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一天，我接到支队部的电话，要我立即去支队部。我向营首长报告了一声，就匆匆忙忙地朝司令部驻地走去。戴季英首长早已在他的办公室门前等着我哩!他认出了我，健步走到我的身旁。我报告说：“特务营政治干事胡少卿报到。”接着他把我引到了他的办公室。支队部驻地在太平集，首长的办公室是一间破旧的小房问，房子里陈设很简单。坐下以后他让我先谈谈对当时的形势的认识，又问我对藕塘附近的地理、民情的了解。戴季英同志听得非常高兴，不时地露出笑容。他突然问我：“胡少卿同志，你能猜到我叫你来有什么任务吗?”我答道：“不知道。”他笑了笑，站起来在房子里慢慢地踱了一圈说：“我要给你的任务，你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你懂了吗?”我心里忽然…、亮，也站了起来，随即问道：“是不是要我去发展地方武装?”
他立即走到我的身旁，拍了拍我的肩膀，连声说道：“对，对了，你是理解我的意思了。当前的形势你谈得很对。我们周围已经有了一批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关键是要我们去发动和组织他们。”接着，他以命令的口气对我说：“胡少卿同志，从明天起，你就离开部队，去藕塘地区，组织藕塘游击队!”我又急切地问：“我到藕塘去找谁联系?”他很风趣地对我说：“找谁联系?这还不清楚，去找藕塘人民嘛，这任务就交给你了，就你…个人去!”
这时，戴季英同志郑藿其事地说道：“我现在正式任命你，胡少卿同志为藕塘游击队大队长。如果游击队发展成了一个团、一个师、一个军，那你是团长、师长、军长。”接着，他又进一步告诉我说：“我们开展革命工作，建立革命队伍，从来就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但是，你还需有思想准备，凡事开头难。开头可能会有许多难题，要你自己去解决…一”听到这里，我再也坐不住了，立刻站起来，向首长行了个军礼告别。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连声说道：“祝你成功!祝你胜利!”税E回答说：“决不辜负党的希望。”
就在第二天下午，我告别了特务营的领导和战友，离开了我战斗多年的部队，踏上了新的征程。我越走越觉得肩上的担子沉重，现在组织需要我去独立工作，光有决心和勇气是不行的。我决心从头学起，边干边学，做好工作。藕塘地区抗日民主政府对我非常支持，协助我在藕塘地区召开了各种宣传报告会。在会上我给群众讲当前的形势，号召抗日民主力量大团结。几次动员报告会开得很成功，不少有志的青年和我交上了朋友，于是我就进一步和他们研究组织游击队的事。没有几天，就有几十个青年要求参加游击队。我觉得时机成熟了，就在藕塘镇设立了一个临时报名登记处。登记处一设立，从早到晚都有来访的四乡青年。他们来了，不管是来一个人或是两个人，我都给他们讲抗日的道理，讲当前的形势，讲我们的设想和打算。经过我的宣传，大约十天以后，报名的青年已经有百十个了。
经过请示部队领导和民主政府，决定在七月二十日正式宣布成立“藕塘抗日游击队”。藕塘突然热闹起来了。早晨，从四面八方来了许多乡村的青年，聚集在藕塘镇中间南排一家店铺的门前。突然，街上鞭炮齐鸣，人声鼎沸，把整个镇子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吸引了过来。人们在鞭炮的烟雾中看到了一面红绸大旗，红旗上写着“藕塘抗日游击队”几个大字。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宣传机会，就将我前一天晚上准备好的讲演稿拿上，从店铺里拉出一条长凳子站了上去，将国内形势和建立藕塘游击队的必要性以及游击队的性质任务，向群众宣讲了一遍。当我讲到藕塘地区有志青年应该组织起来，拿起土枪、长矛向敌人勇敢杀去时，人群里立刻响起了一片“杀杀杀，杀死侵略者；打打打，把日本鬼子打回老家去；冲冲冲，冒着敌人的炮火冲向敌人”的吼声。我立即把自愿报名参加游击队的签名簿向群众一亮，放在前边一张桌上，哪想到群众一拥而上，把一个签名簿抢来夺去，弄得谁也签不成。这时候，我采取了一个应急措施，叫凡是愿参加藕塘游击队的都在左边站队。一时间，店铺的左边排出了一条长龙。报名人真不少，我们又挑选了三十名青壮年。打这以后，我们藕塘游击队就有了一支一百五十人的队伍。
