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我在延安陕甘宁边区医院做医生。有一天，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同志约我谈话，谈到党中央准备动员一批干部到山东去，那边人口多，出产也丰富，有山地、有平原，是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好地方，打开那边的局面，对建立抗日根据地是很有利的，那儿很需要医生等等。我听了他的介绍，马上通知了我的妻子，她也是医生，正在陕北公学学习，商定一起跟郭洪涛同志去山东，几天后，边区医院院长傅连璋同志对我说：“边区党委要调你到山东敌后去做医务工作，你愿意去吗？”当时我表示坚决服从分配，对敌后的艰苦已做了充分的准备，随时准备待命出发。事情决定后，边区党委组织拟去山东工作的同志，集中学习了十几天。离开延安前夕，毛主席召见了我们，同志们异常兴奋。记得被召见的那天是4月的一个下午，我们集合整队来到凤凰山下，在毛主席住处的大院里，席地而坐，静候主席接见。不一会儿，毛主席穿着战士服装走到了我们的面前，他用和蔼可亲的语调问郭洪涛同志：“人都到齐了吗？有多少人？都是共产党员吗？”郭洪涛同志回答：“都到齐了，总共60人，都是共产党员。”毛主席听了非常满意，并讲了话，他说：“山东日寇占领济南后，正沿津浦线南下，占了徐州还要沿铁路线向西、向南侵占。山东是一个战略区，还有许多未被敌人占领的城市；我们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很好地发展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游击战争，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他指示我们到了山东要服从山东省委的领导，我们的干部要分布到山东全省去开展工作。明确的指示，中肯的教导，鼓舞了我们战斗的意志，坚定了无往而不胜的信念。第二天，我们60人由霍士廉任秘书长、王彬任队长，带了电台，在郭洪涛同志率领下从延安出发，开始了远征。先是乘汽车到了西安，住在七贤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在那里换了军装，胸前左方佩带了写有八路军游击支队x×中队、姓名、职别的胸章，并佩带了八路军臂章，戴上有国民党帽徽的军帽，组成了一个中队，分成十几个班，携带电台，报务人员、机要员和卫生人员直属班；还购买了100多元的药品、手术器械和急救包。在西安休整了十几天，又乘火车经陇海、直到靠近山东曹县的一个车站下车。在曹县住了几天，又步行到泰安西边六支队驻地，一部分同志被留下，其余同志由六支队派部队护送，四支队派部队来接，到了泰安南面六号洞子，通过敌人封锁线，走出40余里，宿营休息，接着又往沂蒙山区一带行动，到了坦埠与八路军山东游击四支队司政机关会合，已是1938年5月，根据工作的需要，我们这批干部逐步被分配到山东各地区工作。我们几个卫生人员被留在省委机关，与四支队卫生处张一民、刘超、杨超、张景闵等组成后方医院，我任医院政委，刘超同志任医务主任。医院驻坦埠，省委机关和四支队驻岸堤、马牧池一带。不久，四支队开赴莱芜、泰安一带，张一民同志调任支队卫生处长，初到山东，医务人员奇缺，我们首先抓医务人员的培训。经过上级批准，决定就地招生，先培训卫生员，在驻地周围贴出招生广告，不几日，就有上百名小学毕业生报名，同时也有支队送来学习的，很快组成了卫生员训练队，张景闵同志任队长。训练内容主要是包扎、裹伤，止血带的使用，骨折上夹板处理，担架搬运等四大技术的掌握运用，简易疾病的治疗、护理，个人卫生、环境卫生。经过6个月的培训，即分配到部队当卫生员，或留医院工作，个别同志因工作需要，毕业后分配担任卫生处长。初次办卫生员训练班，缺乏一套管理的方法，强调统一纪律多，记得有一个学员较调皮，自由散漫，不大服管教，有的同志提出要开除学籍。我感到开除一个学生要慎重，但如何处理为妥，没有经验。经请示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同志后，他说对学生不要简单化处理，青年人应以教育为主，以后我们从各方面做了学生的教育工作，果然收效，这个学生后来转变好了。这件事印象至深。后方医院医生缺少，我们动员了在依汶镇开业的医生刘子珍、王兰亭夫妇参军，充实加强了后方医院，医院开始收治伤病员。当时营长封振武同志和几个战士在前线受了伤送来住院治疗。环境艰苦，医疗条件差，包扎伤口的纱布也很困难。我把自己的蚊帐拆掉，洗净，消消毒，作为敷料为伤员换药用。
