，而且和矿警、警察局等等各行人都有关系。
这样的环境，也就养成了他们好吃、好喝、好赌的坏习气。现在，他们虽然愿意接受我们党的领导，参加抗日，可是正像李主任指出的：“改造他们不是一日之功”啊！我的工作应如何着手呢？
洪队长谈完内部情况，递给我一张硬纸片，说：“这是给你办的。”
我一看，是“良民证”上边写的是：“刘鹤亭。现年二十八岁。庄人。职业：经商。”看来，他们已经早有了安排。不等我问，洪队长就告诉我：为了遮挡敌人的耳目，他们在火车站近旁小陈庄，开设了一个小炭厂，叫义合炭厂。我今后公开的职业，是义合炭厂的管账先生。当天，我就随着老洪去“上任”了。
二
进了义合炭厂，老洪先替我做了身新衣服，说要“入乡随乡”。我也只得熟悉些炭厂的业务，帮助他们买进卖出，收款结账。
党和支队首长指示我：在身份没公开前，应通过交朋友、谈心等办法，接近他们；身份公开后，就采取办训练班、个别教育，启发他们的觉悟，激发他们的抗日情绪；在吸收队员时，特别注重多收工人出身的同志。这些我时刻都在注意着。
枣庄街里有一个火车司机，名叫曹德清，被敌人裁了。我听说后就去动员他。开始，他认为我们是“吃两条线”的，不光明正大，直摇头，还说：“老弟，咱们工人，靠两手干活。这叫凭心吃饭，量力求财。饿死冻死，也不能走邪路。”多次动员无效。但以后人熟了，心底也摸透了，一次我便向他露了一句：“老曹，我们可不是‘吃两条线’的人啊！”
他问：“你们还有什么道道？”
我向他讲了一番抗日救国的道理，坦率地告诉他，我们有共产党领导。他听说“共产党”三个字，惊奇地望着我，好半天吐出了一句话：“可是真的？”
我说：“完全是真的。”
他又沉默了一会，说：“那好，既然这样，我入伙。话要说到头里，你要是骗人，咱可要绝交。”
火车司机曹德清进来之后，我们又先后发展了些搬运工人、打旗的和挂钩的，不到两个月，小队伍扩大了一倍。随着工人成分的增多和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秘密的党支部建立起来了。队员中要革命、要抗日的情绪上升，歪风邪气开始下降。有的人，过去天天喝酒胡闹，慢慢地也有了进步；从一天三醉，改成一天一醉、二天一醉。队长老洪，过去动不动就跺脚骂人，慢慢地也有些转变；有时，发了一顿脾气之后，又向我说：“我这人满肚子枪药，见不得一点火星，你要多加开导。”他还同意在队员中提倡戒酒、戒赌、戒嫖。
可是，有的人，今天说戒酒了，明天又醉得东歪西倒。一天，有个队员喝醉了酒，走露了风声，敌人包围了炭厂。幸得我们早有准备，才免受损失。
义合炭厂不能蹲了，我们便转移到了齐村、南峪一带。队伍由秘密活动，逐渐转为公开游击。
这时，我们十八个人只有三支短枪。三支枪怎么游击呢？过去大家并不热心要枪，认为“吃两条线”主要的不要靠打，而是靠登车，现在变成了一支游击队，人人感到枪重要了。
大家都热心搞枪，一天到晚生点子，找门路。有的人主张来一次“大偷”，偷火车上的东西变钱买枪；有的人说到敌人那里去摸。我们后来虽买了一支，可是还满足不了要求。经过计议，才定下了二打洋行的决策。
火车站对面，有敌人开设的一个“国际洋行”。这个洋行，表面上是做生意的，实际上是一个特务机关。枣庄外运的煤，日军许多军用物资，一切都要经过这个机关。有时这里还审讯被捕的中国人。我没出山之前，老洪他们摸过一次洋行，杀了两个日本兵，夺了一支乌龟匣子。现在，这洋行增加到十四个敌兵，短枪更多了。更重要的是，捣烂这个特务机关，给敌人打击重，给群众鼓舞大。
不过，这次打洋行要比上次难。敌人上次吃亏后，除了在火车站加修了碉堡，增加了保护洋行的岗哨以外，洋行的墙垒高了，上边还扯了铁丝网。怎么下手好？洪队长把副队长王志胜找来研究攻打计划。
王志胜，曾在洋行里当过搬运工，上次打洋行后，敌人才把他裁了。洋行内外的地形道路，他摸得透熟。根据他提供的情况，我们决定从洋行南边厕所旁挖墙而入。
一切准备妥当，这天夜晚，我们把全队十六个人集合起来，分成四个战斗小组。每组配一支短枪三把大刀，悄悄地摸到洋行南边墙底下。
一块砖一块砖地往下挖，天快亮的时候，挖通了一个洞。队员们鱼贯而入，由洪队长跺脚为令，四个战斗组分头扑向四面房里。一阵刀声，十四个敌兵脑袋搬了家。
敌兵的惨叫声，把附近岗哨惊动了。枪声四起，机枪扫到洋行房顶上，瓦块纷纷乱飞。接着敌人把洋行包围起来。等他们冲进去，只见尸横满地，我们的人已经不见踪影了。
第二天，消息飞快传开来，传得有声有色，说洋行被“飞虎队”砸了，这次不比上次，一家伙杀掉几十个敌人，搞走了几十支匣子枪。我们听到这些传说，只是暗笑。其实，这次只搞到三支短枪，这只有我们明白。
三
队伍离开枣庄市区，转向农村打游击，较前有了发展。砍电线、截火车、扒铁路的活动一次比一次规模大。日本人虽然感到我们可怕，但总以为干不了大事．从一九四0年三月起枣庄敌人主要的目标，是搞我们的山里，反复进兵白彦，争夺鲁南山区。
白彦争夺战，终以我军胜利而结束。捷报从山里传出，铁道游击队队员个个欢跃。可是，不久以后，山里来了紧急指示，说敌人不甘心启彦的失败，调集了津浦线、临枣线的八干余人，于四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分头由邹县、滕县、峄县、枣庄等地出发，向我鲁南山区“合击”。上级指示，要山区周围的各游击队积极活动，从背后扯敌人的腿，策应山里部队反“扫荡”。
队长洪振海同志，听说要配合山里大部队行动，大腿一拍说：“好哇！这是上级看得起咱。奶奶个熊，干它一场热闹的。”别看他说话粗，口口声声带骂，真要有行动，他又细心起来，下决心之前，他要大伙计议一下，这场热闹戏怎么唱。
“吃两条线”起家的队伍，总离不开在铁路上打算盘。有人说，搞火车碰头，有人说扒铁路，有人说打兵车。献计出谋的人很多。我们仔细地研究了一番，认为搞火车碰头，热闹倒热闹，只是敌人有的是火车，碰掉两个车头，他们还有车头，敌人向山里发兵，也不靠火车头拉；打兵车那是过瘾，可我们力量小，兵车行车规律不易摸；至于扒铁路，也不是妙算，扒掉一段，敌人会很快修复。比较合算的，还是搞敌人的混合列车。搞混合列车，有三大好处：第一，这车上有乘客，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搞一下，能扩大宣传；第二，车上有押车的敌兵，票车后拖着货车，可以搞到枪和物资；第三，我们自己付出代价小，比较容易成功。算过这几笔账，同志们都说：“这着棋妙，截混合列车，截混合列车!”
