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备伍同志离开我们10年了。悠悠往事，历历如昨。他的音容笑貌，仿佛仍在我们眼前。高尚的人品，良好的医德风范，极端负责的竞业精神，淡泊名利，容人容物，胸怀大度，这一切，永远使我们铭记心中。
1938年春天，白部长从延安来到山东。当时山东八路军抗日游击队山东纵队，正在创建初期，卫生工作更是一片空白。以后的一切卫生工作奠基，都是他一手筹划，亲自动手完成的。那时的卫生部，能独立完成医疗、教学和组织领导工作的，仅有他和夫人曼云两人。一缺人才，二短药材，三少适应游击战争的卫生工作经验，困难之大，可想而知。又兼沂蒙山区经济文化十分贫穷落后，更增加工作难度。面对如此情况，他却实事求是地创造性地一步一一个脚印，伴随着部队的发展，完成了巨大的工作任务二回想起来，实在功不可灭。
我是1939年初到卫生部学习的。当时的卫生部设在沂水县王家庄子，那是一个几户人家的穷山村，既是卫生部机关所在地，又是收容伤病员的医院，也是培养卫生人员的卫生教导队驻址。环境之艰苦、简陋，可见一斑。记得那时整个机关（含医院、教导队）住在一家烧酒作坊里。白部长夫妇居室外间就是药剂室。院后的正房是手术室，厢房就是病房和学员宿舍。挤在一堂，工休合一，真正做到休戚与共，亲密无间。
那时的老师刘子珍、王兰亭、李衡、刘子超、张景闵等，大都是白部长亲自动员参军的开业医生。刘玉、田荣萱等几位学过医的女同志（当时我们称之谓“大姐”）是护士长，一方面管理治疗护理病人，另一方面也是我们的护理教师。
学员来自四面八方，年龄小的才十三四岁，大一些的也不过十八九岁。文化程度更是参差不齐，大致是从小学到初中，要把这批人培养成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卫生人员，几乎是不能想象的，但在当时条件下中小学文化程度，在部队中已经算是小知识分子了。就是这一张张白纸，在白备伍同志的亲手描绘下，随着年龄、学习、工作阅历的增长，他们逐渐成为山东八路军的卫生工作骨干。
启蒙教育的力量是巨大的，入门之时的一点色彩墨迹，对以后的发展成长，有着不可磨灭的痕迹。
那时的教材，十分简单。仅有药物学、护病学、内外科学、药剂学。有的是采用现成书本，有的则是现编讲义，边讲边印。油印的讲稿大都是学员中写字较工整的同学用手刻蜡纸板，断断续续油印而成。现在用计算机印刷的人们，大概很少有人知道蜡纸刻印是何物了。可是就在这种条件下，老师的热情教学，学员的努力奋进，使我一步一步走进医学殿堂，通过边工作边学习的方法，逐渐成长。拿我个人来讲，第一次看见作手术是白备伍同志做的，第一次为病人诊察看病也是白备伍同志示教。药剂室的同志怎么配药也是白部长和曼云同志亲手做给他们看。真正做到手把手培养，身教言教。无怪乎我们这些当年受教的学生们，直到六七十岁，总是念念不忘当年受教的情景，即使后来许多经过大学正规教育的人，对年轻时代的学习生活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象。
动荡的战争环境，使我们永远得不到安定的学习和工作条件。王家庄子的安定时期也不过半年左右，接着便是敌人1939年的夏季“大扫荡”。我们疏散现有伤员，随军救治新伤员。白备伍同志从医师、教师又成了战时卫生工作的指挥员，既要组织救护住院病员，又要抢救新的伤员。从1939年初到1940年底，接连经过了三次敌人“大扫荡”。山东八路军针锋相对，组织了五井、孙祖、大柏山、青驼寺四大战斗。白备伍同志亲临战场，亲自手术，亲自组织伤员救治，广大指战员称之为治病救人的“白菩萨”。这种称誉不但在鲁中沂蒙山区流传，1942年我到胶东工作时，发现胶东指战员中也流传着“白菩萨”的美誉。可见影响之大之广非同一般。经他救治过的我军现在的高级军政领导张玉华同志，1950年后仍然怀念着孙祖战斗负伤之时，是白部长为他作的手术。其实被白部长救治过的指战员可谓成千上万。就拿我们本家弟兄耿效孔为例，1941年他患了高烧“不治之病”，气息奄奄，命在旦夕。临危之时，他一直念叨：“快找白部长！”人们按他的要求，抱着一线希望，用担架抬着他几经周折，终于送到白部长面前。这么一个垂危病人，白部长凭他的经验，未经什么化验，只凭体检就立刻诊断为阿米巴肝脓疡，急用大剂量“依米停”治疗，几天之后转危为安。他一直活到86岁才辞世。
我前后参加白备伍同志的教导队两期，累计时间不超过一年。全班前后同学不过100名左右（教导队一、二期人数）。这些同学在建国之后，有的进过大学，也有许多同我一样未进大学深造。可就是这批人在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竟有傅希功、邵明政、范贯之、赵涌、高富运、朱杰、秦承恩、孙炳华等任八个大军区和海空军卫生部长。刘轩亭任301医院院长等重要卫生工作职务，成了我军卫生领导骨干。转业到地方的同志杜立群、杨廷坤等任省市卫生厅局领导。
饮水思源，深切怀念我们的启蒙恩师白备伍同志，是他点燃了卫生工作队伍的星星火种，驱动着我们不断学习，永远为人民服务。他的优良风格和高尚品德，以及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我们将永记不忘。
1996年3月于南京
（作者为南京军区后勤副部长、卫生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