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卫生总局的成立 (1945 -1948年)
1940年8月，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成立，黎玉同志是首任主席。战时工作委员会没有专设的卫生领导管理机构，地方上的卫生工作仍由山东纵队卫生部领导。
1942年成立了鲁中行署、胶东行署、鲁南行署。为加强政府卫生工作的建设，各行署成立了卫生处，专署成立卫生科。胶东行署卫生处长由胶东军区卫生部长张一民兼任，副处长邢明；鲁中行署卫生处长李韶九。
1945年8月，中央宣布山东省战时委员会改组为山东省政府，省政府建立了五厅、五局、三个处，我担任卫生总局局长。卫生总局成立后，着手研究制定了卫生法规，并印发到各行署、专署，要求各行署、专署成立卫生局，县成立卫生科，统一全省卫生机构的名称，明确职责。卫生总局下设四个科及一个巡回医疗大队。秘书科科长彭飞、何畏，医政科科长曹国珍兼任临沂医院院长，保健科科长怡然兼山东卫生丛书编辑室工作，行政科科长董输延，负责药品的生产和供应，共约20余人。巡回医疗队队长徐坚，包括医护人员共十几人。
1945年10月，新四军北上，进驻山东，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崔义田同志任卫生部部长，宫乃泉、齐仲桓和我任’副部长。我主要还是负责卫生总局的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联合救济总署（简称联总）分给我国一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剩余物资（简称救济物资），发给战区老百姓作为救济。当时为接受这批救济物资，国民党行政院成立了行政院救济总署（简称行总），解放区成立了解放区救济总署（简称解总），董必武同志为“解总”的代表驻上海。马保三同志任“解总”山东分会负责人，下设工业组、农业组、卫生组、民政组；我担任卫生组组长，卫生组下设有专用的药材仓库由王清廉同志负责，统一保管分配救济物资。1946年联总和行总派代表来山东视察，联总卫生组长××x，行总卫生组长韩立民，山东省政府为此在临沂县召开了千人大会表示欢迎。他们走后，联总派雷岱德大夫（美国黑人）和一位护士（美国人）长住山东负责了解和监督救济物资的发放工作。按照联总的规定，这些救济物资只能用于地方不允许分配给部队。为了与这种不合理的限制采取对策，我们在原有的临沂医院、莒南医院、胶东的国际和平医院之外，又成立了沂水医院、蒙阴医院等，扩大接受救济物资面；分配时，他们照联总的意图开列货单，我们则按照解总的指示执行，首先满足部队的需要。华东军区卫生部也派张量、阮学珂等同志参加这项工作。张量去烟台协助胶东行署卫生处王志一进行这项工作。
救济物资主要由胶东的烟台、滨海的石臼所运来。这批物资包括：棉花、纱布、绷带、担架、混合维生素丸、防疟药物（阿太必灵）、疫苗、敌敌涕、六六六、奶粉、被服等。记得雷岱德大夫看过我们几个医院后，认为我们医院设备太简陋、不正规，提出要建立一个模范医院；地址选在莒县十字路的一个小山沟里，并运来了钢丝床，活动房子等必要的设备。但筹建工作刚开始，因国民党进攻解放区，不得不中止。
1947年，国民党向山东解放区发起重点进攻。山东省政府提出精简机构，一切服从前线，一切服从战争。卫生总局和华东军区卫生部进行合并，崔义田为卫生部长，宫乃泉、齐仲桓、我为华东军区卫生部副部长。战争不断升级，部队原有的医院已不能满足收容伤病员的需要，决定把鲁中、鲁南、滨海、胶东、渤海等5个地区医院合并成立了联合医院，院长周杰、刘超。第十四医院院长曹国珍、孙新民。合并以后，崔义田部长和富乃泉副部长带领山东军区卫生部大部人员去胶东安置徐海东及伤病员等去大连疗养，保护医疗专家到大连编写白求恩医学院教材，齐仲桓副部长和我到滨海区。当时我重点还是负责卫生总局工作。不久，因敌人重点进攻胶东，部队进行了大调动，齐仲桓副部长随邓子恢同志另有任务，我与赖毅政委由滨海转移到渤海。战争一开始，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外国人都走了，分配救济物资工作也告一段落。在渤海，以来光祖（华东军区后方办事处主任）为主，成立华东军区后方办事处，渤海的几个医院，突击治疗伤病员；大部分伤病员经过治疗后归了队，少部分慢性病送回原籍休养。1948年秋天我们由渤海到了青州与崔义田部长会合到一起。根据攻济打援的战略计划，又组织了前方卫生部，由我负责打援战斗中的伤病员，但攻打济南战役中敌人没有从曲阜、泗水一带增援，因此我们进行了短期的休整。
