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立即将工作重心由一般的抗日救亡运动转变为武装斗争，指示豫东特委马上组织西华县的人民抗日武装。
西华县是我党在豫东的老区之一。早在一九三三年，我北方局就派沈东平同志到西华开辟工作，以后又接连派了路岩岭、王子英、王其梅、刘作孚、范亚峰等同志，在西华开办学校，发展组织，宣传革命，唤起民众，团结、争取、改造地方武装，先后组建了西华中心县委、豫东特委。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西华县委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举办了“抗日训练班”、“军政干部训练班”，成立了“少年抗日先锋队”等抗日组织。
我地下党员楚博出任西华县长后，这里的抗日救亡运动更加高涨，很快席卷全县，并逐步控制了各区的领导权。当时的一区长魏风楼、二区长胡晓初、三区长屈申亭、四区长侯香山都是我党党员。当时，组建部队的条件已经成熟。我们接到省委的指示后，首先动员党员干部和各种学习班培养出来的青年农民和学生参加部队。接着又以区政府的名义向各乡摊派人枪，加上被争取过来的地方武装，几天之内，我们就拉起了一支约两千人枪含四个区团的抗日武装。当时叫“西华县人民抗日自卫军”。司令是楚博，副司令是胡晓初、屈申亭，侯香山、魏风楼都是区团领导，参谋长(实际是政委)是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同志，政治部主任是西华县委书记王其梅同志。我是三区团的政治处主任。
部队组建后，士气很高，经过简短的政治、军事训练，立即东渡黄河，对日军作战，消灭敌人五百多人，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杂扒队”。我们在敌占区除打仗外，还宣传抗日，帮助群众干活，执行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群众赞扬我们是“真正的老百姓的队伍”。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在策略上采用了对国民党“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各级国民党政权，纷纷动摇、妥协，甚至投降日军。然而，对共产党，国民党的方针是始终不变的。他们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反共摩擦更加激烈。国民党河南政府，为了根除豫东的共产党力量，先后下令将主张抗日的周口地区专员刘莪青撤职，把我地下党员、西华县长楚博也撤了职。西华县的反共势力一时甚为嚣张。他们暗杀我抗日干部、共产党员，拒缴“抗日捐”、“爱国粮”。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一战区要将我们“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改编为“一战区抗日自卫军第七路军”。
我河南省委和新四军游击支队，从全局考虑，为稳定豫东的抗日局势，保持西华这块根据地，同意接受那个“七路军”的番号。改编后，部队调往周口驻防。在周口，我们和国民党周口地区专员兼七路军司令刘庄甫展开了十分激烈的斗争。刘庄甫是河南光山人，早年留学日本，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当过镇守使和国民党的县长、专员。他的妻子是日本人。他积极反共，又十分狡猾。刘庄甫为达到分化、瓦解、控制我们部队的目的，采用种种鄙劣手段。他一方面对上层拉拢、腐蚀、收买，一方面派遣特务混进部队，刺探部队情况。有时他亲自出马以司令身份闯入部队，探听我们的虚实。他还阴险毒辣地抽调我们部队连级军官到洛阳去受训，企图瓦解干部队伍。面对刘庄甫的挑衅，我们针锋相对地采取了一些斗争方法。我们到周口后，派出部队帮助老百姓收麦子，在劳动中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我们还非常注意同附近国民党部队的关系，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摩擦。刘庄甫想利用花名册，查出我党组织派到部队来的外地领导同志，把他们挤走。西华部队的组建和领导人之一王其梅同志就是被他们挤走的。我们就吸取教训，所有外地干部的名字都不入册，或改变职务人册。我的名字就没有入册，我穿便衣住在一家紧靠部队的店铺里。去洛阳受训的人，我们都挑选最可靠的，并且组成临时的党支部和党小组，在那里照样过组织生活，互相帮助，互相提醒，使刘庄甫拉不走我们的人。在周口驻防半年，虽然刘庄甫的阴谋活动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部队上下都感到很憋气。我们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中国的大好河山正在遭到日本侵略者的践踏，我们的无数同胞正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呻吟，我们怎么能在这里袖手旁观呢!我们都迫切盼望到抗日最前线，到豫皖苏边区去。我们西华部队对彭雪枫同志是很熟悉的。他曾是河南省委的军事部长，对我们部队的组建和成长十分关注。部队组建时，他作过许多的具体指示，又派来一些干部充实了部队。