截哪一班，在什么地方合适，这不要多讨论。常“吃两条线”的人，对每一次车的行车时间，都了如指掌。有的队员，只要看看表，就算出某一次车到了哪里。铁路沿线，哪个地方上下便利，大家心中更有数。具体的战斗部署是这样确定的=在王沟车站西五里的四孔桥，截击由陇海路上的赵墩经枣庄开往临城的混合列车。一些爬车不熟练的队员，扮成工人、农民、商人各种人物，分段从峄县、枣庄等站上车，对付各车厢押车的敌人；会登车的队员，在四孔桥以东，临时登车；余下一部分同志埋伏在四孔桥附近；洪队长和老曹负责控制火车头。一切安排停当，队员分头出发。
预定的这一天，由赵墩开往临城的混合列车，像往常一样，突突地冒着黑烟，按时开到了王沟以西。还没到四孔桥，两条黑影嗖的一下，从路旁跳上了车头脚踏板。开车的日本人根本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便一命呜呼了；两个中国司炉明白过后，已经被上了绑。火车头，被洪队长和老曹控制了。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两分钟的时间内发生的。这一切，坐在客车里的人和押车的敌人，更无从知道，列车照常向前开进。
列车快到四孔桥时，速度慢了，路两旁突然跳动起几个黑点，我们的人又上去了。车头上猛然放出一声汽笛，所有潜伏在各车厢的队员，亮出武器，向敌人猛扑过去。在车厢里耀武扬威的敌人，一霎时有的躺倒不动，有的只剩下最后一口气哭叫着。
隆隆滚动的列车，失去了它的威风，在四孔桥附近停下来。我们冲上铁路，各车厢里的短兵战已经结束。洪队长挥着二十响的驳壳枪向跳车的旅客大声呼叫：
“老乡们，同胞们，不要惊慌，我们是八路军!……”
惊慌的人群，渐渐安定下来。他们纷纷提着自己的行李，走下列车，集结在桥洞下的干沟里或田埂上。我们安定了旅客的情绪，宣传了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劝人们快快离开这里。为了迷惑敌人，我向旅客讲话中，特别提高嗓门说，我们是从山区出来的八路军。人群中发出一阵“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呼声。
两个钟头后，敌人的铁甲列车开来，旅客已经四散一空，我们也带着大批的军用物资，远远地离开了四孔桥。
八路军截击列车的消息，很快传遍临枣线各站，传向津浦线的徐州、济南，枣庄的敌人戒严，并向进兵山里的敌人呼救。果然，两天以后，进到我山区的一部分敌人，慌慌张张窜回来了。
四
一九四0年六月，我们这支队伍，活动到了临城附近，会合了临城南北的另两支铁道游击队。这两支铁道游击队，是一九三九年四五月，先后从“吃两条线”起家的。有一个队，开始只有五个人，他们赤手空拳飞登列车，翻下四十八包芝麻，才换得了第一支手枪。
三支“吃两条线”的队伍会合起来，正式成立了铁道游击大队。它像一把利剑，深深插进敌人的心脏里，艰苦斗争了六年。尽管敌人对它施行了极其残酷的“围剿”、“扫荡”，由于有党的坚强领导与人民群众的爱护支持，它便能在艰苦的斗争道路上日益壮大。随着部队的发展和斗争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铁道游击队的名声传遍临城一带。神奇的故事越传越多。
有这样的故事：铁道游击队员摸进临城，登上一列军用火车，轰轰隆隆开出车站。
有这样的故事：铁道游击队全部化装成日本兵，大白天走进临城，收缴了敌人三十多支枪。
有这样的故事：敌人封锁了鲁南根据地，八路军的主力供给困难，铁道游击队飞登列车翻下一千二百匹布、六百套军衣和大批的西药，送往根据地。
有这样的故事：一个死心踏地的汉奸，扬言铁道游击队拔不掉他的汗毛，话刚说出不久，这个汉奸便在临城大街上躺倒了，他身上还用砖头压着铁道游击队的布告。
惊险、曲折、富有传奇性的故事，是说不完写不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