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周副主席作为我们党中央全权代表，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又是我党南方局负责人，领导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还兼《新华日报》的董事长。我当时是周副主席的随员，亲眼目睹了在日军逼近武汉的情况下，他临危不惧，经常彻夜不眠，组织群众撤退，转移和输送党的干部和物资，组织出版了最后一期报纸等等，一直坚持战斗到武汉失守前几小时。
十月二十二日，形势已十分紧急。周副主席指挥若定，于当天下午亲自组织了我党最后一批同志的撤退，并为同志们送行。这批同志是由李克农和潘梓年同志率领的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撤离时，他们乘坐通过关系租的“新升隆”号轮船，准备直抵重庆。由于“新升隆”号吨位小，报馆的印刷设备和纸张把底舱装满了，一百余人在船上显得很拥挤。这时，岸上几十名无钱购买船票的难民要求搭船。周副主席告诉大家，一定要满足同胞们的要求，挤也要让大家挤上去。他亲自上船清点人数，腾挪位置，把难民接上船。安排就绪后，他又对我们说：“我们从敌占区带出群众到大后方去，可以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增加力量。”说完，他和同志们一一握手告别。许多同志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新升隆”号徐徐开动了，周恩来同志一直站在岸上向同志们频频挥手，直到轮船远去。留下的同志一再催促周恩来同志早一点离开武汉，但他总是从容不迫地说：“再等一等。”为了防止万一，八路军办事处留下的少数人也从汉口日本租界大石洋行临时搬到了武昌。
二十四日深夜，周恩来同志又要过江，到汉口法租界检查最后一期报纸的出版情况。司机王友许同志把车开到江边时，这里正硝烟弥漫，原来是敌机扔下一批炸弹后刚刚溜走。跟随在周副主席身边的副官、警卫、司机都想劝他不要过江了，以免发生意外，但看到周副主席从容自若的神色、炯炯有神的目光，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这时，周副主席也觉察到同志们的心情，说：“共产党员!千二革命，应当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说完他带领大家过江去大石洋行。这天晚上，周副主席一直看着报纸赶印完发走，并安排报馆几名工作人员动身南撤后才离开汉口。
二十五日凌晨，大雾笼罩了武汉市，大街上没有行人，日军的炮火已由城外向市区延伸，兵舰也从水上靠近了汉口。这时，身边的同志们都为周恩来同志的危险处境捏着一把汗，但他仍不顾同志们的劝阻，还要坚持前去武昌黄鹤楼察看他预先布置要刷写的日文标语。当他看到“武汉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坟墓”的特大标语，醒目地刷写在城墙最高处，没有错字、漏字时，显露出了满意的神色。随后他才和同志们一道告别武汉，准备驱车南下。
几个小时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就踏进了汉口，继而占领了武昌和汉阳。周恩来同志离开武汉之后，并没有马上南下，而是先到了离武汉不远的湖北省嘉鱼县的燕子窝，因为“新升隆”号驶至嘉鱼时，遭日机轰炸，造成很大伤亡。周副主席到后，对遇难人员的善后事宜作了妥善处理。接着他又听了李克农、潘梓年同志的汇报，并于当晚召开会议，重新部署了行动的计划。周恩来同志指示李克农同志率领部分工作人员南下到桂林市去组织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潘梓年同志任大队长，率领其余同志继续沿江西行到重庆去。我们一行经过许多周折，先于周副主席到达长沙。这时，由武汉撤离南下的武汉办事处的叶剑英、钱之光同志也已到了长沙。他们正在长沙市内潘子街开会，研究继续南下去衡阳的问题。
当时已是下午六点多钟了，经研究决定：由叶剑英、钱之光同志带领一些老同志，马上离开长沙到衡阳。叶剑英和钱之光同志临行前叮嘱我们留下的同志说：“长沙局势不稳，这些老人先走。张元培同志刚到，他带几个同志在这里等，周公(同志们对周恩来同志的尊称)到长沙后：l：要停留，马上．南下到衡阳。”我们在长沙停了几天，长沙城里城外一片混乱。国民党湖南省当局束手无策。市民见到军人就问：“老总们，长沙能守得住吗?”得到的都是令人失望的回答：“那谁知道，守得住守不住，都是上头的事儿。”