一九三九年冬，我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河南省委和新四军游击支队领导指示我们：积极准备，相机东进，到豫皖苏边区去，和彭雪枫同志领导的部队会合。我们都积极地准备着。但我们也深知把这支两千人的队伍，从国民党统治区带到豫皖苏边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这里距豫皖苏边区将近千里，中间有颍河和几百里的敌占区。同时，一部分干部战士有狭隘的农民意识，不愿离开家乡。还有个刘庄甫，他名义上还是我们这个部队的司令员，搞得不好，也会有许多麻烦。正在这时，国民党的反共摩擦又升级了，一战区来电要调我们到舞阳整训。我们知道整训实际上就是整编，就是要解决我们这个部队了。他们分化、瓦解、控制我们部队的目的没有达到，现在他们要走最后一步棋了。当时，刘庄甫天天来催，要我们去舞阳。可是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一时也还不能东进，就千方百计地推迟到舞阳整训的时间。为了迷惑敌人，我们还派人到舞阳“打前站”，以便稳住敌人，争取时间，进一步完善我们东进的计划……我们的各项准备工作就绪以后，我们向刘庄甫报告，部队即刻出发，“到舞阳整训”。刘庄甫立即电告一战区，并亲自带队前往。部队第一天走了二十多里。刘庄甫前来询问怎么走得这么慢。我们说，部队长期没有行军，如果开始走得快，就会拖垮。第二天上午，我们又走了二十多里，来到冷饭店。我们决定在这里和刘庄甫进行谈判。刘庄甫原以为下午还要西进，但天快黑了还不见行动，心中不安，便亲自带着秘书找到胡晓初、侯香山询问情况：“部队怎么还不行动?”“因为上边要整编我们这个部队。”“没有这回事。”“我们有情报。”
“你们应该相信我，如果有事，我愿跟部队共患难。”“就怕到时候专员也担当不了。”“你们不相信，我就不好办喽!”“并非我们不相信你，事情本来就是如此!”“你们不要激动，有话好好说嘛!”胡晓初冷冷地说：“既然专员不相信我们的话，那只好请路参议进来喽!”路参议是七路军的参议，叫路跃林。他走进屋来说：“胡、侯两位副司令叫我到舞阳去打前站，安排整训的事。我到了舞阳，他们没有准备，又说整训的地点在鲁山。我又跑到鲁山，也没有整训队伍的准备。我却看见那里驻着很多军队。我接不上头，只好回来了。”短暂的沉默过后，刘庄甫强词夺理地说：“他们可能等部队到了以后才做整训的准备。你们不要怀疑。”侯香山站起来义正词严地说：“我们的根据多着哩，你不要再骗我们了!”胡晓初看时候已晚，不愿再磨下去了，站起来严肃地说：“我们要抗日，要专员带我们东去抗FI!”侯香山也大声说：“坚决拥护专员带我们去抗日，谁不跟专员东去，就叫他吃枪子!”
刘庄甫的脸色变了，他怕我们强行带他东去抗日，想了一下，狡猾地说：“你们一定要东去，我也阻挡不住。但是我老了，带领不了你们啦。我只向你们提一条要求，就是你们东去抗日时，要发一‘个通电骂我，骂得越狠越好!”刘庄甫就这样服输了。我们要求他：部队东进三天之内不准上报，三天之后不能派部队捣乱；我们的家属小孩都在周口，不得伤害，否则日后一定要算这笔账。甩掉刘庄甫后，我们对部队进行了简短的动员，就掉头以急行军的速度东进。我们在第三天的夜间到了界首。界首在豫皖两省交界处，是国民党第一、五战区结合部，是个两不管的地方。我们决定第二天在这里渡过颍河。正在这时，侦察员跑来报告：敌骑兵八师追来了，在距我们数十里的地方宿营。我们当机立断地决定，于拂晓提前渡河，一定要抢在敌骑兵赶来之前渡过颍河，避免出现背水作战的情况。只要过了河，骑兵就不好对付我们了。第二天．当大部分人员已乘船渡河，少部分人员正等待渡河时，敌骑兵追来了。当时正值枯水季节，颍河水退了很多，淤泥滩很宽，但渡口只有一条人行小道，敌骑兵必须单人单骑。我们组织了一个加强连，带十几挺轻机枪进行阻击。敌骑兵一来，我们轻重武器一齐开火，打死打伤了很多的敌骑兵，敌人始终没能靠近我们。
我们部队顺利地过了颍河。过颍河后是日军占领区。我们原想这里可能会有日军和国民党五战区的部队，没想到我们来的前一天，日军“扫荡”刚刚结束，已撤回毫县据点，国民党的一个团已逃之天天。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许多穿便衣的人。我们每经过一个地方，村村打枪，处处喊叫。我们宿营时，周围村子里的许多穿便衣的人拿着枪支和长矛大刀，团团围住我们，喊叫、威胁，既不靠近，也不走开。情况不明，我们不能打，但他们这样干，使我们非常恼火。为了摸清情况，我们派出人员调查。原来他们是利用封建迷信形式组织起来的红枪会之类的组织，是日本人来了后群众为了保卫自己而建立的。他们并不知道我们是什么队伍，只听说一股“叛军”过来了。他们吃尽了国民党部队和散兵游勇的苦，所以对我们防范甚严。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我们派出参加过红枪会并懂得一些会道的一支队三大队长刘少庸同志带两个警卫员，买了黄表纸和香去进行接洽。
刘少庸按红枪会的那一套规矩跟他们见了面，然后向他们说明，我们是到新四军那里去的，是打日本侵略军，保护人民群众的。他们很快就都撤走了。第二天我们行进时，各村口都站满了观看、欢送的群众。我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唱着高昂的抗日战歌，向人民群众频频招手致意，继续东进。又行进了三天，我们来到豫皖苏边区。
这时彭雪枫同志派新四军游击支队的副司令吴芝圃同志接我们来了。消息一传开，全部队上下欢腾，好多人激动得流了泪。吴芝圃同志带领我们到了驻扎地马村桥。彭雪枫同志很快接见了我们，并宣布我们为新四军第六支队(由新四军游击支队改编)第二总队，下辖四、五两个团。以后组建新四军第四师时，我们这个部队又成为四师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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