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备伍同志是优秀共产党员、杰出医务领导者、党的好干部。他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但他毕生奉献干人民的光辉业绩，是永远令人怀念的。
白备伍同志是陕北葭县南区白家岭人。小学和我同学，同在开明士绅李鼎铭先生在桃镇办的小学里读书。李鼎铭先生办学办得好，我们葭县、米脂的小学生都争取到他那里就读。他经常给我们讲历史，讲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以我们对帝国主义非常仇恨，孕育了我们反帝的思想。白备伍同志进入中学后，时值蒋介石“四一二”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大众，他痛恨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径，同情共产党。
30年代初期，他在外国人办的山西汾阳医院所属的医校读书。在校期间，在他和同学郭钦安（山西省原副省长）的掩护下，常有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和干部来看病。1933年12月，我从北平回陕北的时候，路过山西汾阳去看他和住院的党的干部，当时他们的医院（美国教会办的）就在汾阳。1934年他回陕北老家，我去看他，陕北党团特委委员准备在清明节前聚在他家，召开陕北党团特委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崔田夫、马明方、高长久、张达志、崔田民、李铁轮同志和我。为去参加这次会议，我和崔田夫同志买了一只羊，带着供品，打扮成去葭县白云山敬香还愿的农民。从绥德南区出发，到绥德北区吉镇找探元接头，此人原是党员，我们不知道他已叛变了，连喊几声都无人答应。我们即去葭县南区白家岭白备伍同志家。估计由于探元的告密，从吉镇追来四个伪兵，我们赶快分散离开他家，转移到神堂沟开会。这次会议对推动陕北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有重大的作用。
在这期间，我介绍白备伍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要他留下来，在陕北办一个医院，买药救护伤病员，让他们伤好后再上前线。在这方面，白备伍同志对陕北游击队是作出了贡献的。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白备伍同志先后到绥德警备区司令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属的医务处工作。在当时的医务处长傅连璋同志那里做医生。1938年4月，中央决定我去任山东省委书记，抽调了60多名干部去山东，白备伍同志主动要求随队前往。到山东后他任四支队医务处的政委，以后又任山东纵队卫生部长。当时部队缺少医务人员，他就因陋就简，自编教材，开办医务学校，为部队培养医务人员。当时的学员连生理知识都不懂，他就解剖敌人的尸体来传授医务知识，培养了大批的卫生干部，治疗了很多鲁中部队下来的伤员。这件事当时受到了毛主席的奖励。
在罗荣桓的一一五师来山东后，他出任该师的卫生部长兼山东军区的卫生部长。新四军来后，他又担任新四军卫生部的副部长。敌人“大扫荡”，我军下来的大量伤员，都是由白备伍同志建立的医院治疗的。
解放战争期间，白备伍同志身为华东前方卫生部长，亲赴淮海战役的最前线，组织指挥救护伤员的工作，提出了“三快”的办法：快接收伤员、快转、快治。利用往前方送给养和运送炮弹返回的空车带回伤员，挽救了无数伤员的生命。这个“三快”的工作方法很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也被普遍运用。
解放后，他历任山东军区卫生部长兼山东省政府卫生厅厅长、山东医学院院长、华东行政委员会卫生局局长。到上海后，他担任上海人民委员会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卫生部血防局局长兼中共中央血防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主任，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副主任。以后又任上海市红十字会会长、名誉会长。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迫害，被“开除党籍”，送“五七干校”“改造”。但他坚信党，坚信马列主义，坚持为人民服务。他在那里给许多干部和同志看病。平反后，他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在上海市发起捐献遗体给医疗事业的活动中，他首先签了名。在1986年6月13日他去世后的第二天，他的学生们身穿白大社}，含悲忍泪，在尸解台上，实现了白备伍同志的遗愿。半个多世纪以来，白备伍同志将毕生的精力奉献于祖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奉献于人民的精神，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他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1996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