华东前方卫生部在淮海战役中的卫勤工作
淮海战役是我军同国民党军队的决定性战役。由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联合作战，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止商丘，北至临城，南达淮河；全部战役敌人兵力80万人，我方兵力60多万，另有参战的民工220万人（其中支援卫勤部门使用的民工就有4万人）；经过65天的激战，全歼黄伯韬、黄维、杜聿明集团，共歼敌55.5万人。解放了长江以北广大地区，为我军渡江作战、最后消灭蒋家王朝创造了条件。
战争的规模大，时间长，伤亡也大，要求卫勤保障必须做好准备，建立健全卫勤组织，做好伤员的医疗和后送工作。为此，华东卫生部于1948年10月做出决定，为淮海战役成立一个前方卫生部，并率领第二、第三野战医院，第一重伤医院，第十四、十五军医院，军区卫生部直属一所，胶东二所（后改为六院）西海一所、二所。前方卫生部部长白备伍，政治部主任陈行庚，医务主任朱直光，供应处长杨济才，行政处长赖x×，政治部下面设有组织科、宣传科、敌工科、民运科。医务处下设医政科，科长张量；材料科，科长汤有年。行政处下设总务科，科长王政。
淮海战役是在济南战役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为争取济南战役的胜利，原估计敌人可能由徐州派兵北上支援，故前方卫生部计划先收容“打援”战斗中从曲阜到郯城一线上我部队的伤员，没料到济南攻下后，敌人未从曲阜方向支援而是保住徐州的据点。由于战局发展迅速，打破了原来的计划。我东路军先在郯城地区歼灭了王洪九部；中路军乘何基沣、张克侠起义之机，又攻下了临城、峄县、台儿庄等县城与东路军会合包围黄伯韬兵团，迫使其将分散在七八个村庄的兵力集中到碾庄准备顽抗死守，我前方部队展开了追击敌人的战斗；西路军占领黄口迫进徐州。在我方强大的攻势下，碾庄被攻破，黄伯韬就歼。前方卫生部在郯城短暂休整后，就向徐州方向前进，担任收容任务。战斗一开始，所属8个医院对卫勤保障方面都有充分准备，无论是伤员救护、后送、医疗方面，或药材供应上都较顺利，各医院都在距前线几十华里处开展收容，快收、快治、快转。但随着战局发展迅速，卫勤工作显得有些跟不上，特别是前线部队多方向、多路展开对敌追击围歼时，驻地不稳，有时医院刚住下来，尚未来得及收容，又接到转移的命令，日夜兼程追赶部队，故收治工作有些乱，主要是运输伤员的工作跟不上。在围歼碾庄的战斗中，一天就有几百名伤员需要收容和后送；时值严冬，伤员运转站与前线救护所和后运站的距离过远，个别在长途中因冻死亡。我曾建议可否由每天往前线运送弹药的几百辆汽车，在空车返回时，每辆车带4-5个伤病员，则可能使伤员尽早得到治疗，少发伤病残。这一意见当时被采纳了，只运输一次，以后因意见不一致，后勤部门强调快速运送弹药，故没能坚持下去，只好还是用小车、担架、民工。事实证明，如果当时指挥者能运用运筹学的原理，把几百辆汽车每天往前线运物，往后方运伤员相结合，则大大有助于伤员的救治和后运。在朝鲜战场上这一方法得到了普遍采用。
战役的第二阶段，主要是围歼黄维兵团。由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并肩作战，主力围歼杜聿明集团，战况比较稳定。所属七院原则上以收容各自主要作战方向上的伤员，并兼顾其他部队，实行统一救护、收治和运输。
第三阶段，我军胜利地控制了徐州为中心之津浦、陇海铁路等主要交通要道和地区。前方卫生部住在徐州以东的东贺村一带，一重伤医院住在徐州市装甲兵学校，二重伤医院住陆军学校。军区的后方医院迅速南迁（由济南迁往徐州、合肥一线），医院展开了大规模的超额收容，各院通常收容伤员达2000～2500人以上。整个淮海战役中前方卫生部所属的8个医院收容伤员数：院别 原收容能力（人） 超额收容数（人）
一野战医院 15002500二野战医院 15002500四野战医院 15002500二重伤医院 15002000二后方医院 15003500和平医院 30005000西兵团一院 15003000胶东区四个所 12003000总计 1270024000
1200 3000总计 12700 24000
解放军山东军区的卫生工作（1949 -1951年）