八路军山东纵队卫生工作
1939年1月成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统一领导指挥山东各游击队的工作。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委，江华任政治部主任，王彬任参谋长，马馥塘任供给部长，我任卫生部长。
卫生部的成立是以四支队后方医院为基础组成的，当时医务人员少，编制不齐。卫生部设门诊部，为高级干部看病。卫生部下设：秘书焦诚，医务科科长刘超，保健科科长曼云，材料科科长单景春、董直夫、李韶九，管理科科长韩祥云、杜元岭，政治指导员张道三、郑香山，卫生员训练队队长张景闵。卫生部没有药剂人员，在药材科下面，举办了一个药剂人员训练班，招收8名高小毕业生，由卫生部负责讲课。主要讲40- 50种药品的作用、性质、剂量、药物的调剂学。如：配制生理盐水、眼药水、EUSOL消毒液等，学生边上课，边实际操作，经4个月训练，毕业后分配到门诊部和特务团卫生队担任调剂员及做材料工作。
1939年，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提出部队各级队列及编制，卫生系统的队列为：纵队卫生部、支队卫生处、团卫生队、营卫生所、连卫生员，卫生处以下负责人名单均由各支队任命。一支队卫生处长王仪亭，二支队卫生处长路锦伦、李鄂，三支队卫生处长王星阳，四支队卫生处长张一民，五支队卫生处长袁荣。各支队都设有自己的简陋的后方医院，以利就近收治伤病员。
1939年6月初，日寇出动2万余人，分别由南、北、西三面向鲁中进行大扫荡，主攻对象是51军、沈鸿烈的省政府和我军的党、政、军机关部队。在扫荡之前，卫生部做了反扫荡的积极准备，首先把材料科下放隐蔽，同时在卫生部下面又成立了直属后方医院，后方医院设在交通不很方便，但地形较好的尹家峪一带。为便于隐蔽，保证救治伤病员的工作安全进行，工作人员都穿便衣，伤员入院后，一律换便衣，由张景闵任院长，柴成同志任指导员，刘子珍、王兰亭任医师，刘玉任护士长。医院也吸收一批青年学生，一边学习，一边做护理工作，依靠群众，依靠地方党开展收治伤病员的工作。
敌人扫荡开始了，卫生部只留了十几个同志随司令部行动，必要的急救药品，分散给每个同志携带；其他人员组成供卫大队，由供给部戚铭科长负责带队，另行转移。药品、器械由材料科人员负责，他们换了便衣隐蔽在老百姓家或附近的山洞里保管。这次反扫荡，我们就在临沂、沂水、蒙阴、临朐一带与敌周旋，避免与敌人的直接接触。经过这次反扫荡的锻炼，在行军、宿营、抢救，掩蔽伤病员、战伤救护方面取得了一定经验。一直到青纱帐起，才结束了这次反扫荡。
当时的后方医院并没有什么正规的医疗设备，只有一般简易的医疗用具和药品，十几个医护人员及后勤人员，住在老百姓家里，借用群众的床铺或门板当病床。如伤员多了，条件更简陋，地上铺上草，草上放席子，就这样收治伤病员。简单的炊事用具，伤员碗筷、脸盆，由医院统一供给。艰苦的岁月里，军民之间真正体现了鱼水情、一家人的感情。依靠群众是办好后方医院的重要经验。
