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我在山东省联合剧团工作，当时正在为庆祝十月革命节而紧张地忙碌着。
侵华日军调集了5万兵力，对我沂蒙山区发动了惨绝人寰的大扫荡，剧团停止了演出，上级决定我们到南墙峪一带疏散隐蔽。全团分成小股活动，有的同志化装成老百姓就地打埋伏。我和鲁茜等几个同志结合在一起，转山头与敌人周旋，设法向外突围，晚上就睡在山野小村。一天清晨，我们刚走出村口，迎面看到两个穿便衣的年轻人，经我们和对方试探性对话后，得知他们正是我军负责联络的人员，他们为我们指明了去泰山区的路线，经过两天的跋山涉水，终于到达了我军指挥部所在地。到达驻地后两天，我忽然又发起40℃以上高烧，我被带到卫生部看病，当时为我诊病的正是山纵卫生部长白备伍同志，我没有叙说病史，也不想做什么检查，只是吃了退烧药，我是第一次认识白部长，他却对我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好感，而我当时是那么的单纯、腼腆。
反扫荡结束后，剧团很快从分散的地点集中，我们团内除队长指导员二十一二岁外，其余都是十几岁的小青年，大家怀着无比兴奋的愉快心情，唱歌、跳舞，并以各自反扫荡的经历，写成短文，出了一期琳琅满目的墙报。有的是“两条铁腿渡过了反扫荡”，有的是“一个跟斗（从山上滚下来）渡过了反扫荡”。卫生部的驻地和剧团的村子只隔几个村庄，备伍同志好几次骑着马来剧团看我们。1942年春天，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剧团的组织要有所变动，团员们根据工作的需要，各自走上了新的岗位，我被调到山纵卫生教导队学习。这是一所直属卫生部领导培养医师的学校，不幸我入校不久又发起高烧，不仅高达40℃以上，而且持续多日，间隙又反复发作，牙龈出血，人也日渐消瘦。邓队长看过后总是说：“不像伤寒，不像回归热，究竟是什么病？”由于敌伪军对根据地频繁扫荡，学校经常要转移阵地，我一直发烧不能行军，同志们抱着高度阶级友爱之情，一次次把我抬在担架上随军前进。事实上我已不能跟班学习，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邓队长去卫生部汇报工作时谈起了我的情况，他请来白部长为我看病。这次病史问得很细，并提醒要我与他配合，为我做检查，当他摸到我的脾脏已肿大到平脐的位置，结合我其他体征，他确诊我得的是黑热病，这是一种由白蛉子传染的地方病。因为当时山纵还没有化验设备，故不易诊断，白部长要我马上住院，当时没有药物，只好派人到敌占区去买一种专治黑热病的锑制剂注射用药。我被送进了医院，经过几个疗程的精心治疗，我的病情逐步好转，当时我钦佩他在无化验检查的条件下，为我做出了正确诊断，感激他高超的技术为我治好了病，他确是我的救命恩人，否则我的性命可能就被黑热病夺走了。治病的过程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信任，这年夏天，我俩在黎玉同志主持下结婚了。有一天，他告诉我，他和我还是半个老乡呢，原来在他中学毕业以后，家乡遭受严重旱灾，家庭经济困难未能继续求学，后经友人介绍，来到我的家乡山西省汾阳县汾阳医院工读学医，该院是由美国教会所办，距今已近90年建院史，我的父亲也曾于20年代在该院学习工作过。在当时可算得是各科齐全、设备完善、医疗技术优良的医院，而且也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较早的单位。如解放后的山西省副省长郭钦安、建工部的张介夫、四川省建设厅的李文炯等同志，都曾在该院学习过。