我们游击队成立以后不几天，滁县曲亭店一名青年庐康民突然来找我。他第一句话就说：“我搞起了民族自卫队，现在有一百多人，都是全副武装，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统一行动，团结抗日。”我见这个人如此利落爽直，就以诚相待，向他讲解了我们党的方针政策以及我们组织游击队的意图。他更是诚恳地讲了自己的出身和他们搞武装的经过。他是个农民出身，识几个字，不大懂什么革命理论，只是在日本鬼子逼得走投无路时，才拿起了刀枪，组织了乡村的一些有为的青年，搞起了武装。我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请他回去和大家商量两方合并的方法。几天以后，他又来了，说他们同意合并，只是要求不要打乱他们原来的编制。经过请示支队部领导，把我们原来藕塘游击队编为第一中队，由特务营派来一位同志任中队长。庐康民带来的一百多人编为第二中队，由他任第二中队队长。接着我们的队伍就离开了藕塘，开往藕塘以北的三河集继续开展群众工作，以后又建立了第三中队。我们建立起了一支游击大队，共四百多人。
我请部队首长派来了一位大队长，他叫陈梓干，我担任了大队教导员。藕塘游击队进驻三河集以后，主要任务是开展基本知识的教育，使所有队员懂得革命的道理，了解党的抗日主张，提高政治觉悟。再就是基本军事知识的训练，使这支由民众组织起来的武装队伍，具备比较好的军事素质。训练十分紧张，每天有一定的文化、政治教育课和军事操练课，也有一些娱乐活动。大家在训练期间，像正规部队一样，纪律十分严格。我们还开展了爱民活动，公买公卖，说话和气，帮助贫苦农民。三河集的人民也热爱我们游击队。我们没有营房，住的是民房，群众自愿送柴送米，军民相处一起，真像是一家人。
我们大队部设在三河集一个开明地主的院子里。这家主人姓何名三宝，小时候读过一些古书，好交朋友，仗义疏财。我觉得这个人确实开明，就把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粮出粮，有枪出枪的道理讲给他听。他表示愿意出钱出粮支持游击队，同时也表示愿意说服其他人共同行动。于是，他就自愿出去串连了。几天以后，他告诉我，已经联络了十几户财主捐款捐粮。他同时还提出了一条建议，由他出钱办几桌酒席，要我们游击队出面下个请帖，把附近的地主、名绅都请来吃饭，在席间要我讲讲抗日保家救国的道理，号召大家捐款捐粮。我和游击队几个中队长研究，决定采纳何先生的意见。
这天，天气晴朗，三河集“闻香下马”饭店从楼上到楼下拉开几张桌子。三个中队的干部分别站在几张桌边与来客一一握手，互道姓名，气氛十分热烈。我讲话以后，何先生接着补充了些客套话，末了他号召大家都来出钱支持游击队。接着由何先生跟其他几位乡绅带头，当场解囊，你五百，我一千，共捐助了十几万元。有了钱，我们就筹备做军服。我们在市场上买了些土布，用稻草灰做染料，把土布染成银灰色。然后请来了几位裁缝，按照新四军的服装样式，做成了四百多套军服、军帽和背包、绑带等，又买来皮带，每人一套，把游击队全部装备起来了。剩余的钱，作了伙食费和办公用费。打这以后，我们的吃、穿、用等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我们藕塘游击队，除了庐康民领导的第二中队有一百多条长枪以外，其余都是大刀长矛。因此，搞枪支弹药就成了我们的主要问题。当时我把这个问题提交全体同志讨论，结果大家提出了三种意见：一种是向支队写报告，请上级发给；二是动员乡绅捐枪捐弹药；再就是向日伪军夺取。这三条我最不赞成的是第一条，因为我们革命军队的传统就是有困难自己解决，从不把矛盾上交。我们又冷静地分析了一下敌我力量的对比，觉得现在就领导着没有经过战争锻炼的队伍，去袭击日伪军的据点夺取武器，条件还不成熟。我认为先实行第二个办法，然后实施第三个办法比较稳妥。
动员乡绅捐献枪支弹药，这跟动员他们捐钱捐粮可不一样。当时，乡绅们自己准备枪支弹药，都是秘密进行的。我们找不准对象，不仅动员不出枪支弹药，甚至可能使他们惊慌不安，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利。即使对象找准了，他们愿意把枪支拿出来，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就把中队的几个干部组织起来，分别到四乡村子里去，广泛地开展了社会调查。有天晚上，一个战士来向我报告，说今天他父亲来看望他，他父亲讲五年前在给一个叫王义明的地主打长工的时候，见到他家有两支长枪、十多颗手榴弹。接着，我问了详细情况，决定在当天晚上就去王义明家。去的时候，我带了这位战士和中队三名干部。让他们都守候在门外，我一个人上前去叫门。当他的长工把我领进他家堂屋的时候，他一看是我，客气地叫了一声“胡队长!”我向他打了招呼，对他上次捐款表示了谢意。我是有求于他才来的，就直说：“先生是明白人，我们藕塘游击队成立以来，乡亲父老给我们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可我们现在还没有和敌人对阵。我们也很感不安啊!”“哪里，哪里……”他见我把话说到这里，忙替我圆场：“贵军刚成立，还缺少枪炮武器，难道还能赤手空拳的去跟日伪军拼嘛!”“是的，王先生说的很对，为了抗日卫国，我们的游击队就需要有更多的武器。今天，我正是来请王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出一点力，想来你一定是肯帮忙的。”