1939年蒋介石采取限共、溶共、反共的政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对根据地严加封锁，药品、器材的购置极度困难，当时曾派材料科科长单景春去济南购置药械，他经不起花花世界的引诱，贪生怕死投敌了。为解决治疗伤病员所必须用的药品材料，卫生部决定并开办了一个简易药厂，由材料科副科长任厂长。在艰苦条件下，贯彻自力更生、土法上马的原则，研制生产脱脂棉花、纱布、消毒用药EUSOL肥皂、眼药水等战争中最简单的医药用品。为了做好长期抗战的战略准备，卫生部决定成立了材料所，加强药品的研制工作。由张长庚同志和董直夫同志负责，材料研究所和材料科驻一个村庄，密切联系，便于根据战伤需要和常见病、多发病的需要，生产和供应药物。在材料所的直接负责下，举办了一期药剂员训练班，共收50名学员，编为4个班，上午上课，下午安排生产劳动、试制药品；材料所下面设：中药组、织纱布组、包装组、夹板组，运用最简单的工具和材料，研制医药用品。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克服了种种困难，研究制作了不少医药用品。在战伤救护方面，从前方抢救下来的伤病员，直接送到后方医院的几个所里治疗。处于游击战争环境，住在老百姓家一切条件很差，既缺少医务人员，又缺少技术条件，新培训的卫生员也没有掌握扩创技术和战伤处理的知识。当时，我定期到所里去，看到有些伤员的创口单纯靠换药是不易愈合的，故与同志们一起研究如何土法上马，创造一个进行手术的环境，克服重重困难，选择两间简陋的房屋在泥土地上洒上水，防止尘土飞扬，屋内用白布单架起手术棚，挡住屋顶灰尘的下落。对手术器械则采用煮沸消毒，手术单、手术巾、手术衣、纱布等则用普通的蒸笼蒸，农村没有自来水，手术时医生、护士的手，用两盆温开水，各用肥皂刷洗手臂5分钟，最后用1:1000来苏水泡手5分钟。在进行扩创手术的过程中，一边对医护人员讲解局部解剖，一边教授如何识别正常的组织，用手术除去伤员创口部分坏死的软组织和死骨头；手术后，伤口较快地愈合了。有时我去一天要做15 -20个这种小手术。由此深深体会到，对必须要手术治疗的伤员，只要不是无菌伤口，尽管消毒条件差些，也必须克服困难，大胆地创造条件争取手术，解决主要矛盾。如害怕条件差而不进行必要的手术，其结果会引起伤口更重的炎症化脓，组织坏死，延误伤口的愈合，或出现更坏的情况，如败血病的出现。事实证明，一般发炎伤口有死组织者经过简单的扩创处理后，伤口很快愈合，保证了伤员重返前线，也带教了医务人员。
1939年9月，山东纵队改组，成立八路军第一纵队，徐向前同志任司令，朱瑞同志任政委，罗舜初同志任参谋处长，刘超同志调九支队任卫生处长，苏书轩同志任医务科长，李衡同志任副科长，我仍任卫生部长，供给部由冯平同志任部长。数月后，为了加强山东纵队直属野战医院的建设，调苏轩同志任野战医院院长，韩岗同志为政委。医院又增设政治处，解锐夫任协理员；医务处，由刘子珍任主任；还有供给处。医院下设三个所，一所所长刘长鼎，二所所长刘玉，三所所长王怡民，各所收容伤病员300人。医院院部是流动的，各个所则基本是固定在一个村庄或周围的几个村庄里，敌人出来扫荡就分散隐蔽，保证对伤病员的治疗和生活供应。因战斗频繁，部队的流动性大，故对久治不愈的慢性病病人，进行了疏散，发给疗养费回家去疗养，既可减轻医院负担，也保证了病员的安全。
后方医院健全领导后，技术力量加强了，较复杂的手术也可以做了，治愈率有了提高，归队率也提高了。
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必须加速培养部队所需要的医师。因此，1939年10月，卫生部正式举办了第一期卫生教导队，培训军医。招生的对象，大部分是由胶东、渤海、鲁中、滨海及纵队推荐或保送来的在职卫生人员，也有从抗大调来的。为了取得办学经验，第一期教导队员招10名学员，全部是经过卫生员训练班毕业后工作过半年的在职卫生人员，到1942年8月为止，总共举办五期。
第一期学员 10名 学习期限 1939年10月-1939年12月第二期学员 32名 学习期限 1940年2月-1940年9月第三期 学员 34名 学习期限 1940年10月-1941年4月第四期学员 60名 学习期限 1941年4月-1941年11月第五期学员 80名 学习期限 1941年12月-1942年8月课程内容：生理解剖、药物学、诊断学、内科学、外科学、眼耳鼻喉科、部队卫生等，任教教师除专职教师邓泰山外，部长、科长都担任教学。当时没有正式的教材，记得有原齐鲁大学医学生韩豁同志参军时带来的一本．（军医必携>，经报请罗舜初同志批准，同意翻印1000份，除供上课时参考外，并发给部队卫生员，对部队业务学习，起了很大作用。
