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伍同志逝世已十周年了，回忆同他相处的日子，他那可亲可敬的神态似在眼前一样。
1939年在八路军山东纵队时，我们就曾相识，直至他患重病时，在病床前我们还握手互道保重。不料过了不久他却突然去世，我内心悲痛万分。在40多年中，我们曾多次在一起工作，特别是1944年在山东军区后勤部和上海期间，接触较多，他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首先备伍同志称得上是我们第一代的党员医疗卫生专家，在战争年代，日寇不断向当时还很小的根据地进行突然袭击，大搞“扫荡”，伤病员较多，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对伤病员执行既要精心治疗，又要随时转移和保障安全的方针。而远离指挥部的医院要单独行动，既少武装掩护，又缺敌情来源，在这种艰险困难的独立作战斗争中，山东纵队直属医院从未遭到重大损失，这实在是个奇迹。这种奇迹的出现，一方面是靠根据地群众舍命保护，另一方面确是白备伍同志领导有方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在淮海战役时，为抢救大批伤员，他提出“快收、快治、快转”的“三快”方针，使伤员能得到快治，早愈，短期内重上前线。这都显示了备伍同志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领导艺术和应变才能。在山东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上，他从干部培训、医德培养到各种制度的建设都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其次，给我留下了另一个深刻的印象是备伍同志的平易近人，平等待人，量大容人，对事不对人的高尚品质和长者的风度。1939年时，在医疗人员严重缺乏的情况下，他身为卫生部长，却常常亲自为伤病员看病。不管找到卫生部来的是什么人，不分职务高低，不分亲疏，他亲自热情接待，详查病情，对症下药，使患者满意而归。1944年三查三整，发扬民主，有些同志对他提了一些意见，其中有些是不符合实际的，有的还是恶意中伤，他均能泰然处之。事后对这些同志，也从不计较，照常培养使用。他入党较早，资格老，职位高，可是他从未提出过个人的特殊要求，生活简朴，律己很严，为人忠厚老实，很得人心。这种内在素质，是最好的身教；而这种素质确是最可宝贵的，也正是使人永远难以忘怀的。
其三，备伍同志十分关心上海的发展进步，在病床上还一再向我询问上海各方面的情况，对几年来发展缓慢等种种问题，非常关心。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切中要害。可告慰备伍同志的是：十年来上海已经“大变样”了，关键是领导变了样，新领导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一心一意搞“四化”，坚持民主集中制，团结起来向前看，并富有进取创新的才能。备伍同志在重病时仍然这样关心大局实在令人感动！
一代新人胜旧人，革命事业已后继有人，江山将更显娇艳，祖国将更加绚丽！备伍同志安息吧！
1997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