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在山东军区卫生部有一位被大家誉为“土博士”的人，他就是卫生部材料所副所长董直夫。
在环境极端险恶、设备极其简陋的条件下，董直夫带领全所同志，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发扬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大胆探索，勇于实践，进行了多项技术革新，为部队、地方解决了许多急需解决的技术难题，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他锐意进取的革命精神和忘我的工作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8年7月，我在山东纵队后方医院工作。医院成立不久，
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药品更是困难。
一天，我去查房，一位病号向我建议说：“政委同志，我们应当积极响应上级关于自力更生的号召，自己动手制药品，克服药品不足的困难。”我感到很高兴，心想：这个病号竟然和我想到一块去了。我仔细打量这位地方病员：他二十七八岁的年纪，中等身材，一件破旧的浅蓝色土布长衫打着几个补钉，一口浓重的潍北口音，眼睛里透出一股真挚热情的目光，给人一种爽朗朴实的印象。我说：“你这个建议提得好哇！”接着我以期待的目光望着他，问道：“你会制药吗？”
“会！”他回答。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说不定此人真有两下子。我说：“你等着，我马上派人给你送文房四宝来，请你写一些制造药品的方法。”他欣然答应了，膝盖当桌，地铺做凳，几天工夫就写了一本制药方法的小册子。
通过交谈我才知道，此人姓董名葵芳，字知甫，后改名为直夫。
“七七”事变后任中共广饶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公开身份是中学的理化教员，在山东省军政干校学习，因病住进了我们医院。从此我们彼此之间的了解加深了。但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制药的计划未能付诸实施。
1938年12月，我调任山东纵队卫生部部长。为响应上级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号召，山东纵队卫生部决定成立制药厂自己制药，解决当时药品困难的问题。恰巧此时董直夫因沙眼严重来卫生部治疗，我提出请他来制药厂工作，他很乐意，我便向有关部门写了个报告，给他办理了调动手续。董直夫问我：“卫生部有制药方面的书籍、仪器和设备没有？”我说：“咱们什么也没有，得白手起家。”
他说：“我老家放着不少理化书籍，对造药、搞科学实验都有指导作用，我回去把它取来。”
我答应了他的请求。由于他完成任务心切，在做了刮沙手术后的第四天就出发了。为了路上方便，我还分别给途中要经过的一、三、四支队的司令员、政委写了信，借了30元北海币作路费。后来听萱直夫同志讲，因途中多次和敌人遭遇，费了好一番周折才赶到他的老家广饶县黄丘村。那里是敌占区，他等到晚上才回家把埋藏的书挖出来，挑选了50册用得着的带上，当晚告别了父母，连小女儿玲玲也未来得及看一眼，就离开了家乡，顺利回到了卫生部。我看到他背来的一大捆业务书籍，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因这类书籍在当时十分珍贵，特别是指导科研、造药方面的书，更是千金难买。
第二天，我召集卫生部机关的同志宣布成立卫生部材料所的决定，由张长庚负责材料所的行政工作，董直夫分管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地点在安全庄。
成立材料所之后，在董直夫同志的带领下，他们克服药源缺乏的困难，挖掘中药这个宝库。没有仪器设备，他们就用锅碗瓢盆代替；没有化学原料，他们就地取材；没有特效药，他们就筛选单方验方。为了尽快供给部队，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尽了最大的努力，取得了加工制造中药的可喜成果。他们在生产中药制剂时，一切从方便部队出发，研制出了多种糖浆。因糖浆携带不便又改制成散剂，后又考虑到前方部队不便携带天平，又将散剂改制成了丸荆。为便于识别药的品种，他们用了不同颜色的丸衣。后来他根据部队治疗工作的需要，用五倍子制鞣酸，用五倍子和鸡蛋清制造鞣酸蛋白，但造价太高。他又经过调查发现当地盛产橡萼，就用橡萼和黄豆汁制成鞣酸蛋白，多次试验，终于成功了。这样不但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效果相同。
山东当时流行疟疾，部队很多人染上了疟疾，影响了战斗力。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不仅难买，而且很贵。为解决这一问题，董直夫带领大家集体攻关，反复试验，研制出了两种治疗疟疾的中草药方。一是将砒石放在蒸馏水中煮沸过滤后制成注射液，注入人体杀灭疟原虫；二是把中药常山、草果、槟榔、枳壳各等份制成浸膏，再用低温焙干制成散剂，取名“灭疟灵”。疟疾病人发作前服2克，病即停发，24小时后即在下次发病前2小时再服2克即能痊愈，且无副作用，不复发，和奎宁比，成本低，效果好。这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为治疗疟疾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抗日战争艰难的1940年，敌人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不仅采购药品困难，连消毒的肥皂都奇缺。肥皂是医疗单位的必需品，怎样解决肥皂奇缺的问题呢？我反复思考着。一天，董直夫来卫生部向我汇报工作。我试探性地提出自己动手造肥皂的想法，谁知我这个想法竟和董直夫不谋而合，他早在脑海里考虑成熟了，向我说了他的详细打算。他说：沂蒙山区有丰富的制造肥皂的原料，动物脂肪有牛油、羊油、猪油；植物脂肪有花生油、豆油、蓖麻油、棉籽油等，都是做肥皂的好原料。我听了他的意见，认为造肥皂的条件基本具备，当场拍板自制肥皂。