1939年以后，由于日寇频繁的残酷扫荡，根据地日益缩小，干部体质下降，部队减员较多。党中央对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各级指挥员，特别是团以上干部及高级干部甚为关心，屡有电报指示要加强干部保健工作。
1939年夏，日寇扫荡时，卫生部机关与各休养所分工，卫生部直接收住团、旅以上干部住院治疗，记得有吴仲濂、王建安、霍士廉、胡奇才、王政、封振武、牟宜之、武中奇等。卫生部掌握少量营养滋补品，如红色补丸、维他赐保命注射液、荷尔蒙等，根据病情处方给患者使用。
青纱帐期间，卫生部和组织部曾联合举办过两期干部疗养，对象是营以上体弱有病的干部。由卫生部李衡同志、组织部赵行志同志负责，每期60名干部，集中1-2个月，吃细粮，增加菜金，还自磨花生与黄豆做成土牛奶，利用瓦罐底开个小洞接上皮管子制成土淋浴，组织各种文娱活动，要求吃得好，睡得好，休息得好，经过短时间疗养后，干部健康情况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体重最多的可增加2.5公斤。
为了了解部队健康状况，以便有的放矢地做好医疗保健工作，卫生部于1940年底，对山纵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警卫团及直属队机关约3000多名干部战士进行了一次健康普查。因部队驻地分散在20几个村庄，医务人员很少，故连续进行了1个月才结束，通过这次普查，发现患夜盲症的同志占受检人数的10% -20%，患沙眼的人数也较多。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提出了伙食要改善质和量，增加蔬菜、肉类和羊肝。以防治因缺乏维生素A而发生的夜盲。要求每个战士一条毛巾，注意清洁，以防沙眼的传播。
1940年春天，召开了全军第一次卫生工作会议，朱瑞同志出席了大会。大会内容：(1)朱瑞同志作有关抗日战争形势的政治报告；(2)各支队卫生处长汇报工作；(3)我做了总结发言。朱瑞同志在最后的指示中，谈到了新老干部的团结问题，强调卫生干部要加强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提高为伤病员服务的技术本领，使更多的伤病员尽快治愈，重返前线。还指示大家，“凡事商量做，商量了一定做，做了要有检查，检查要有结果。”这些指示，对改进领导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帮助很大。全军卫生工作会议后，卫生部总结了3年的卫生工作，并吸取了红军时期卫生工作的好经验，制定了加强部队卫生工作的10条意见，用电报形式下达到各支队。内容大致如下：(1)医院工作要做到平战结合，战时要做好隐蔽，依靠群众，保证伤病员的战伤救护和生活照顾；(2)部队医生的补充，依靠自己培训和动员社会上开业医生参军的办法，充实部队医疗技术力量；(3)各支队卫生处、团卫生队，按实际需要培训卫生员，以战伤救护的四大技术为培训内容，各连队必须保证有一个较强的卫生员；(4)有条件的支队培训化验员；(5)积极做好部队卫生和防病的宣传；(6)搞好连队个人卫生，注意灭虱，灭蚊，预防回归热和疟疾；(7)连队以班为单位，每到一驻地要挖卫生壕，养成不随地大小便的卫生习惯；(8)提倡中餐西吃，不吃不洁的生水，预防传染病；(9)建立健全保健委员会及伤残委员会，参照红军时期的经验，对于伤残人员，由卫生部门负责检查和确定残废等级、残废金的发放，一级100元，二级60元，三级30元。每半年发放一次；(10)加强医务人员的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
1941年春天，为了提高部队指战员的卫生素质，卫生部开过一次卫生防疫展览会，面向连队机关，用图表、文字、实物多种形象化的形式，宣传如何讲求个人卫生、环境卫生、食品卫生等，如：洗澡、烫洗衣服、毛巾消毒，提倡各人自带碗筷，一人一条毛巾、一只杯子（喝水、吃菜用）、一把牙刷，中餐西吃，挖卫生壕、备土痰盂等。并展出伤寒病人和回归热病人形象模型及传染的途径、症状及预防的方法，共展出一周。直属队的干部战士都来看，通过展览，提高了广大干部指战员的卫生知识和防病能力。
