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备伍同志生前的遗言是：在他死后，将遗体献给医学院，进行医学研究。他的夫人张令仪同志及其子女，以博大的胸怀和对科学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完成了他的遗愿。
白备伍同志是原山东军区卫生部部长，是妇产科学与卫生医药管理科学专家，是山东部队和山东地方卫生医药机构与事业的创建人和奠基者。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优秀共产党员，也是一位有魄力有非凡气度的领导干部。
我是1943年由一一五师教五旅调山东军区卫生部的，此后，一直在他领导下，在他身边工作，他的音容笑貌萦绕在我心头。正如鲁迅先生说的：活在人民心中的人，是永远不死的。1996年6月13日，是白备伍同志逝世10周年，今将他在战争峥嵘岁月中的若干事迹，回忆记录下来，作为对他的缅怀祭奠。
一次工作安排，定我终生
1943年3月的中旬，我背着全部行李到山东军区卫生部报到，见到了白备伍部长。他看了一一五师教五旅的介绍信和中共党组织介绍信，和蔼可亲地对我说：“好啊，先住下，再谈工作安排。”我跟着部长的警卫员到大房前庄老百姓家设立的招待室住下，听候部长的安排。
三天之后的一个上午，白备伍部长找我面谈工作安排问题。由于我爱好新闻通讯采访，特别注意端详了这位白部长：中等以上的身材，略胖而结实，白净面容，神态自如，显得特别年轻，看上去像20多岁的年轻人。他的语言通俗易懂，因我1938年到过延安，听出他说话带有陕北的语调，为此，显得特别亲切。他问了我住食生活情况之后说：“我们研究了你的工作安排，决定派你到部队的卫生处任职。你有写作能力，口才也不错，部队的卫生事业宣教工作是很重要的，你到那里会胜任的。”他问道：“你看可以吧？”我沉思了一会儿说“部长，我自到抗日军政大学就边当医生边学军事政治，即使后来作领导工作，仍是当医生，并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新闻写作。最好让我在卫生部的医院里当医生做医疗工作。如果因精兵简政的需要，部长不便安排我的工作，我曾在抗大多次申请改行文艺工作，部长可不可以让我改行到<大众日报>社做记者工作？”白部长听了我一番中肯的陈述与请求，他笑了，说：“改行，不行！”并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似乎在我脸上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我不由自主地低下头，避开他那犀利的目光，我沉思不语。他却说：“好吧，你的意见组织上可以考虑，你回去休息，我们再作研究。”他用肯定的语气说：“改行作记者，不行！”陕北的后音在我耳边久久荡漾。
几天之后，又是白部长亲自找我谈工作分配问题。我想，部长如此重视我的工作安排，固然和教五旅罗华生政委的介绍信有关，更重要的是白备伍部长对党的干部政策执行认真，对医务干部的爱护珍惜，也体现了他的民主精神。他请来李衡科长，对我说：“这是医务科李衡科长，决定你在医务科工作，在医务科工作必须经常到医院去。部队缺少医务人员，不要提改行了。”李衡同志和善亲切地说：“欢迎你来医务科工作，具体做什么，到科里再详细谈谈。”我表示接受白备伍部长的工作安排。从此在白部长身边，在李衡同志直接领导培养下，在医务科工作。当时的医务科，不是只坐在屋子里“办公”，而是组织手术巡回医疗队，跟随科长、副科长，有时是部长、医学专家罗生特等深入卫生部所属的医院进行手术工作，因此他们也就成了我医学的导师。可以说，白备伍部长这次对我的工作安排，确定我终生以医学技术为专业，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服务的总导向。白部长对同志的关心，铭刻在我心头。
一片赤诚心，严师育人才
记得是在1943年4月上旬，我跟李衡科长去白备伍部长办公室（也是他的住室），听取部长指示到卫生部直接领导下的医院（当时称所）了解情况、检查工作。白部长交待任务后，我们当天就背着行李出发了。那时候没有交通工具，只靠步行。我去的所，离卫生部驻地约几十华里，所与所之间，最近的也是40多华里。我跑了三个所，回到卫生部的第二天，白部长要我向他和几位领导同志汇报了解工作的情况。我带着一些原始记录，把对各所了解到的情况，作了汇报，由于我没有归纳整理，只是平铺直叙地摆列出一堆具体“材料”和事例。白部长对我的汇报还没听完，中间插话说：“怡然同志去各所深入了解很多重要情况，跑了很多路，非常辛苦。”他把话题一转又说：“听了你这些汇报，只是摆了一堆材料，没提出发现什么问题？如何解决问题？看来，汇报到此为止吧，回去用脑筋思考一下，不要像记流水帐一样摆情况，动动脑筋费点功夫，整理一份书面材料，由李衡科长阅改后交给我。”他叉嘱咐说“要找出各所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如何解决问题的建议。”当时是处在日军“扫荡”和我们“反扫荡”的紧张情况下，随时都得作战斗准备，不容许拖沓办事，我费了一天多的时间，在李衡同志具体指导下，写好报告交给了白部长。
有一天，白备伍部长见了我，笑嘻嘻地对我说：“各所的情况报告看了，写得不错，<大众日报）上，你的文章和木刻也看了，很生动。”他叉语调幽默地说：“难怪你要改行作记者，今后要安心作医务工作呵。”