备伍在医院四年多的学习期间，他为掌握系统的医学理论知识，曾托在齐鲁医学院工作的叶瑞禾医师，代他购得全套医书，刻苦攻读，十分用心地学习与掌握各科操作技术，为他以后医技水平的提高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他学习成绩优良，操作熟练，很受院方器重，不过由于他思想进步并援助遭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人，故医院没留他在院工作，毕业后，他又回到陕北，193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在葭县螅镇开办了一个小医院，除了为老百姓门诊看病外，主要为我党我军过往人员治疗伤病，购买药物，转送信件等，直接与特委书记郭洪涛同志秘密联系。年底，备伍被陕北军阀井岳秀部队逮捕，医院被迫关闭。拘留了一段时间，敌人未掌握任何证据，经榆林卫生院院长叶瑞禾保释出狱。备伍在榆林卫生院做医生并兼任中学校医。叶瑞禾是齐鲁医学院毕业的妇产科专家，解放后，曾任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备伍在该院受到叶医生的栽培，对妇产科的临床有了较深的造诣。
1938年，备伍受党的派遣，偕同他的亲密战友（前妻）曼云同志在郭洪涛同志带领下，一行60余人，从延安出发，长途跋涉到山东开发革命根据地，共同为部队卫生事业进行开拓性工作。1941年夏，在一次遭遇战中曼云同志不幸牺牲。
我和备伍结婚以后，由于战争环境，工作又不在一个单位，对他工作中有些事情不甚了解。不过44年的夫妻生活，耳濡目染，对他的人品、风格、忠于党忠于人民保健事业的忘我革命精神，深深铭刻在心，永难忘怀，通过这次纪念文集而撰写的那些记忆犹新的往事回忆，更加深了对他的认识和怀念。
备伍对党忠心耿耿，数十年如一日，艰苦创业，任劳任怨，无私奉献；无论顺境或逆境，他干一行爱一行，有革新、有创建。他顾全大局，团结同志，不争功，不诿过，淡泊名利，始终把革命利益放在首位。
备伍光明磊落，组织观念强，在他频繁的工作调动中，无论前方、后方，他都是只身赴任，从没有个人班底。他从不在背后议论人，包括对领导的看法；他珍惜人才，重用人才，善于团结一切与他共事的同志，包括那些曾经反对过他，事实又被证明是反对错了的同志。对待批评，他始终坚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
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他身为卫生部长，掌管全面卫生工作，但他始终和群众打成一片。来找他看病的人，不论职务高低，军队或老百姓，都一视同仁，耐心细心地为每一个来访者治疗伤病，山东解放区的军民称誉他为治病救人的“白菩萨”。
1948年，备伍奉命率前方卫生部及8所战伤医院开赴淮海前线，负责战役卫勤保障，指挥战伤救治及伤员转运工作。我在卫生部医政科工作，也一同前往。前方战斗紧张，战局进展极快，当我们路过合围黄伯韬兵团的碾庄圩战场时，天色已黑，几乎是踏着用死尸堆起的小桥过河，尸横遍野，臭气熏天。卫生部驻扎在距徐州15里路的东贺村，白天敌机不断骚扰，时有扫射，炮声隆隆。备伍要忙于战地救护的组织工作，还常去医院做手术。在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前提下，他提出“快收、快治、快转”方针，对提高卫勤工作的效率，减少伤病员的痛苦，起到很好的作用。但由于战况变化太快，前线部队展开对敌攻击，医院随部队迅速前伸，转移频繁，对重伤病员的救治及供给一时跟不上；有的医院距离前线救护所太远，时值寒冬腊月，增加了伤病员转运中的痛苦，有时延误治疗，甚至危及生命。备伍心急如焚，夜晚总被急电和紧急情报叫醒，有时彻夜难以入睡。有一天晚上，他忽然坐着自言自语地说：“有了！有了。”我问他，是不是在说梦话？他用自信的口气说：“每天往前线运送弹药的几百辆车，都是空车返回，完全可以在每辆空车上带几个伤病员回来，不就能解决大批伤病员的即时转运的问题，减少伤病员的伤亡吗？”第二天一早，他就去找领导，提出他的想法，经上级研究认为这是一项合理化的建议，立刻决定照此执行。执行了两次确实起到了快运、快治的效果，不过后勤部门有人认为，这样影响了汽车往返运武器的速度，又被停用。但这一符合运筹学的运送伤员的方法，在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中得到广泛的使用，确实提高了伤员的救治率，减少了伤残和死亡，成了运动战中卫勤战略方面的一大创造与贡献。