5月间卫生部在青驼寺北召开山东全军第二次卫生工作会议。会议目的是汇报卫生工作，交流卫生工作经验。会议开了十几天。到会人员有一旅卫生处长张一民，二旅卫生处长李鄂，三旅卫生处长王星阳，四旅卫生处长张景闵，胶东军区派分区卫生处长邢光谱来参加。会议将要结束，遇到敌人扫荡，敌人从蒙阴一带向青驼寺方向扫荡。卫生会议边转移、边继续开会，到达弥河附近，鲁中地区的警卫部队因误会，向我们开枪射击。部队被打乱，曼云同志因马惊而落马，颈部负伤。部队行进到野冢旺宿营，曼云同志昏迷不醒，经抢救无效而牺牲。两天后敌人扫荡结束了，曼云同志的追悼会由马保三副议长（曼云同志是省参议员）致悼词，遗体埋在野冢旺，现已迁到沂南县烈士陵园。曼云同志牺牲后，保健科由张量同志负责。这次大会结束后，由张量同志起草过一篇社论，题目是“五期整军与卫生工作五大号召”，经修改后，又送给黎玉同志最后修改定稿，黎玉同志增加了一句：“要把我军建成一支清洁整齐、健康、雄壮的部队”，社论发表在<前卫报）上，社论号召部队在搞好整军的同时，要认真贯彻这次卫生会议精神，提高部队健康水平，提高战斗力。
1941年10月，日寇以5万人的兵力，疯狂扫荡我根据地。敌人运用铁壁合围、“三光”政策，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妄图摧毁我抗日军民艰苦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为了有力地打击敌人，保存有生力量，扫荡一开始，卫生部人员及在卫生部休养的山纵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吴仲廉、陈若克、封振武等数十名干部，以及供给部、战工会的部分后勤人员总共1000余人，都上了当时认为形势险要比较保险的大崮，卫生教导队上了龙须崮。上级派了袁健团长率领一个团，担任大崮的警卫及指挥作战，但由于对敌情判断的错误，上山后第二天，就被敌人发现包围了。大崮顶部面积有数平方里，有粮有水，空房不少，可凭险据守。经过一天的激战，黄昏时，敌人以一个班在强攻的炮火、飞机掩护下，竖云梯爬上了崮顶。我们兵力少，且装备很差，处于寡不敌众的劣势。天黑了，袁团长和我们分析研究了敌我形势，决定立即突围，按原序列行军。卫生部带了所有的病号，连夜突围，当时卫生部本身只有一个排的武装（一个通讯班、两个警卫班）。陈若克同志将要生产，除她本人所带的马夫、勤务员、警卫员，卫生部派了医生、护士各一人，另派6个战士保护她下山，随军行动。第二天，突围队伍靠近四支队司政机关，但不见陈若克和随行保护她的一班人。数日后，获悉情报，在下大崮以后，她生产了，她和杨以淑同志一起不幸被敌人俘虏了，关进了沂水县城敌人监狱，跟随她的一班人也走散了。
这次反扫荡的教训极为深刻。当时对敌人意图不明，认为大崮会平安无事，未料到大崮也是敌人扫荡的一个目标。在游击战争中，我们人数少时可以隐蔽，人数多时只有转移。
八路军一一五师兼山东军区的卫生工作
1942年，刘少奇同志到山东，指导山东分局进行4年工作总结。我也去滨海参加了这次大会。根据中央指示，会上决定山东纵队司、政、供、卫和一一五师司、政、供、卫机关合并，合并后的卫生部，统一领导全省正规部队和滨海、鲁中、鲁南、胶东、渤海5个军区的卫生工作。合并后卫生部的机构进行了调整，我任部长，周贤同志代政委（谷广善同志去党校学习），刘放同志任副部长兼卫生学校校长，医政科长李衡、副科长刘云通，保健科长范英武，材料科长李廷林。下属5个休养所：一所所长刘东志，二所所长路经伦，三所所长陈新亭，四所所长赖仲生，直属所所长刘玉（不久与一所合并，刘东志调卫校学习，姜绍甲任所长，刘玉为副所长）。为了交流部队卫生工作经验，把山东纵队卫生部的一个所转归滨海，由山东军区领导，同时把原一一五师留在南沂蒙的一个休养所（所长罗琪）调归鲁中军区领导。山东纵队卫生部所属的材料科和一个