十月二十七日，周副主席来到长沙市潘子街八路军办事处。同行的有邱南章、刘久长和司机王友许。首长安全到来．我们非常高兴，纷纷围上去请他进房休息。周副主席面容清瘦，本来就长的胡须似乎又长了很多，但两道浓眉下的目光仍然那样锐利有神。他微笑着向同志们问长问短：“你们乘：车一路安全吗?碰到飞机轰炸没有?”张元培等同志急忙向周恩来同志转达叶剑英同志离开长沙时的嘱托说：“参座(指叶剑英同志)请你今天就去衡阳。”我们大家也在一旁七嘴八舌地催起来。周副主席说：“不．今天不走，我要住下来。”他用肯定的口气回答说。我们只好退～一步地请首长好好休息休息，工作第二二天再说。可他哪肯休息，随便洗了一把脸，喝了两口水，连饭也没有吃，就去视察长沙市的几条主要街道，检查由汉¨转运到长沙暂放在达头中学的抗战物资，又看望尚在长沙的文化界人上。晚上找办事处留下的同志谈工作、接待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各界知名人。他精辟地分析形势，苦口婆心地宣传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抗}{救国的方针、政策。为了工作需要，周副主席总是让我们多了解情况。因此，他谈情况讲形势时，工作人员只要有空都在一旁听着。由于连日的奔波，他的司机也够辛苦的。为了继续旅程的安全，我和萧光泉两人替换司机看车，就睡在停在门楼下的汽车里头。
十一月十二日深夜大约十二点以后，潘予街燃起了冲天大火。门楼上烧着的木板掉到汽车顶上，把我们砸醒了。我们起来一看，火光映红了半边天，黑烟滚滚，气浪逼人，近处见两个国民党军队士兵还在将…桶煤油往未着火的地方乱泼，远处是市民的叫骂声、呼救声。这就是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所谓“焦土抗战”政策。我们两人赶紧跳出车门，去把周副主席叫醒。由邱南章、张元培、刘久长等同志护送他沿湘江边到南门，乘上汽车经大头埔到了湘潭。周副主席对国民党政府的“焦土抗战”，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十一月中旬的一天，周副主席到了衡阳。他到衡阳后立即召集全体办事处一}二部、工作人员开会，布置任务，安排工作。他身穿着八路军军眼，腰问系着皮带，脚上穿着一双短腰皮鞋，兼有学者风度和军人气质。他来回地踱着步子，分析了一番形势之后，说：“日寇占领武汉之后，正面战场暂停进攻，同时在政治上对国民党采取诱降政策。我们必须在政治上、军事上采取针对性的战略和策略，击破敌人的阴谋诡计。目前我们的工作任务，就是要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大力开展敌后抗日斗争和做好统战工作。”
十一月二十五日，周副主席才急忙赶到衡山南岳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并就举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一事同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我党中央认为参加举办这个训练班，对于团结抗战，开展统战工作，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来电告诉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表示同意。周恩来同志在衡阳冯家祭房召开会议决定，由叶剑英同志与李涛、边章伍、谢子真、吴奚如、李崇、徐正昆等同志及部分工作人员组织了训练班机构。周恩来任训练班国际问题讲师，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参加游击干部训练班工作的我方人员有教官、工作人员共三十多人，衡阳只留下张元培、杨汉章等十几人在廖家湾交通站工作。周副主席对同志们的关怀无微不至，可对自己的安全、生活却毫不放在心上。那时，虽然是国共合作抗日，但国民党蒋介石一刻也没有忘记反共反人民。周恩来同志每到一地，他住的“公馆”周围都有特务，对周恩来同志的行踪和来访人士进行监视和盯梢。他就是在这样复杂险恶的环境中，机智勇敢，四处奔波。
十一月下旬，周恩来同志在参加南岳军事会议返回衡阳的一个晚上，他的“雪福兰”小汽车突然被盗。我们在衡阳时，已知道是国民党特务干的勾当，非常气愤。张元培同志带着我一起到衡阳汽车西站宪兵队，向他们提出强烈抗议，并责成他们查找汽车的下落。他们慑服于周恩来副部长的崇高威望，第二天就把小汽车送回衡阳周公馆。周恩来同志在衡阳住在常胜路七十三号遇生公寓。八路军办事处暂设在衡阳冯家祭房。每天一早，周恩来同志步行到办事处去办公。
一九三九年春天，周恩来同志带着邱南章、刘久长去新四军军部视察工作，不久周恩来同志返回衡阳参加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第一期学员结业典礼。我跟张元培同志专程到江西的安福接他。我们冒着瓢泼大雨，在泥泞的道路上颠簸了一天，经湖南省的茶陵、耒阳，晚上才回到衡阳廖家湾八路军交通站。周恩来同志一下车就先去找老炊事员刘彪同志。刘彪同志跟随办事处从南京到武汉，又从武汉到衡阳，是我们办事处的老炊事员了。
他看到周恩来同志那样劳累、饮食太差，很心疼，有时在面条里放两个鸡蛋，周恩来同志虽领情吃下去了，可他还是要“责备”刘彪同志。这次回来又怕刘彪来个突然袭击，所以事先去看他时打了个招呼，对刘彪同志亲切和蔼地说：“刘彪同志做吃的不要油太大，做点素菜，随便吃一点就可以了。”
那时，周副主席经常与地下党的同志谈话到深夜，每次做夜餐他都告诉我们：“做点豆子稀饭就行了。”我们坚决照此办理，一碗豆子稀饭，外加一碟子或酸或甜的小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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