我的话刚落音，他从座椅上站起来，从宽袖筒里掏出一条手帕，不断地在额角上擦着。我接着又说：“先生的两支枪和十多颗手榴弹，我想现在到了物尽其用的时候了。”“这，这……”他迟疑了一会儿，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是的，是的!”他被我追得实在退无可退了，就老老实实地说道：“不瞒胡队长，那些年月地方上很不安宁，我是托妻弟秘密买了两支长枪和十几颗手榴弹，目的是保家自卫，实不相瞄，四五年来一直放在地窖里。贵军没有武器，我愿意捐献出来。”我一再申明，要出于自觉自愿，我们绝不把这事声张出去，但在功劳簿上给他暗记、一功。后来，我们替王义明保密，而他自己却不但不保密，还主动做了我们的义务宣传员，主动去到有枪支弹药的人家里去，劝说他们说迟交不如早交。捐献枪支弹药的活动，很快在三河集、藕塘一带展开了，不到一个月，我们就收集了五六十条长枪和几百颗手榴弹，又武装了近半个中队。
在三河集与明光镇之间有一个叫东岗的地方，那儿有个伪军据点，是伪军在明光大本营的前哨。这里驻了一一个伪军中队的兵力。只要东岗枪一响不到半个小时，明光的日本鬼子就会出动，从四面八方包抄而来。根据敌我双方的力量，我们研究以后，决定了以政治攻势为主，瓦解敌人，争取伪军带枪投诚。我们了解到，在我们的管辖区内有个叫张志良的人，在东岗伪军里当班长。我就带了几个同志先去张志良的家里。张志良的家里很穷，有个生病的老父亲和三个孩子，最大的孩子还不到十岁。全家人住在一间破茅草房里。当我们来他家的时候，他父亲正半躺半坐地靠在炕墙上，不断咳嗽喘气。他见到我们想坐起来，动了几动还是抬不起身子，慌慌张张地说：“队长，你闹错了，我，我真该死……”“没有闹错，听说你家有困难，先给你们送点大米来。”他忙拉着我的手，不让把东西放下，颤抖抖地说：“错了，错了，你们弄错了呀!”“我们是不会错的!”我笑了笑安慰他说：“你是说你的儿子在伪军当班长吗?我们调查过了，他是被拉壮丁拉去的，不是真心当汉奸，咱们都是中国人，他怎么能真心给日本鬼子卖命呢?”这时候张志良的妻子突然闯了进来，一头跪在地上，哭着对我们说：“胡队长的话我全都听到了，我们有错，可再不能错下去了。我明天就去看志良，叫他再不要当伪军了。”我给他们讲了一些抗日救国的道理和当伪军的黑暗前途，并同意她劝志良早日弃暗投明。说完我们就放下带来的东西走-r。第二天，张志良的妻子就到队部来找我r。她说志良愿意给游击队出力办事，可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要我们给他布置具体任务。我就把印好的传单拿r些，要她带给张志良，叫张志良设法在东岗秘密散发。我请她转达：希望伪军中的人带枪投诚，带一挺机枪奖一千元，一支长枪奖二：百元。投诚以后本人愿在我们游击队干的，我们热烈欢迎，不愿干的我们发给安家费，让回家去。但是，绝对不能做坏事。像这样的工作，我们游击队干部在管辖区还分头做了几户，并且动员人人都做伪军的政治瓦解工作。二是，村串村，户串户，亲戚串亲戚，很快展开了一场政治攻势。一天夜里，张志良带来两个人，带着两挺机枪和几箱子弹来投诚。张志良说，他这次出来很秘密，敌人不会怀疑，打算返回东岗去，再做些工作。我们同意他返回东岗，并立即派人把奖给他们的两千元送到家里。
五天以后，张志良又带着一个班全副武装来投诚了。我们趁机召开了欢迎会，扩大影响，对敌人进行攻心战。这次欢迎会震动很大。不久，又从东岗接二连三地来了不少带枪投诚的人。我们游击大队很快就武装起来了。同时由于我们不断地围困东岗，晚上捕捉他们的联络人员和切断据点电线，使敌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撤掉了东岗据点。有了武器，我们的军事训练就抓得更紧了。除了在操场上教学以外，我们还经常把队伍拉出去围攻日军的大本营明光镇。因为我们是实战演习性的，只是对他们的关卡设防进行一些佯攻，达到扰乱敌人的目的。当敌人大队人马出击的时候，我们就分成许多战斗小组，消耗敌人的弹药。每到深夜，我们就派出许多小组，东一枪，西一枪，对着敌人的炮楼开火，常常搞得敌人机枪连声吼叫。要是哪一夜敌人的机枪不叫、迫击炮不响，我们的队员就睡不着觉，总要三三两两地出去，直到把敌人的枪炮弄响才肯回来。正当我们准备向明光的日本鬼子发动较大战斗的时候，接到了上级的一道鼓舞人心的命令。
这是一九四O年春的一天，我们藕塘游击队被编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十二团第二营，我为该营的教导员。我们奉命立即离开三河集和藕塘地区，向淮南浦津路东开进，去粉碎日伪军向淮南路东根据地的“扫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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