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上半年，侵占山东的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十天一“清剿”，五天一骚扰，山东的抗日根据地越来越小。国民党也趁我之危投井下石，对我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我山东军民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这时，我们听说中央派徐向前和朱瑞同志到山东，成立八路军第一纵队，分别担任司令员和政委，领导山东的抗战工作，都十分高兴。同志们虽然没有见过徐向前同志，但他运筹帷幄，用兵如神，打日军、灭蒋匪的故事早就神话般地在八路军和群众中传扬开了。我和同志们怀着同样的心情，热切盼望着司令员早日到来。
1939年7月，刚刚粉碎了日军对沂蒙山区的大扫荡，山东纵队机关驻在蒙阴县马牧池一带休整。一天，我和卫生部的几位领导同志正在研究工作，纵队的通讯员通知我明天到司令部开会，向徐司令员和朱政委汇报工作。当时我心里既高兴，又有点紧张，惟恐到时候汇报得不好，使司令员不能全面了解山东纵队的卫生工作情况，因此我立即做汇报准备。
晚上，我躺在床上，脑子里总是翻腾着有关徐司令员的动人传说，心想，他一定是一位身材魁梧、威风凛凛的将军。我兴奋得一夜没睡好，天刚破晓就起了床。
我匆匆吃了点早饭，不到7点就上路了。7月的晨风迎面扑来，使人感到十分惬意。我兴冲冲地一路小跑，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司令部。
会场设在村旁的小树林里，到会的除了山东纵队的张经武、黎玉、江华、马馥堂几位领导外，还坐着几位不认识的首长，大家围成一圈，坐在小板凳上等着开会。人到齐后，黎玉同志介绍一位首长说：“这是徐司令员。”徐司令员略显瘦弱，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和一双布鞋，举止文雅，和蔼可亲。要不是亲眼所见，真不敢相信，他就是使敌人闻风丧胆、人民衷心爱戴的徐将军。徐司令员同我们一一握手，问好。接着黎玉同志又把朱瑞政委和罗舜初参谋处长向大家作了介绍。
会议开始了，先是黎玉同志和江华同志汇报山东抗战的全面情况。汇报中，徐司令员始终端坐在小凳上，仔细地听着、记录着，还不断地提出一些问题。会议最后的半天，徐司令员问供给、卫生有什么要谈的，马馥堂同志汇报了供给工作后，我接着汇报了山东纵队的卫生工作情况。当我谈到由于敌人连续扫荡，伤病员逐渐增加，而药品、医疗器械采购困难，医务人员缺少时，徐司令员说：“这怎么行啊！不解决医药问题，怎能保障部队指战员的健康，保证打胜仗？”当我汇报到已经开始训练一部分卫生员和建立连队卫生制度时，司令员的脸上露出了笑容，鼓励说：“这样很好，在游击环境中卫生工作能做到这样，是不错的。”听到司令员的鼓励，我回想到以前工作做得还不够好，心里十分惭愧。
大家汇报完后，徐向前司令员和朱政委讲了话。徐司令员指出：“部队要从战斗中锻炼出来，游击游击，只游不击是没有出路的……”徐司令员对军事、政治和供给工作作了许多指示后，接着讲道，卫生部要大量培养医务人员，建立健全卫生制度，保证指战员的身体健康，并当场指示供给部长马馥堂，想办法帮助卫生部解决药品和医疗器械。我听了徐司令员的讲话，心里感到从没有过的畅快，想这下可好了，有这样的好领导，今后一定会打胜仗，卫生工作也一定能有新起色，对做好以后的工作充满了信心。
当时，山东抗日部队由于长期分散活动，缺少正规的军、政训练，部队组织纪律松懈，规章制度不健全，战斗力也较差。供给、卫生部门的干部战士更是缺乏军事训练，一有敌情，就需要战斗部队保护，牵制了战斗部队的精力。鉴于这种情况，徐司令员决定对部队进行全面整顿，并强调指出，供卫机关也不能例外，供卫干部要学军事、学政治，要人人携带武器，做到能自卫。在司令员的关怀下，1939年10月，山东部队开始了第一期整军，卫生部也和战斗部队一样，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整军。
我这个卫生部长过去很少参加军事训练，因此，一切都得从头学起。我扎上了腰带，背起了手枪，和同志们一起出操、瞄准、投弹。一次，我去给徐司令员看病，正好参谋处长罗舜初在场，他看我身背手枪，手拿听诊器，打趣地说：“白部长，你也背上枪了。”徐司令员接着说：“这才像个革命医生的样子，对自己人是治，对敌人是打。”听了司令员风趣幽默的话，我们都笑了。
当时物质条件很差，部队的服装很不整齐。有的同志不注意军容风纪，衣帽不整，大大咧咧。对此，徐司令员强调，部队要有个部队的样子，要讲究军容风纪。一天，我到司令部去办事，走进院，正好和迎面而来的徐司令员相遇，我立即向司令员敬礼，司令员还礼后，既严肃又和蔼地批评我：“你这个部长，怎么忙得连领扣都不扣了？”说完，微微一笑走了。这次批评，给我很大教育，我深感他治军之严。徐司令员不仅这样要求部队，自己也处处起表率作用。沂蒙山区的夏天，酷暑炎热，满山的庄稼垂下了脑袋，知了不住地嘶叫着，就连不怕吃苦的老黄牛也在树阴下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人们更是觉得就是整天浸在水塘里也不解热，但徐司令员总是穿戴得整整齐齐。
