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陈总，是在1945年的10月。当时我是山东省卫生总局局长，陈毅同志率新四军来到山东后，我兼任新四军卫生部副部长。
我接到任职命令的当天，就赶到了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临沂报到。在卫生部，我见到了崔义田部长和富乃泉等其他几位副部长。大家寒暄了一阵之后，崔部长对我说：“我陪你去见陈军长吧。”这正是我盼望已久的事，于是，我急不可待地催促着快走。
来到军首长办公室，我一眼就看见办公桌前坐着一位身材魁梧的军人，他穿一套半旧的黄军装，眉毛浓黑，目光炯炯。我心想，这一定是陈军长了，果然，崔义田部长上前说道：“军长，白备伍同志看您来了。”
“噢，白备伍！你可是‘老山东’了，欢迎，欢迎。”陈军长马上立起身来，一把握住我的手，态度十分和蔼可亲。
见陈军长这样平易近人，我紧张的心情霎时轻松了下来。我说：“军长，您辛苦了。”
“哎！还是山东的同志辛苦，我们可是两个肩膀扛着脑袋来的，你们又是腾房子，又是忙吃的，担子不轻哪！”
尔后，我们又谈了很长时间。虽是初次见面，但他对我的情况非常熟悉，我的工作经历，甚至脾气性格，他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使我惊叹不已。
第一次见面，陈总给我的印象是耿直、豪爽，有气度，有魄力，说话办事痛快，待人和蔼。以后我又与陈总接触过多次，每次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他关心救济工作的两次谈话，至今记忆犹新。
日军投降后，蒋介石立即向内战前线调动兵力。美国政府为了支持、帮助国民党军打内战，一方面从军事上装备国民党军，扩充力量；另一方面又提出成立联合国救济总署、国民党行政院救济总署、共产党解放区救济总署，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剩余物资救济中国难民，假借对解放区救济之名，行了解内情之实。我党对美蒋这些阴谋早有觉察和警惕，对“联总”的救济物资采取“拿来主义”的政策，济我所需，为我所用。
1946年初，我们奉命成立了共产党解放区救济总署山东分会，马保三同志任分会会长，我担任分会卫生组长。是年，“联总”派到山东工作的人员中，有管理医药卫生的女医师雷岱德和女护士道义尔。
雷岱德和道义尔来到山东之后，我们经常给她们介绍解放区的民主运动，蒋介石政府不让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受降，以及国民党军到解放区打八路军、新四军等情况，也陪她们去过几个地方医院参观。经过这些工作，她们比较同情我们，认为蒋介石不应该进攻解放区，“联总”对解放区分配救济物资也应该公平合理。有时，她们也跟我们谈一些美国国内的情况，如美国种族歧视厉害，她俩在美国也是受压迫者等。对此，我们表示了极大同情，她们很受感动，和我们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
1946年夏的一天，雷岱德向我提出要会见陈军长。当时我有点犹豫，心想：国民党已经挑起了全面内战，山东又是敌人进攻的重点地区，陈军长肩负着保卫山东解放区的领导重任，工作非常繁忙，他能腾出时间来接见这位美国医生吗？可又一想，过去每次“联总”来的主要人物，陈军长都要接见；每次送来救济物资，他都指示马保三同志设宴招待舰长、副舰长，从而扩大了我军的影响。这一次，他也可能会挤出时间和美国人见面的，于是，我请示了陈军长，他果然满口答应。
一个清新凉爽的夜晚，我和一位翻译陪着雷岱德去拜会陈军长。会见地点设在新四军司令部驻地的树林里，晚风吹拂着树木，绿叶散发着清香，在一块不大的林间空地，摆着五把木椅，两张桌子，桌子上放着几杯茶水，陈军长和崔义田部长一边说着话，一边等待着客人的到来。当我倍着雷岱德出现时，陈军长和崔部长立刻从椅子上立起身，陈军长迎上来，很熟练地用法语讲了几句问候和欢迎的话（雷岱德是美国黑人、小儿科专家，曾在法国留学），然后招呼我们坐下。雷岱德听了陈军长讲的法语，大为赞赏：“你的法语比我讲得好。”大家坐下之后，陈军长和雷岱德又“叽哩咕噜”地交谈起来。陈军长是二十多年前赴法国勤工俭学时学的法语，过了这么多年仍能用流利的法语对话，足见这位文武双全的将军在学习上的刻苦和超人的聪明才智。陈军长和雷岱德谈得十分热烈，有时喃喃细语，有时佩侃而谈，有时畅怀大笑。陈军长还不住地打着手势，胳膊忽上忽下，宛若披荆斩棘的利斧，谈话是坦率而友好的，这次接见，约进行了两个小时。
后来才知道，陈军长向雷岱德宣传了很多道理。陈军长说，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是希望早日实现和平的，为了执行人民意志，实现团结建国，我们遵守协议，新四军由南方撤到北方就是一个力证。而国民党蒋介石背信弃义，反共反人民，发动内战，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肆无忌惮地向解放区进攻。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是不得人心的，是一定要失败的。我们相信美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美国政府的战争政策也是注定要失败的。陈军长还指出：我们希望你们“联合国救济总署”能主持公道，多分给解放区一些救济物资，帮助我们解决解放区物资缺乏的困难。陈军长的谈话，在雷岱德身上产生了积极影响。就在陈军长接见雷岱德不久，她和道义尔听说解放区（临沂城南三四十里的地方）有霍乱病，便要求到病区进行调查，然后主动向“联总”要来霍乱疫苗。她们的这一举动，显然是陈军长对她们的宣传起了作用。通过这次会见，我对陈军长又有了新的了解，他不但是个军事家，而且是个政治家。他目光敏锐，高瞻远瞩，注意利用各种机会宣传我党主张，扩大我军影响，善于团结一切力量，一道进行革命。