备伍在抗美援朝的卫勤战线上，再一次发挥了他卓越的卫勤战略思想。抗美援朝战争一开始，山东省承担了收治伤病员的沉重任务，他当时是山东军区卫生部长、省卫生厅长和山东医学院院长，为了保证山东省在最短时间内、最大容量收治由各赴朝部队所属医院留给山东的原有的伤病员，及由抗美援朝前线转运下来大批伤病员的急迫任务，备伍利用他军政一统的有利条件，以顾全大局、保证重点的战略思想为主导，雷厉风行，运筹帷幄，精心策划，在省委及军区党委的重视和支持下，在最短的时间内，组建了8所康复医院，一个康复大队。面对这些设备、条件尚待逐步完善的新建医院，立即要收治大批伤病员，他提出了最朴实而又最切合实际的口号是：“住上房，吃上饭，治好病”。稳定了广大医务行政人员的情绪，坚定了做好收治任务的信心。一切从实际出发，逐步地解决这些充满暂时矛盾的复杂问题，从而圆满地完成了从朝鲜前线转向祖国的1.2万多名伤病员的治疗和康复任务。
1952年，他被选派参加中国卫生工作者首届赴苏参观团去苏联参观学习，心情无比激动。十几年的战斗生涯，很希望能有机会学习，充实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以便为迅速改变我国的医疗卫生状况更好地服务。6个月参观学习结束了，同志们深深感到，新中国成立不久，卫生事业和医学教育正同其他行业一样，百废待兴，而苏联老大哥已形成的一套医学教育制度及医疗卫生事业是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备伍向卫生部提出建议，把这次参观学习得来的一套先进经验，分专题整理，编写一本参观报告，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全国。这一建议很快得到批准，并指定由备伍负责主编，由向进、陈真仁、蒲荣钦、丁志辉组成编辑组。
当时我们住在北京德胜门卫生部宿舍，备伍白天在卫生部医疗预防司办公，晚上则足不出户，挑灯夜战。天气炎热，经常是挥汗如雨，经过两个月埋头苦干，不仅完成了<中国卫生工作者首届赴苏联参观报告>，而且编著了<苏联的保健事业是怎样计划的>一书。这两本书的出版，促进了我国医学保健事业的发展，对新中国医疗卫生制度的建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粉碎“四人帮”之后，备伍是上海市政府教卫办顾问．1978年又出任上海市红十字会副会长、会长、名誉会长，这是他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最后一站。尽管他的心脏病逐年加重，经常因发病不得不入院治疗，但是他热爱工作，更离不开他终生热爱并为之奋斗的卫生保健事业。红十字会是国际性群众卫生救护团体，红十字会工作内容涉及面广，联系的工作面也广。上海市红十字会在“文革”中受到严重的破坏，急待恢复。开展工作困难之大，不言而喻。备伍一贯以革命事业为己任，服从党的安排，他干一行，爱一行，面对着需要白手起家的现状，他团结起仅有的几个干部，挤在一个房间办公，认真学习领会政策，积极奔走于市领导及有关区、局之间，争取理解与协作，不长的时间内，全市各级红十字会组织得到了恢复，而且在工作内容上有所发展，开展了许多为人民服务的新项目。
特别是他对残疾人的健康给予了极大关注。到红十字会工作以后，他考虑到社会上伤残者（由于战伤、工伤、自然伤害各种原因造成）与日俱增，这不仅为伤残人本身造成极大痛苦，而且给家庭和社会也带来沉重负担和种种困难。他从80年代开始酝酿成立残疾人福利机构，先是建立福利站，包括：选址、征地、设计图纸、经费，一一都需要落实。经过多方努力，在1981年国际残疾人年纪念大会上正式成立了“上海红十字社会福利站”。遵照市政府领导批准的文件精神，在福利站建成的基础上，市红十字会为建立福利院，又请市一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刘广杰医师协助对5738名肢残人员进行了调查，其中可手术治疗的1243人，手术后仍需理疗。