1949年，淮海战役结束。我们前方卫生部驻军在合肥准备渡江作战时，因接到调我回山东军区就任卫生部长的命令，我又回到山东济南。山东军区卫生部是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略号召和“加强后方，支援前线”的指示，在华东野战军紧张的渡江作战准备中为支援大军南下而组建的，华野党委决定由我率华野前方卫生部机关及所属三个医疗所和十四、十五野战医院、鲁南医院、胶东医院、渤海医院组成山东军区卫生部。部直机关于1949年4月在济南高都司巷伊凡中学开始筹建，同年7月在济南辛庄正式成立。当时的组织情况如下：部长白备伍，副部长王星阳，副政委傅敦吾，医务主任刘子珍，政治部主任廖坤金。卫生部机关：除供给处行政管理科外，业务科室领导：医务科科长王介田，副科长南生耀，保健科科长侯兰亭，材料科科长马俊、汤有年，教育科盂如，化验股范慧民。
医院：直属医院有第一医院、第二医院、第三医院、第四医院、第五医院，还有卫生学校、防疫队、药材仓库、归队管理大队等。山东军区卫生部成立后不久，就与山东省卫生厅厅长宫乃泉共同召开了由军队、地方师级、专署级以上卫生工作领导干部参加的第一届山东省卫生工作会议。部队参加的主要有赖仲生、张一民、路经伦、李智广，地方上有宫乃泉、李衡、张景闵等。会上由我传达了毛主席亲自审定的卫生工作四大方针，并根据当时卫生工作形势提出贯彻的意见与今后的任务。会议的第二阶段安排了学术报告，由王福溢教授做卫生防疫与饮食卫生的报告，张冠增教授讲战伤救治（骨髓炎与脓胸），张斟滋教授讲结核病的治疗与预防，郑鳞番讲口腔卫生与防病，王聿先、方春望、张敬修也做了专题报告。会议第三阶段就三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一是如何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保障人民健康；二是积极组织新医院，扩大老医院，多收治伤病员，支援大军渡江作战；三是大力培养提高各级卫生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军区和省的领导都很重视这次会议，并到会做了重要讲话。大会结束以后，军队和地方各级卫生机构和广大卫生人员积极贯彻会议精神，广泛地开展预防为主的宣传教育，提高人民防病知识，建立健全了个人卫生、环境卫生、饮食卫生等制度，减少了疟疾、痢疾等传染病的发生，为大批新部队的组建和新兵源的补充提供了条件，也保证了大军南下。
为支援第一线医院南下，首先给32军组建了一所军级野战医院，配备了人员和物资，保证了他们随军南下后很快胜任接受伤病员的任务；又把各军区的小型医院和分区医疗所合并扩大组建胶东后方医院。十七、十八、十九陆军医院因时间紧迫，每个医院都是边调配干部和卫生技术人员，边收治伤病员。这样为后来的胶东后方医院和第一、第五医院的参加抗美援朝奠定了基础。
在扩大老医院方面，首先将原直属三个所和胶东军区附属所合并为直属医院，担负起分科治疗、解决疑难病症和培养干部任务，接着又扩大每个医院的收治伤病员的容量，提倡鼓励多收治伤病员，口号是“住下、吃上、治好”。到新中国成立时总收容量已达到1.3万余伤病员。当时为解决人员的不足，军区自办卫校和委托地方医药院校代为培训医务技术人员。山东军区卫生部在组建的开始就注意到卫生人员的培训。1949年7月成立了卫校，首批接受了各地流亡学生，进行护士训练，接着又招收了100多名高中学生进行军医训练。1950年根据抗美援朝的紧急需要公开张榜招生，成立了卫生学校，招收近千名有志青年，经8个月（后改为2年制到3年不等）的专业训练，充实了军区卫生干部队伍。其中不少的人，如军区总医院胸外科主任朱荣，89医院胸外主任李仁英，都是当今的专业技术骨干。此外，还举办了药剂、采购、放射专业和许多短期的训练班，培养了大批医药卫生人材。
除了自己培训卫技人才外，同时还积极争取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参加部队卫生工作。曾经派人或发函要求京、津、沪军管会推荐各种专业卫生技术人员来部队工作，很快得到各地大力支持。如济南军医学校外科研究室主任刘志文就是这时来部队参加工作的。对待卫技人员不论是老的或是新参加的从政治上予以信任、鼓励，物质上都有所优待，技术上发挥其所长，工作上大胆放手使用。任命建益为卫生学校校长，张敬修为直属医院医务主任，这样有利于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对部队卫生工作多做贡献。山东省卫生厅先后从省立医院和山东医学院调来250 - 300名医生、护士、药剂化验等专业人员。扩大了军区医疗卫生队伍，后来在军区工作的科级卫生技术骨干很多是这个时期参军的。为提高专业队伍技术水平，采用聘请地方知名的高级专家技术人员，定期不定期地来直属医院会诊、教学、查房、做专题报告、手术示范。这对提高医务人员的理论素质、技术水平确曾起过很大作用。