那时，我们“解总”山东分会从烟台、石臼所等港口接收“联总”送来的救济物资。然而，“联总”分给解放区的救济物资比分给国统区的物资少得多，而且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派不了什么用场。拿医药器材来说，只给些爽身粉之类，像麻醉药、磺胺、盘尼西林等急需药品根本没有，我们最需要的手术器械一套也不给。“联总”还只准把这样一些医药器材分给临沂、沂水、蒙阴、莒县等8所地方医院，不准分配给部队医院。我们只好考虑研究对策，突破限制，把救济物资多分配给我们部队医院。
有一次，“联总”通过石臼所港送来一登陆艇的救济物资，其中有医药器材约10余吨。卸货入库后，我们发现有一个箱子外表无标记，无法与清单核对，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估摸不透。“把它拆开！”我果断地说。打开箱子一看都愣了，原来里面装的是10架望远镜。以前“联总”从没给过我们这类东西，这类东西也不在救济之列，况且“联总”给我们的东西，箱子上都是标有品名的，这岂不是一件怪事吗？为了慎重起见，我决定当面向陈司令员（1947年，陈毅同志任华东野战军和华东军区司令员）汇报。
几天之后的一个下午，我带着望远镜，登上大卡车，和警卫员一道从日照向华东军区司令部所在地——临沂南边的一个小村庄奔驰。一路上，我的思绪随着汽车的颠簸而起伏，陈司令员的音容笑貌又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好长时间没见到他了，我追不及待地想见到他。晚上9点多钟，汽车终于开到了司令部，只见陈司令员的办公室还亮着灯。他夜晚办公的习惯我早有所闻，要不，我也不会这么晚了还来打扰他。
“报告！”我上前喊了一声。“请进！”
一听是司令员的口音，我和警卫员抬着望远镜箱子，推开门走进去。
“司令员您好！看到已经迎到门口的陈司令员，我忙不迭地喊道。
陈司令员刚和我打了个招呼，猛然发现我们抬着一个箱子，于是问道：
“你们抬的是啥子东西哟？”
我赶紧说：“我正是为这来向您汇报的。”“那好，快坐下，坐下说。”
陈司令员搬过一把椅子让我坐下，我便把望远镜的来历说了一遍。他问我：“多大倍数？”
我说：“我也不大清楚，反正数千米远看得一清二楚。”他把手一挥：“打开见识见识！”
我打开箱子，他拿起一架望远镜摸了摸，又翻来覆去看了看，然后拍拍说：“这是海军用的高倍望远镜，好东西！好东西！这个宝贝在军事上可是用处太大口罗。”
看过后，他倒背着手在屋里来回踱了几步，又走到望远镜跟前，判断说：“根据我的分析，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装错了，再一种可能是同情我们的人故意给我们的。不管怎么样，同情我们的是大有人在的嘛！我们正需要这些东西，那就收下吧。”
接下来，我又向他汇报了雷岱德医师的情况，救济物资分配和建立一个地方模范医院的问题。建立地方模范医院是“联总”提出来的，究竟怎么办好，我还没有拿定主意。对于美国政府的偏心，对“联总”限制分配救济物资给我们部队医院的做法，我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陈司令员听了汇报，稍加思索后明确指出：“关于救济物资，你们要多争取，有多少，要多少，来多少，收多少。”他一甩手说：“不能让国民党独吞了！”
他说：“物资到了之后，要从速分配，看来，和平解决问题是无望了，‘联总’也不会给‘解总’大量救济物资，可能几个月内就有变化。你回去和马保三同志谈谈，你们大家都要知道这个精神。”他又说：“分配救济物资时，你们灵活点，不要受‘联总’的约束，他分他的，你分你的嘛！当然，军队医院和地方医院的关系要处理好，目前一切为了战争，任何工作都要为战争服务。”
停了停，他又接着说：“关于建立一个地方模范医院我看可以，不过怎么建法，建在哪里，你们灵活点，不能只听‘联总’的，我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嘛。先把医院的装备弄到手，建院的事等打完仗再说。你们目前人少事多，我马上告诉卫生部，派几位专业人员去帮助工作。”
在短短的汇报过程中，我暗暗地佩服陈司令员的洞察力。他分析问题那样透彻、明了，几句话就指明了我们工作的方向，坚定了我们工作的信心。从此以后，每次运来医药物资，我们都迅速处理。我们给“联总”的报表是按他们指定的8个医院分配，而实际上则是根据我们的具体情况自行分配，也许他们至今还蒙在鼓里呢！
陈老总离开我们已经10多年了，然而，他对我们卫生工作的支持和关怀却使我永生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