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备伍同志是我们革命队伍中的一位老医生、老同志，是陕北、山东和整个华东革命医务事业的创始人之一。他从1934年为红军开办医院、治病，直到最近默默地停止呼吸，将遗体献给医学事业，半个世纪以来，为我党我军的医务事业，为广大干部、人民救死扶伤，尽心竭力，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白备伍同志的崇高精神境界，质朴敦厚的品德，助人为乐的风格，治病救人的业绩，为同志们所钦佩，为华东广大军民所敬仰。
白备伍同志1909年出生在陕西葭县，以一位开业医生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阵营，终生奋斗不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革命队伍限于农村条件，原来懂得医务技术、从事卫生工作的同志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由于从中央苏区经过长征的傅连璋同志和陕北的白备伍同志等这些老医生的带领、培育、言传身教，起着“老母鸡”的作用，一批一批的医务工作者成长起来。抗日战争爆发后，敌后方根据地蓬勃发展，山东建军伊始，极端缺乏各种人才，其中医务工作者奇缺，军队和地方的医务工作可以说是个空白。早在1938年5月，白备伍同志奉党之命，经过毛泽东同志谈话和鼓励，从陕北高原冒着生命危险，经过艰苦的长途行军，强渡黄河，穿过敌人层层封锁线，到了新开辟的以鲁中沂蒙地区为中心的山东根据地。山东先后在徐向前、罗荣桓、朱瑞、黎玉、肖华等同志领导下，以建军和对敌斗争为中心，开展了各项工作。白备伍同志便是新组成的山东纵队的卫生部长，以后又任山东军区、一一五师卫生部长。当时山东根据地有鲁中、鲁南、滨海、胶东、清河、莱芜等战略区，不久还划入冀鲁边区，这些战略区都归山东军区、山东纵队指挥。山东全军的卫生机构和工作，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在以白备伍同志为主的主持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设起来的。以后，山东部队与新四军统归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指挥，白备伍同志担任华东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参加主持了华东军区的卫生工作，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解放后他转到地方，在山东、上海和华东大区长期担任卫生部门、医务教育方面的领导工作。
1940年夏季，我由抗大一分校到山东纵队参加党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在军区和纵队机关认识了白备伍同志，他不但负责卫生部门的领导工作，而且总是带着听筒，穿着白衣，为同志们看病。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像一个长者关心每一个伤病的干部和战士，并为驻地群众看病。这种朴实、和蔼、勤恳的作风和高尚的医德，贯穿着他的一生。1948年初，我在渤海患黑热病后又动手术，处于极度衰弱状态，住进了驻在乐陵王家集以曹国珍同志为院长的第十四野战医院。有一天，使我喜出望外，老战友曹国珍同志陪着远道跋涉而来的白备伍同志到何以祥、覃士勉、郭志远同志和我的病房来检查、看病。那时的病房都设在农民家。白备伍同志仍然是那样和蔼可亲，问长问短，对我作了全身检查，非常细心地留下医嘱。当时我们是由我军俘虏的日本医生看内科、国民党军医官动手术。俘虏医生看到军区卫生部长深入病房，亲自为病人诊病，对我军高级医务领导人的这种优良作风，深感敬佩。在战争条件下，相距千百里分散的农村，能够再次见到白备伍同志，并得到他的关心、诊治，使我在精神上确实感到欣慰，对战胜疾病是一种鼓舞。随后，白备伍同志便策马赶赴淮海战役前线，担任华东前方卫生部长，在干军万马中指挥战场上的救死扶伤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上海，时常见到白备伍同志。我常暗自为这位老白衣战士朴朴实实、勤勤恳恳、默默不息地战斗在医务战线而感动。可是10年浩劫，像他这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平易可亲、与人无争、一无他求、一生治病救人的老医生、老同志也逃不脱被冲击、挨批斗、受折磨的厄运，并且被“开除了党籍”，最后在“五七”干校所谓的“红九连”长期集中劳动、“改造”。有一个时期我和白备伍同志被编在一个班，成了朝夕与共的难友。这时，白备伍同志被折磨变得非常沉默，身患高血压、心脏病，除了步行上班劳动外，不肯多言，他只是与最熟悉的同志谈心中，才微露精神上的痛苦和对“文革”的一系列疑问与反感。那时我的老伴受到折磨，重病卧床，在偌大的上海一时竟然失去了正常的医疗条件，缺医少药，常常不得不自想办法延续生命。这期间白备伍同志出于高尚的医德和革命友谊，主动出来愿意为她诊治。他那时年高有病，竟爬上高楼到我宿舍为病人诊察，以一位长者和医生的慈爱之心，朴实诚恳的态度，安慰病人，提出措施，鼓舞了我们全家。他给予病家的不只是医疗，更重要的是革命友谊和人道主义精神。在那漫长的黑暗年代，许多同志都是在艰苦患难中互相帮助渡过来的。完全可以这佯说，就某种意义上讲，我家的病人是依靠同志们的友谊救活过来的。在“五七”干校，白备伍同志经常拿着听筒主动愉快地给同志们看病，有求必应，他觉得这是长期靠边唯一有意义的工作。
使我难忘的是“红九连”这个颇具讽刺意味、令人反感的名称，实际上是集中看管老干部的地方，在“四人帮”被粉碎的那些日子，真的红火起来了。同志们兴高采烈地冲破10年的压制，好像送走了瘟神，出了“炼狱”一般，自发起来展开了各种活动。许多在大革命、10年内战时期入党、70岁上下的老人，如夏征农、靖任秋、李培南、黄逸峰等同志，也拿着小旗、呼着口号，在锣鼓鞭炮声中参加到群众的行列，一次又一次地到淮海路、延安路闹市区游行，表达欢欣鼓舞的心情。这实在是令人激动的罕见的场面。白备伍同志是积极参加游行的老同志中的一员，他一向沉默寡言，这时迥然不同，喜笑颜开，发表感想，投入到欢庆的海洋之中。
由于友情的驱使，多少年来我有时间总要到白备伍同志家和医院去看望他。最近我到外地，一些老同志怀念他、问候他，当我回来准备向他转达时，突然接到张令仪同志的电话，噩耗传来使我震惊失措。我只得到上海医科大学的解剖室，向安卧在台上的白备伍同志告别、致敬，我禁不住流泪默念：安息吧，白备伍同志，同志们永远怀念你，学习你寡欲无私，唯有人道不舍；淡名泊利，只求光明永随的崇高品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