1950年6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为接收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伤病员，卫生部建立康复医院，把慢性病员移交给地方。总共组织了七个康复医院（工作人员3000人），总共收容了（连同华东转来的伤病员）5000 - 6QOO人。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完成了巨大的任务。
山东军区成立后，既要接受繁重的收治伤病员的任务，又要支援大军渡江作战，解放全中国，药品、器材的筹划供应任务是很重的。我们充分发挥了山东大药房采购、调剂、供应的作用。利用企业的特点大量购进战伤治疗所需要的药品、器械；另方面利用我们自己的药品仓库，直材室的作用，自力更生生产大液体供应了各医院和渡江作战的部队。据1949 -1950年的统计，仅直材室配制的大液体达50000瓶。这些成绩是在军区党委的直接关怀支持下取得的。
山东省卫生厅工作的回忆 (1949 -1951年)
1948年11月济南解放。富乃泉同志负责接管济南卫生系统机关和医院，并负责改组合并白求恩医学院与山东医专为山东医学院，并担任山东医学院院长1949年7月，兼山东省卫生厅厅长，同年9月他调离济南。担任华东卫生部副部长。我于1949年4月由前方卫生部调回山东军区任卫生部长。宫部长走后，我兼任山东省卫生厅厅长及山东医学院院长的职务。
当时山东省卫生厅的机关很不健全。我首先从建立健全卫生厅机关的组织做起，成立了秘书处、防疫处、保健处、医政处，并成立了医疗防疫大队和妇幼卫生工作队、省助产学校，配备了各级领导班子。与此同时，也着手建立全省各级卫生行政机构，各行署、专署都成立了卫生局（科），各县建立卫生科或股。解放初期，山东除了青岛、济南、烟台、潍坊、临沂有医院外，其他各县都没有。在山东分局的领导和重视下，我们在济南市召开了全省第一届卫生行政会议，动员布置自上而下抓紧筹建各级卫生机构。在短促的一年内，全省160多个县建起了初具规模的县医院。对县医院的建立，我们要求是100张病床，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4个大科；先搭起架子，再逐步充实业务机构和必要的人员。
在组建全省卫生机构的初期，华东军政委员会财贸主任曾山同志曾指出，华东各省的卫生经费，可以由华东财办拨卫生部管理，由卫生部再与各省市（局）卫生厅直接研究，按需要与可能由卫生厅直接分发地、市、县，省财政厅不直接管理。这一规定，保证了全省卫生机构创建初期的经费需要。机构建立之后，各级领导班子的充实，业务技术力量的配备，刻不容缓。我们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补充医技力量：一是由解放军调到地方工作的卫生干部和医药人员；二是由山东医学院分配而来，起初山东医学院每年只招一个班，约60名学员，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扩大招生为400人左右；三是从外省、市招聘人才。1950年我专程去上海向华东卫生部请求支援山东卫生建设中需要的人才。当时宋床龄副主席曾动员一批留美的医生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这批医学专家经华东卫生部同意大部分调配给山东。如生化专家陈叔琪副教授，调任山东医学院生物化学副教授兼副主任，外科专家计苏华教授任山东医学院外科主任等。还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支援了一批高年主治医生，如黑热病专家王兆俊、结核病专家王德理、妇产科专家苏应宽、外科专家苏应衡、耳鼻喉科骆兆平医师等，分别都担任了山东医学院的教研室主任、副主任，加强了山东医学院的医、教、研力量。与此同时，从南京高级助产学校的毕业生中支援了一批助产士，充实了妇幼保健院、妇幼卫生工作队和省助产学校的师资力量，壮大了妇幼卫生工作的队伍，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妇幼卫生工作的开展。山东地区长期遭受到战争的破坏，贫穷落后，地方病流行严重。以黑热病为例：山东人民称此病为倾家病、荡产病，因患此病后不治则会丧命，如治疗只有昂贵的西药，最终是倾家荡产。据1950年估计，山东省有18万人患有该病，以鲁中南和胶东为最多。为控制黑热病的流行，保障人民的健康，在省委、省政府的关怀下成立了黑热病防治研究所，由王兆俊医师任所长。经过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制定出一套防}台黑热病的计划方案，一方面教育群众宣传群众，消灭黑热病的传播媒介——白蛉子，另一方面是积极治疗病人。凡是诊断为黑热病者，不论男女老少，一律给以治疗。当时黑热病的特效药是进口货，价格昂贵而且难买；为解决普遍治疗而需要的大量药物只能自力更生，依靠国内生产。以后经过中央卫生部批准，由上海药厂和上海一些专家协作配合研究生产出一种斯锑黑克的药物。
