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脱险 春城逃身
一九三八年秋,日军从水陆三面向武汉进逼包围,每日还派出飞机在武汉上空盘旋轰炸,三镇形势危急,城内人心惶惶。国民党政府的达官贵人,纷纷携带家小和钱财细软,乘火车、坐飞机、搭轮船,向西南大后方仓皇逃跑。众多的平民百姓,也身背肩挑简单的行李,弃家合业,背井离乡,走上了凄苦的逃难路程。
这时,我才十七岁,在武昌一家书店当练习生。武汉告急,书店关门了。失业后,我想回家,但家乡合肥已被敌人占领,只好跟随逃难的人群逃往长沙。谁知到了长沙,惊魂未定,又赶上国民党政府搞什么“焦土抗战”。大批军队在半夜三更把全城的房屋洒上汽油,点起了通天大火。顿时,美丽的长沙城变成了一片火海。人们从睡梦中惊醒,冲出房门,拥上大街,在喧天的哭声、喊声、叫骂声和大火的“劈啪”声中,被灼人的热浪裹挟出城,来不及逃出的许多人被大火吞没了……我夹在人群中逃到城外,随身携带的衣物丢得一干二净。随着流离失所的难民,我又来到了贵阳。这时的贵阳难民麇集,他们露宿街头,啼饥号寒,无人过问。贵阳虽地处西南边陲,但也时常受到日军的空袭骚扰。
一天,突然传来空袭警报,我急忙藏到民众教育馆礼堂的墙角下。不一会儿,几十架敌机飞临城市上空轰炸,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礼堂被炸塌了,我被埋在砖石瓦砾当中,怎么用力也挣脱不出。后来,教育馆的工人把我扒了出来。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被砸伤,但在此无法生存,我只得又辗转到了昆明。昆明原属地方势力统辖的区域,沦陷区的一些大专院校多迁移到这里。这里的民主运动比西南各地活跃得多。我初到这里,一些熟识的人劝我投考西南联大,但因为身无分文,只好报考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办的半工半读的职业学校。这个学校比较开明,校里有一批进步教师。特别是有一位邱金昌老师,经常给我们讲解国内外时事,向我们介绍一些进步书刊。我进校不到半年,就阅读了《社会科学概论》、《政治经济学大纲》、((大众哲学》等革命理论书籍。他还组织我们座谈讨论,写心得笔记。我写了一篇((当前要促进民主宪政》的论文,经他介绍给中华职业教育总社出版的((国讯》期刊登载,对我鼓舞很大。我又写了几篇有关全民抗战的文章,陆续发表在《云南日报》上。我们学校的学生代表会经常和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的学生组织联欢晚会,还上街散发《七七宣言》等传单,刷写“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等标语。那时我胆子很大,不论什么工作任务,都主动争着去干,好像有使不完的劲。也就在这时,我被国民党的特务们注意上了。
到了一九三九年的下半年,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在昆明,最受青年喜爱的生活书店被查封了,各大专院校的学生会组织被解散了,经常有些进步师生突然被抓走或失踪。中秋节那天晚上,云南大学和我们学校的部分同学,以赏月为名,在翠湖公园集会讨论当前时局和应付方法。大家刚刚到齐,正要宣布开会,突然有一帮家伙冲进会场,手持皮鞭棍棒向我们劈头盖脸地胡抽乱。打,我们也毫不示弱,举起身旁的花盆、石块向他们砸去。当我们发现他们要抓人时,大家呼喊一声,一齐冲了出去。第二天早上,我还在睡梦中,许仲初老师把我唤醒,神情急切地对我说:“赶快起来,特务要抓人了,听说黑名单里有你,马上离开这里!”说着,他立刻从身上脱下长袍和礼帽帮我穿戴上,把我从学校的后门带到大观楼附近码头,搭帆船到昆阳县立中学一位姓马的老师家里住下。
扶青引见 周公指路
昆明呆不下去了,何去何从呢?我同刚从沦陷区逃来不久的刘绍锐同学商量,决定去请求中华职业社董事杨扶青先生帮忙,通过他找周恩来同志介绍去延安。因为我们早就听人说过,杨先生与周恩来同志在日本时是同窗学友,两人素有交往,感情至深。我们找到杨扶青先生,向他谈了我们的想法。杨先生听罢,从坐椅一下立起身来笑呵呵地说:“好样的,有志气,古语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要去延安参加抗日,我赞成!等我到重庆时,一定代你们向周恩来请求。”约摸过了个把月,杨先生托人告诉我们马上去重庆。我俩欣喜若狂,当即在同学陈化南的帮助下,搭乘国民党中央研究所搬家的货车出发了。