经过训练，整个部队的面貌发生了变化。清晨，警卫团那“咔咔”的操练步伐声，震天的口号声和此起彼伏的嘹亮歌声在山谷中回响，使人精神振奋。我们卫生干部的军事素质也有了明显提高。一天敌人又来扫荡了，有一批轻伤员需要转移，我手中只有一个战斗班，不过10个人，要求部队派人护送已来不及了，我果断地指示李衡同志带领伤员转移。夜间，李衡同志带队出发了，我的心里七上八下，因为途中要经过一个国民党县政府的驻地，随时都有发生战斗的可能。后来同志们告诉我，当伤员队伍经过国民党部队驻地时，李衡同志把战斗班分到队伍的两头，以应付突然情况，又叫伤员把拐杖扛了起来，在朦胧的月色下，这支伤兵队伍威武雄壮，国民党的哨兵虽然发现了他们，却没敢轻举妄动，眼睁睁地望着这百多人的队伍通过了他们的防区。我听了特别地高兴，深深感到，通过整军，卫生部的战斗力加强了！
山东纵队时期，部队卫生人员缺乏，很多连营的卫生员缺额。徐司令员在百忙中关心着连队的卫生建设。他对我说，一定要保证每个连队有一个卫生员，卫生员一定要训练，长期不行，短期也可，起码要学会包扎伤口。卫生员必须承担起全连的个人卫生、环境卫生和饮食卫生的检查监督，协助连领导管好卫生。在他的关怀和支持下，我派人到一一五师学习了连队卫生管理方法，先后组织了两期卫生员培训，基本配齐了连队卫生员。部队卫生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并采取煮烫衣服、常晒洗被褥等措施，有效地防止了回归热等疾病的发生。
徐司令员还亲自检查连队的卫生工作，每到一个新的宿营地，只要时间允许，总要看看连队的环境卫生打扫了没有，有没有随地大小便的，连队的伙食怎么样。一天，他来到警卫团炊事班，看到炊事员把菜煮得过烂，就问炊事员：你们经常这样做菜吗？炊事员回答：每天都这样炒菜。司令员对他们说：炒菜做饭也有学问，菜炒得太烂，就破坏了营养，因此，炒菜不能太烂，防止破坏营养。同志们真没想到这位南征北战、威震敌胆的将军竟对做菜也能讲出个子丑寅卯来，都打心眼里感激司令员的关怀。
由于日军的残酷扫荡，部队连续行军作战，加之物质条件差，生活艰苦，很多干部体质明显减弱，一些优秀的指挥员积劳成疾。徐司令员对此十分关切，指示卫生部，要想尽一切办法解决体弱多病干部的疗养问题。在司令员的关怀下，1939年的八九月间，卫生部和组织部连续组织了两批约100名营以上干部进行疗养。卫生部和组织部抽了李衡和赵行志同志负责这项工作，他们千方百计地为疗养干部改善生活，增加菜金，每天除了吃细粮，还自磨花生和黄豆做成土牛奶，把瓦罐底开洞插上皮管制成土淋浴，尽量使大家吃好休息好。有的同志疗养后体重增加了五斤，每当同志们吃着松软的白馒头，喝着别有风味的土牛奶时，都感慨地说：在斗争如此残酷、生活如此艰难的情况下，组织上把我们抽出来疗养，这是多么不容易啊！我们回部队后，一定要带领同志们多消灭鬼子，不辜负领导对我们的关怀和期望。
（四）
那个时期部队医生很少，只好从地方吸收一些开业的医生参加工作。这部分人有些是真心抗日的，来到部队后，踏踏实实地为部队服务；但也有个别人思想不稳定，甚至要待遇、闹地位，一遇风吹草动就动摇脱队。因为部队的医生特别缺乏，我们也曾想培训一些，但总觉得不具备培训的条件。徐司令员到山东后，我把这个情况汇报了，他鼓励我说，要放手大胆地培养自己的医务人员，不要受什么学制的限制，培养出来的干部，在使用上实事求是，够什么水平，就定什么职务。司令员的指示，打消了我的顾虑。我们下决心于1939年10月，开办了培养军医的教导队。从直属医院和卫生部的干部中抽调了一些经过学校正式培训、医学基础理论比较好、临床技术比较熟练的医务人员组成教员队伍，从部长到科长几乎都承担了教课任务。
消息传到部队后，受到了医务人员的欢迎。各单位纷纷要求多来几个人学习，我考虑到第一期是摸索阶段，人数不宜太多，只招收了10名现职卫生员入学。
当时学习条件很差，没有正式教材，我们就把韩豁同志参军时带来的一本（军医必携）翻印成教材；没有课桌，学员们就趴在石板上写字；没有教室，学员们就在树阴下读书。经过3个月的艰苦学习，学员们基本掌握了生理、解剖、药物、诊断等方面的一般知识，学会了常见病的诊疗。毕业后，大都成为医务骨干，深受部队欢迎。
第一炮打响后，我们又培训了第二批、第三批……有的训练2个月，有的5个月，最多的8个月，只要条件允许，我们就尽量让学员们多学点。到1942年8月，我们一共举办了五期，培训了200名学员，充实了部队卫生队伍，提高了部队的医疗水平。
徐司令员不仅十分关心卫生干部的业务学习，更注重对他们的思想教育。有段时间，一部分医务干部看到军事干部和政工干部提拔得快，认为干医务工作吃亏，不安心本职工作。有一次，我给司令员看病时，他问我卫生干部近来的思想情况，我顺便把这一情况作了汇报。徐司令员严肃地说：这种思想是要不得的，一定要对他们加强思想教育，既要学技术，又要学政治。同时，他还一再叮咛我，对医务人员一定要关心，要大胆使用。对有技术、思想好的，可以安排一定的重要职务，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技术特长。由于我们认真执行了徐司令员的指示，调动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从而推动了部队的卫生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