1982年又与刘广杰医师等研究发起成立“伤残康复协会”的计划；同时着手筹建残肢人理疗室，为了选购理疗用地，他以顽强的毅力，锲而不舍的精神，不遗余力地进行多方的交涉，联系请求，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在虹桥地区买下了一处楼房，经过整修，已可安放20张病床，后又得到日本红十字会的赞助，捐助了两台理疗仪器，这样可以正式收治病人了。他曾说这件事办不成，死不瞑目，但不久他又住院了。有同志到医院看望他，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劝劝老白，他的心脏病那么严重，不要再搞什么力不从心的创新、改革了，工作是无止境的，革命自有后来人么！”我把这话转告备伍，他若有所思地笑笑：“人活着总要为实现理想做些什么，一旦闭上眼睛了，就什么事也不能想、更不能做了。”
1985年备伍去北京参加中国红十字会第四次理事会，会议尚未结束，他突发心脏病住进北京空军总医院，待病情略为好转，我陪他回到上海。由于劳累及气候的变化，他又发生了心肌梗塞，急诊住进华东医院，经抢救病情逐渐稳定。住院期间，他非常关心先进国家采用搭桥手术治疗冠心病的进展情况，考虑到我国开展这一工作的现状，他不只一次地向医院提出：“上海医技力量比较集中，医学水平也高，可以考虑在上海带头开展这项工作”；并要求院方为他组织一次会诊，他愿意做一个病例，接受这一搭桥手术，他说事情再困难，也要有个开头，“不论成功与否，我愿意带这个头。总结出经验和教训，可以为今后抢救更多的心脏病人的生命提供宝贵资料。”他要我为他写报告给市教卫党委，要求批准他的申请，华东医院对此很重视，但由于他病情反复，不断恶化，已不具备手术的条件，他的愿望只好以遗憾而告终。
病危前几天，他要我在他病床前执笔记录他口述遗嘱，反复嘱咐我在他死后，把遗体捐献给上海医科大学做医学研究。遗嘱写好了，他可能还不放心，又曾试图自己亲笔写，但他那颤抖的手已不听指挥，写出的蝌蚪文字已无法辨认。
6月13号凌晨，他突然全身抽搐，眼睛紧闭，神志不清，我和从外地赶来上海看望他的女儿白效兰、白效曼都守候在他床前，黄铭新教授亲自主持最后几个小时的抢救工作，儿子白效洪从外地开会刚赶到床前，他的心脏就突然停止了跳动，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我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与效兰、效曼、效洪宣读、研究执行他的遗嘱，并向来医院看望的市领导同志展示了他的遗嘱：“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告别仪式，遗体捐献给上医大，供医学研究……”市领导非常重视和赞赏他的献身精神，决定：“尊重他本人遗愿，遗体送往上医大，作医学解剖取出一切有研究价值的脏器后，遗体火化。”就这样，备伍遗体在不到20小时就送往上医大解剖室。在第二天的中午，市委的老领导、新领导放弃了中午的休息，利用会前的空隙，亲自来到上医大的解剖室，送别了备伍。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老年报、红十字会报，接连几天先后以醒目的标题，报道了备伍为革命奋斗终生最后把遗体献给医学研究事业的事迹。
备伍走了，又是这样的仓促，我的全家和许多来家中祭奠的同志都久久沉浸在哀伤中。亲爱的备伍，1982年是你首先联合卫生界一些同志，共同倡议“捐献遗体，开一代新风，为医学作贡献”。你第一个在倡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次我和孩子们已忠实地执行了你许下的诺言，履行了“在你身后仍为祖国医学研究事业做贡献，为创造精神文明而献身”的遗嘱。安息吧！备伍，我们将永远学习你的革命精神，以你为榜样！为你而骄傲！
（作者为白备伍的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