他回所之后，当天晚上就写出了试制方案，第二天他们就开始试验。全所人都知道他是个急性子，说干就干，所以全所人员也就养成了闻风而动的习惯。开始，他们用冷制法和热制法造出的肥皂都不理想，但他们并不灰心泄气。失败、试验，再失败、再试验，终于总结出了一种冷配热制的新法。一种比较理想的肥皂制成了。用此法制出的肥皂碱化好，表面不冒白粉，不变型，既美观又好用。董直夫历来有一种锐意进取的精神，他并不满足于一般肥皂的制作，经过不懈的努力，先后制作出香皂、透明肥皂、黑色肥皂、药皂和中性肥皂等，很受医院、部队的欢迎。
一天，鲁中军区供给部部长王继武和政委张玉华同志急火火地找到我。张政委说：“由于日军加紧了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染料价格飞涨了若干倍，而且很难买到。现在经费很紧，眼看冬天将临，要尽快解决部队冬装的染色问题，让材料所设法搞出染料。”王继武部长接着说：“限定5天内完成任务。”看着他们那满面愁云和期待的目光，我略加思索说：“把这个任务交给董直夫吧！”他们非常同意。我们向董直夫讲明后，他仍然像每次接受任务那样既果断又坚定地说；“行，一定按时完成任务！”当问他有什么要求时，他只提了一条，希望得到供给部的支持和被服厂的合作。王部长和张政委都满口答应了。
当时材料所刚搬到朱家庄，还未安顿好，董直夫的爱人芦安云又面临分娩，突然接受这一艰巨任务，能否完成好，我为他捏着一把汗。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董直夫在接受任务的当天，就带领化工组的王永全、王毅、曹敬先、周世贤和被服厂的三位工人，投入了紧张的试验工作。他们在化工组的院子里临时支了一口铁锅，对布进行了精选和漂白处理。次日开始染色试验。他们有铁黄、槐黄、碱槐黄、铁槐黄、碱铁槐黄、土褐、蒸发铁煮黄、铁煮绿、草绿、浸法铁煮黄、枸铁青等11种染料配方，分别将11块布染好晒干，钉在平板上，由评选组评选出保护色最好、价格最低的一种颜色。最后选中了铁槐黄，这种染料是由黑矾、槐花和白碱三种原料合成的，价格低廉，而且可以就地取材不用外购。经供给部王部长和张政委批准，决定冬装染铁槐黄色，拍板定案后，仅几天的时间他们就完成了染色任务，受到了王部长和张政委的表扬。尔后又相继解决了鞋面布和汽车篷布的染色问题。董直夫完成任务后，才想起他爱人分娩的事，便三步并作两步，急急忙忙往回赶。还未到家就传来了他爱人不幸病故的噩耗。她是因产后感染，耽误了治疗而去世的。董直夫为失去了一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和伴侣而万分悲痛。董直夫的每一项技术革新和创造，都是与她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分不开的。
董直夫造肥皂、制染料的消息，迅速在军区机关部队传开了，打那以后，后勤工作中遇到技术难题都找他。
一天，鲁中军区供给部王部长又找到董直夫，说解放淄博缴获了30台汽车，有司机没汽油，想让他设法解决汽油问题，若不能解决油的问题，就是把汽车毁掉也不能让敌人弄走。当时董直夫正忙于总结经验编写一本书，他接受任务后，毅然放下写书，先设法解决汽油问题。他想出了用酒精代替汽油的妙计。由他设计造酒精设备的图纸，兵站处承担建厂的施工任务。因时间紧迫，他们连续大干3天3夜，第一个酒精厂在新泰城里诞生了。随后，又克服了生产工艺上的道道难关，终于生产出了酒精。酒精代替汽油的试验成功了，停在路边的“死”汽车吃饱喝足后叉飞驰起来。人们欢呼跳跃，称赞着能人董直夫。
为加强对新技术的研究工作，鲁中军区决定成立技术研究委员会。兵工厂的厂长邹国资担任委员会主任，董直夫担任副主任，由他俩负责供给和卫生方面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这为充分发挥董直夫的聪明才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他深知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暗自下定决心：为使科学技术工作更好地为部队服务，为争取抗战的早日胜利，甘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他不仅出色地完成了部队首长交给的各项任务，而且还积极协助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解决了不少困难。诸如指导马牧池小学造粉笔，遵照黎玉同志的指示为山东省“战工会”建起了能生产肥皂、牙粉等日用品的“飞行工厂”，帮助群众研制染料等。
董直夫在出席山东军区抗日战争5年总结大会前夕，对鲁中军区药费的开支进行了一次匡算，自制药品占药品总量的96%，而花的成本费只占总药费的10%；从城市采买来的药品占总用量的4%，而花费的药费却占总药费的90%。1942年春，在鲁中军区供给部召开的增产节约会议上，董直夫因工作积级、成绩显著，被评为劳动模范。大家称赞他是后勤战线上的技术能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