汽车在陡峭崎岖的山路上颠簸行驶,我们坐在大书箱上面,冒着随时都有可能被甩下车的危险,任凭汽车急剧地摆动奔驰前进。高高扬起的灰土把我们变成了“泥人’,我们全然不顾这些,只是一面埋怨汽车开得太慢,一面兴奋地谈论着重庆,谈论着虽未见过面但心中早已敬仰的周恩来,憧憬着延安。汽车整整走了九天,终于到达重庆。跳下汽车,我们迫不及待地按照事先的通知,赶到张家花园中华职工教育社找杨先生。他一见我们就说:“你们来得正好,周恩来正在巴蜀小学广场演讲,我因为有急事要办,刚从那里回来,你们快去听听。”我和刘绍锐一边答应,一边把行李扔在床上,也顾不得跟杨先生寒暄,拔腿就往外跑。当我们气喘吁吁地赶到会场,演讲会刚刚散场,我们夹在人群中往回走。人们纷纷议论:“周恩来博学雄才,言辞锋锐,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有中共这些能人坚持抗战,中国有希望!”听着这些话,我心里越发盼望着早日见到周恩来同志。
一九四O年五月二十四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天,晨雾初散,太阳刚刚出山。我和刘绍锐怀着激动的心情,小心翼翼地跟在杨扶青先生身后向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走去。走到周公馆的门口,杨先生一闪身就进去了,我们亦紧随而人。一位同志(后知是蒋南翔同志)微笑着迎上前来,把我们引进一间小会客室坐下,和气地对我们说:“周恩来同志正在开会,稍等一会儿就会来的。”我四下打量这个会客室:洁净的墙壁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和毛主席的画像,屋中摆着一张方桌、几把椅子,靠墙放着两个竹制书架,上面摆满了书籍。整个房间既简朴又清新。不到两分钟,随着脚步声,一位身着西装、步履疾健、举止潇洒的人走了进来,一边同杨先生握手,一边向我们点头招呼。“周恩来,是周恩来!”我差点喊了出来。周恩来同志转过身来,又同我和刘绍锐紧紧地握手,我真不知说什么才好。这时,杨先生说:“这是叶家林,那个是刘绍锐。”“好!好!”周恩来同志用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看着我,说:“你的母亲还在徽州给人家帮工吗?她只有你一个独生子,你去延安她放心吗?”我激动得什么也说不出来。“如果路上好走,最好到皖南新四军那里,这样离你母亲也近一些。”接着他又对刘绍锐说:“你从敌占区来的,就跟随部队上前方打回老家去吧!”真没想到,周恩来同志对我们这两个普通青年学生的情况了解得这样清楚,替我们考虑得这样周全。我们又感动又吃惊,响亮地回答说:“不管去哪里,请您决定。”
周恩来同志抬起手,抚摸着我的肩膀又说:“生活有困难吗?一时走不了,可以找点事情做做,如果可能,就到城里各处走走看看,认识一下这个黑暗的社会也是很好的学习嘛!”随之爽朗地笑r起来。我们也不由得跟着笑出声来,刚才的拘束一下子都没有了。接着他又给我们讲了许多国民党如何腐败和反共的事实。正说着,蒋南翔同志进来了,周恩来同志对他说:“去皖南的路程比较远,又要经过敌占区,我看还是让他们去延安学习好,请你设法给他们找辆车。”听说要让我们去延安,我心里高兴得不得了,正想继续聆听周恩来同志的教诲,但杨先生考虑到他工作繁忙,不能过多地占用他的时间,便带领我们起身致谢告辞了。走在回归的路上,鲁迅先生的一句话蓦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我觉得周恩来同志正是用自己的身躯肩住黑暗牢笼的闸门,把我和千千万万的青年引向光明。去延安必须取道西安,我们在重庆等候去西安的汽车的那些天,有时到街上看看,有时去中苏友好协会听演讲报告,也有时进图书馆翻阅报纸。我们带的钱不多,杨扶青先生经常对我们周济,蒋南翔同志也给我们各二百元。他看我们身上的衣服打着补钉,就让我们到信托商行买了一套西装穿上,并告诉我们,这对以后上路会有好处。