在开展黑热病的治疗过程中，曾有人认为对严重病危的黑热病患者，不予治疗，以防一旦有死亡，社会舆论对卫生厅不利。我认为医师的责任是治病救人，危重病人不治疗非死不可，如给予治疗还有一线活的希望。我们的医院还不完善，应逐村逐户按病情、体质进行治疗，经过一个疗程的斯锑里克注射治疗，大部分患者得到治愈，但个别危重病人死亡者也有。有人反映到华东卫生部纪律检查委员会，派来的调查组检查了山东黑热病的治疗工作，成绩是肯定的。但上海生产的批号中毒性偏高，超过了标准。卫生部采取了有效措施，严格控制药品生产的合格检查关；药厂负责人也做了检讨，改进了斯锑黑克的生产工艺，提高了药品质量和治愈的效果。
中国卫生工作者首届赴苏参观团
1952年春，我在解放军山东军区卫生部和山东省卫生厅兼任工作时，中央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在全国抽调了16名卫生领导干部、4名翻译，组成了中国卫生工作者首届赴苏参观团，参观苏联的卫生事业，学习苏联的先进医疗卫生经验。
参观团由张汝光任团长，下分医疗预防组：组长蒲荣钦，组员丁志辉、林金亮、萧志功；卫生防疫组：组长白备伍，组员贺彪、洪明贵、詹少联、叶青山；医学教育组：组长李亭植，组员向进、杨锡光、任国祥；药政组：组长陈真仁；翻译：于潜、王锡珍、张梅、姚凤琴。整个参观学习的时间为6个月。前3个月对苏联的医疗预防工作、卫生制度、医学教育、药政工作等都做了全面的学习；后3个月，按专题分组参观，卫生防疫组参观了莫斯科医师进修学院座谈会。部里采纳了我们的建议专门为防疫组举办了一个3个月的卫生防疫短训班，较系统地深刻地学习了苏联卫生防疫工作。直到11月5日举行毕业纪念会，11月7日参加苏联国庆检阅后，才满载而归。回国后，参观团向两个卫生部作了内容广泛、全面系统的汇报。我们建议应该把参观内容以综合报告形式编辑成书，向全国卫生界介绍。卫生部采纳了这一意见，指定由我负责总编辑，由向进、丁志辉、陈真仁、蒲荣钦同志组成编辑组。编辑出版了题为<中国卫生工作者首届赴苏参观团参观报告>-书。全书共分为14篇，即：（中国卫生工作者首届赴苏参观团报告>、<保健组织机构>、<保健系统计划>、<医疗预防工作>、<卫生防疫事业）、<国家卫生监督）、《医学教育>、<药政工作的一般介绍>、<水上航运医疗卫生工作概况>、<疗养事业>、<医疗卫生统计>、<卫生宣传工作>、（医学科学研究工作>、<国家医学书籍出版局>。这本综合报告出版后，对我国医药卫生界影响颇大。之后，我又根据在苏联参观的记录和实际考察的情况，编写了一本<苏联的保健事业是怎样计划的>小册子，以供卫生事业制定计划的参考。
1954年，原华东军政委员会撤销，崔义田调中央卫生部保健局工作，我被调到上海华东行政委员会任局长，同年夏天，我们召开了华东六省（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一市的中医工作会议，主要研究贯彻毛主席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指示，以及卫生部的具体部署。各省市卫生厅（局）分管中医工作的厅（局）长都来参加，讨论中争论热烈，最后统一了认识，明确了中医工作的重要性，并逐步建立健全各级中医机构，如中医院，或医院中中医科、中药房，有计划培养和合理使用中医中药人才。这次会议的召开，进一步推动了中医工作的开展。这一年安徽大水灾，卫生局派出医疗队参加抗灾救护工作。
同年10月，华东行政委员会撤销，我被调到上海市人民政府二办工作。刘季平任主任，赵行志和我任副主任，我分管卫生工作。
1956年1月我被调到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工作，担任该社社长兼总编辑，陈应谦、徐诵明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负责全国医药卫生及医学教育书籍的编辑出版工作，当时我国正处在全面学习苏联的热潮时期，出版工作也基本上是一面倒地学习苏联。编辑部下设高教、中教、通俗卫生等医刊，编辑翻印了整套苏联医学教科书和验方、医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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