药剂班、一个药厂，全部留给鲁中军区领导。
1943年谷广善同志党校学习结束，任卫生部政委。两部合并后，卫生部组织了一些干部，深入到各个休养所，对各所的医疗工作、政治思想工作、行政管理方面做了合并，进行了总结，指出有的所对伤病员掩护工作做得好，有的所对病员生活管理好，有的医疗质量较好，各所的工作人员表现了不怕苦、不怕难，有抗战到底的决心，但也有人存在着抗战胜利后回家开个小医院的思想。我们通过总结，进行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教育。
接着对4个军区卫生处的干部作了调整，滨海军区卫生处处长黄乎、副处长李鄂；鲁中军区卫生处长苏书轩；鲁南军区卫生处长李智广；胶东军区卫生处长张一民、袁荣。1944年，将一所、三所、四所改为干部疗养所，其他二所、五所划归滨海军区领导。两部合并后，于1943年底，对直属队机关的干部，进行了一次健康检查，受检人数约500人，发现一些同志有痔痿与鞘膜积液及一般性营养缺乏、夜盲、沙眼。对发现的疾病，采取了积极措施，适当地增加了菜金。对团以上干部，规定吃细粮，依据体质情况，发给保健费用，由卫生部和组织部商定名单，经军区首长批准，转告各单位执行。接着备卫生处也组织进行了健康检查，保健办法也照此办理。后来由于货币贬值，曾规定按照实物价折价的办法，享受数量的多寡，依职务与身体情况决定。团以上干部来卫生部看病，一般都由部长和李衡科长亲自诊治，以后罗生特大夫和黄农大夫也参加此项工作。我军对干部保健工作的重视，从红军时期已有光荣传统，虽无明文规定，但各个不同时期，都从实际出发采取了一些切实可行的保健措施。
随着两个部的合并，原一一五师医训队和山东纵队卫生教导队也实行了合并，成立了山东军区卫生学校，总共办了3期。第一期，1943年3月-1944年2月，学生60名，校长由卫生部副部长刘放同志兼任，教导主任邓泰山，队长邱国光，政治协理员孙育民，文化干事高培训，管理员何炳辉。第二期，1944年3月-1945年 3月，校长由向进同志担任，协理员陈子重。由于抗日战争已进入我军反攻阶段，故全省5个地区局面已打开，二期学员人数也最多。学生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由军直单位与滨海、胶东、鲁中、渤海保送的在职卫生干部，编为一队，队长张量，指导员李剑。二是从各地招收具有高小或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知青，编为第二队，队长张芹，指导员施xx。一队以文化补习为主，授以数学、化学等课程。二队则先进行入伍教育（以军训为主），后进行业务课，正式业务课尚未进行，即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一队立即分配工作，二队继续学习到同年10月，全部随卫生部进军东北。
徐向前同志来鲁后，特别重视部队卫生和防病工作，每到一处他都严格要求部队要大扫除，烫洗衣服，不随地大小便，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红军的革命传统。山东纵队卫生部曾两次组织人员前往一一五师参观学习他们连队的驻地卫生、厨房卫生和个人卫生方面的一些制度，并在山纵部队内推广应用。两个部合并后，连队卫生工作有了进一步的改进，通过用烫煮衣服，晒洗衣被等措施，根绝了回归热病的流行。1941-1942年最困难的时期，部队发生了夜盲症，影响到夜行军和战备，经过研究决定从连队病号伙食费（每连允许报销连队人数的2%的病号饭）中，买猪肝，切成薄片，用开水煮熟吃，疗效很好，使夜盲症很快痊愈。当时最困难是遇到疟疾与痢疾，个别连队多数人患病，大大影响战斗力，因无药治疗，仅用些民间药方，收效甚微，直到1944年形势好转后，从战争缴获中及由解放的城市中买到一些特效药奎宁制剂，才得以控制。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部队生活条件的改善，指战员健康情况好转，抗疟能力大为增强。