入秋了,山城重庆还是那样炎热。每天下半夜天气凉爽了,我才能睡得着。一天夜里,我刚刚入睡,忽然昕到有人喊我,我一旨碌爬起来跑出门去,原来是蒋南翔同志。他附在我的耳边小声说:“有便车去西安,给你们要了两张票,天亮后就走。你们的身份是中国银行的练习生。”说着,他又从自来水笔里取出一个小纸卷交给我,一再叮咛:“丢不得呀,把它缝在衣服领子里,到了西安交给办事处的同志。”此时我心情特别激动,再也无法入睡。我们盼望着早晨快点到来,期望着早日到达西安,早日到延安,也特别想在临行前再见见周恩来同志。
巧过哨卡 奔赴延安
天刚亮,我们就来到朝阳门的中国银行。一辆小轿车停在门口,车里已经坐着一位年约六十、衣着雍容华贵的老太太和两个不满十岁的小男孩。我们互相认识了一下,就开车了。想不到离开重庆刚到浮图关,汽车就被检查站的哨兵拦住了。他说我们没有证件,死活不让走。老太太在一旁生气地说:“有什么好刁难的,不信打电话问中国银行嘛!”司机上前赔着笑:“这位是中国银行总行副经理的老太太,她带两个孙子回西安老家,”又指着我们,“他俩是派到西安分行的练习生,请你抬抬手放我们过去吧。”哨兵眼睛一斜,把帽子往头上一推,蛮横地说:“不行,没有证件就是不能走,这是上峰的命令!”这时,一个中尉军官走过来问:“怎么回事?”我忙上前向他讲明原因。他上下打量我一眼,又朝车里车外看了看,询问老太太几句,觉得来头不小,把手一挥,示意我们可以走了。出了浮图关,我们在年久失修,坑洼不平的公路上驱车西行。
下午,天气突变,随着雷鸣电闪下起了瓢泼大雨。傍晚我们在邮亭铺住下。两个孩子突然发起高烧,老太太急了,吵着要回重庆去。我俩心中暗想,这可糟了!连忙一边劝说安慰,一边顶着大雨到附近一个伤兵医院请来了医生。经诊治,孩子退了烧,老太太这才同意第二天继续走。来到内江,检查站又要我们拿出证件,否则就不许汽车上渡船。我们从下午两点开始同哨兵“磨牙”,直到天黑才过了江。
住下后,我同刘绍锐上街闲走,看见有所电话间,我灵机一动,给蒋南翔同志挂个电话,把沿途受检查的情形告诉了他,问他怎么办。谁知没等我讲完,他就说:“知道了,不要多讲,走不了就回来。”随即挂断了电话。我俩很纳闷,一路琢磨着回到客店,并把此事告诉给老太太。司机在一旁气呼呼地说:“青年人真不晓事,打电话讲这些干什么?赶快走,不能在这里过夜!”看他生气的样子,不便多问,我们疑惑地上了车。汽车在茫茫黑夜里驶到简阳,司机才缓和下口气说:“如果不赶快离开内江,你们两人都会被军警扣住!”我们这才明白不该打电话。我们来到了成都,在老太太的大力帮助下,由她的女婿成都分行的襄理,给我们办了证明公函,汽车继续向西北方向行驶。一路上哨卡林立,戒备森严,气氛比所经之路更加紧张。凡是从南向北的车辆行人,都要受到严格的盘查。尤其像我们这样的青年人一个也不放过,只要有一点嫌疑就会被送进沿途的“青年集中营”关起来。我们虽然有了证件,但心里也不踏实,接受检查时总有些不自然。司机很老练,他要我们买些香烟和柑橘带在身边,遇到检查时,先给军警递烟送柑橘,然后再落落大方地出示证件。我们照他说的去做,果然有效。一连过几个检查站,军警都很痛快地扬起小旗放行。
终于到西安了,我们对老太太假说先玩几天,再去分行上班,同她分了手。第二天,我们搬到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招待所。当天董必武同志就接见了我们,他嘱咐我们好好休息,等待去延安的汽车。我们在这里住了一个半月,每天参加学习、军训,对革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深刻地体会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越发觉得我们这条路走对了。在办事处的安排下,我们乘车向延安进发了。与我们同车的有大提琴家张贞甫、摄影家郑景康、原汉阳兵工厂张工程师等十四人。大家身穿军装,佩戴着军衔符号,一个个精神抖擞、神采飞扬。
在历尽艰难险阻之后,我们终于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初的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到达了日夜思念的革命圣地一延安。不久,中央组织部干部科分配我到陕北公学社会科学部学习。从此,我真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浏览:547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