卫生干部的业务技术水平的提高，直接保障了部队战士的健康。但由于敌人的残酷扫荡，日伪军的严密封锁，长时期部队看不到新版的医学书刊，只有少得可怜的几本医务书籍与一本（医师必携）被当做珍宝。
1943年陈毅军长派正在新四军工作的国际友人、泌尿科专家罗生特大夫，带了一个医疗小组来山东为罗荣桓同志治疗肾脏病。罗荣桓同志很重视关心卫生技术水平的提高，他嘱咐罗生特除为自己治疗肾脏病外，并参加卫生部的门诊疑难病症的诊治，有时去卫生部附近的直属所诊治外科、妇科病人方面的疑难病症。经卫生部和罗大夫商定对卫生部和附属所的卫生干部（有时包括附近休养所及部队的军医）系统讲授泌尿科专业知识，从泌尿系统的生理解剖到检查诊断及治疗方法，开始每周讲两次，每次2-3小时。罗大夫用英语讲授，方正同志做翻译，连续2个月，对提高干部的业务水平起了推动作用。
灾区抢救工作
1943年夏，在临朐县九山及米山一带地区，由于吴化文、沈鸿烈伪顽军长期盘踞，青壮年被抽去东北，土地荒芜。吴、沈伪顽军大肆抢劫民财后，逃之天天。百姓能逃者外出谋生，未逃者皆老弱妇孺，造成十室九空的无人区景象。
如此灾荒中，人民生活无着，抵抗力急剧下降，疾病乘机侵入，造成疾病大流行。其中以疟疾、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为最严重。有全家全村患病者，彼此不得照顾；加之老鼠为患，病者死去无人埋葬，被老鼠啃去鼻子、耳朵，令人目不忍睹。
鲁中行署泰安专署派出医疗队，由卫生科长李太民同志带队组织抢救，当时药品困难，主要用中药和亚砒酸丸治疗疟疾，强壮身体，病情有所好转，但诊断不够明确。
1943年秋，我带一个医疗小组，由张量、李正平、刘树人等组成，随带小型显微镜及简易化验药品器材及磺胺制剂药物，由滨海地区出发，行军约三天，到达临朐县，由县长高奋同志接待，并亲自带我们到专署医疗队的驻地，听取了救灾情况的汇报。接着我们在当地对200多名患者进行了检查诊断和治疗，确诊为恶性疟和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我们只带去阿的平和消发灭定，药物不够用，经研究采用中西药结合办法治疗，并动员了地方中医开个中草药，煮汤药治疗，收到一定效果，病情停止了发展。但群众中的重要问题是营养不良。每人每天吃不到3两粮，长此下去健康难以恢复，我们建议县长尽可能解决群众的吃粮问题，经过一个多月的综合治疗，病情基本得到了控制。
1944年的3月，在莒南县的坯上，召开了两个部合并后的第一次全军卫生工作会和供给部会议，除专业内容分会场开外，开幕式和大会总结都在一起开的。参加的代表来自山东军区及下属5个军分区，有滨海区李鄂；鲁中区董直夫、刘子珍；鲁南廖永辉；渤海李汉生：胶东耿希晨、田耕兰；以及直属休养所所长、医疗队队长、卫生部科以上干部。会议内容主要了解合并后全面卫生工作情况，增进干部的了解，统一制度，培养干部，建立连队卫生制度。会上罗荣桓同志做了题为“卫生干部要加强整风”的重要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卫生技术人员及卫生领导干部的技术津贴为100元，80元，60元，最低30元，因卫生技术人员工作很辛苦，有条件的医院可与伤病员一样吃细粮，体现了党对卫生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的关心和重视。会上，黄农同志和罗大夫做了学术报告。
1942年前，因山东解放区战斗频繁，卫生干部又少，都没有去党校学习的机会，会后我向罗政委建议，希望有计划的抽调卫生干部参加党校学习。罗政委对此作了决定，卫生部门科处级以上干部分批去党校学习。到抗日战争胜利，全部得到了去党校学习的机会，对提高卫生干部的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起了很大作用。1945年2月，我和刘放、李衡、李廷林、彭云生等同志去党校学习，黄农同志代部长，谷广善同志任政委，罗大夫为技术顾问，邓泰山任医务科长，马克辛任保健科长，王振国为药材科副科长，直到日寇投降。（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