白备伍部长待人接物平易近人，对干部以及他身边服务的人员循循善诱，从不训斥人。但对干部的工作、品德修养，要求很严。
在我主编《山东军医杂志>时，他主动写稿：<反对三言两句的诊断和乱处方>，文章指出：“三言两句的诊断，是对病人不负责的表现；乱处方，不努力学习提高医疗技术水平，是对部队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生命缺乏责任感，又是造成医疗责任事故的根源之一，必须严加纠正。”这些中肯的教导，在卫生干部中产生极大的反响，对于提高医疗质量及医师道德修养，起了巨大的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战友郑强同志给我讲了一段他亲身接受白备伍部长教育的往事：“一天，上人体解剖课，下课后学生都想争着看人体内脏解剖模型。模型是石膏做的，又是在敌占区大城市买来，经过一个排的人护送到卫生部的，真是来之不易啊。我到模型跟前，抱起来往我班里跑，很多同学在我身后赶夺。我不小心绊倒摔碎了模型，白备伍部长知道后，找我谈话，要我写了书面检查，并问我如何处理？我说：‘我愿意接受部长给我的任何处罚。’他说：‘处罚你能有原来的模型吗？耽误大家学习怎么办？’后来，部长决定关我三天禁闭，并搞来水胶，让我参与粘好石膏模型。”郑强同志回忆说：“白备伍同志，真是党的一位好领导干部，不训斥人，不摆官架子，对人诚心诚意，要求干部严格。那一次受到深刻的教育，我铭记了一辈子，牢记做事要谨慎小心。”
施妙手，从死神手里夺回伤员生命
在抗日战争期间，医药技术人员较少，技术高明的大夫更少，白备伍同志处在部长的位置，日理万机，公务繁忙，已够他劳累的了，但他却能放下“部长架子”，穿着白大衣到病房诊查伤病员病情，需要作手术的伤员，他则洗手进手术室作手术。
记得在山底庄驻的一所，有一位进院不久的胸部受伤的伤员，他是胸肋之间的贯通伤，由于瘀血阻塞不通，感染积液化脓，因此并发败血症。高烧不退，那时又没有抗菌素好用，病情十分危重。部长亲自进行诊察，并决定迅速扩创排脓，嘱咐我立即准备手术，那时没有合乎规定的手术室，是选群众居室比较好些的房间，打扫干净，用药消毒，拉起白布幔作手术间，医务科有一套较为完整的外科手术器械箱，手术前的准备和手术中的操作都很正规。部长上午查房写下的医嘱，下午一时许，就开始手术。打开伤员创伤部位，流了很多脓血，用生理盐水与过锰酸钾溶液反复冲洗，上了一种黄色消毒剂（雷佛奴尔）纱布，包扎好。伤员再服磺胺类药片。3天后伤员热退，已可坐在床上喝水吃饭。白备伍部长对病员高度负责精神，决定手术时，他说：“如果不作扩创手术，这年轻的战士死亡已成定局；如果手术扩创排出脓液还有一线希望。”白部长承担了风险责任，从死神手里夺回了这位年轻伤员的生命。在这个伤员出院时，曾带来口信说：是部长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他决心回前线多消灭日本鬼子，报答部长的救命恩情。
白总局长视察疫区朱陈镇，扑灭霍乱救人民
1945年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山东军区卫生部从莒南县的山前村，迁入临沂城内。同年，山东省人民政府卫生总局成立。白备伍同志担任山东军区卫生部部长，兼山东省卫生总局局长。我和我主持的《山东军医杂志）社的几位干部与工作人员，都调入山东卫生总局工作。《山东军医杂志》出刊到第五期停刊，我任山东省卫生总局保健科长兼I（山东卫生丛刊>编辑室主任、主编。
常言说：“大战灾害之后，必有大疫流行。”1946年初夏，距山东临沂城几十里地方，有个朱陈镇发现烈性传染霍乱病（俗称“虎列拉”），并在几天内迅速扩散开来，疫情来得异常凶猛，群众死亡甚多，省卫生总局得到疫情报告的当天，白备伍总局长召集专门会议，动员组织赴疫区抢救工作。白备伍总局长对我说：“你亲自带队，由徐坚同志任队长，从速去疫区开展抢救工作，消灭霍乱病流行。”抢救工作准备了一个夜晚，第二天就赶到朱陈镇，全面动员投入救治与卫生防疫宣传活动。白总局长继续和有关方面洽谈，解决霍乱病抢救的技术问题。我们到达疫区，依靠当地党委和区人民政府、村干部，灭蝇、清除病人污物、治疗病人。由于救治需要静脉滴注生理食盐水，很多病人一瓶盐水没打完就死去，疫情继续发展，死亡人数增多，引起当地居民恐慌外逃，这样更容易在各地流行。在这种缺医乏术，万分火急的时候，白总局长带着国际友人、传染病专家雷岱德女士来到朱陈镇疫区。我和徐坚队长向白总局长与雷岱德大夫汇报了疫情扩散的严重情况，他向我们全体队员介绍了雷岱德大夫，他说：“雷岱德女士是传染病学专家，她有丰富的经验，按她提供的方案工作。”雷岱德大夫提出了一套很灵验的综合治疗急救方案：17%的生理食盐水、20 - 50毫升静脉一次推注，可以立即解除病人脱水问题；继续给病人静脉滴注生理食盐水或葡萄糖盐水；让病人饮用淡盐水和糖水；内服大剂量的磺胺呱与大剂量的维生素Bl、维生素C等。这一套救治霍乱病人的方案果然灵验，半个月就扑灭了朱陈镇一带疫区的疫情。我们回到临沂后，白备伍总局长要求我写一个疫区抢救报告，他亲自阅改后在山东《大众日报》发表了，在人民群众中反响很大，朱陈镇的人民群众说：“中国共产党真是人民的大救星，人民政府救人民。”我们在离开朱陈镇时，欢送会上当地的区长讲话时说：“多亏白总局长亲临现场并带来专家，采用了有效方法，救了老百姓，不然我们这个区的人，不知得死亡多少人，说不定朱陈镇要断绝人烟。”
白备伍同志，中国人民公仆的伟大形象与典范
新中国成立后，白备伍同志历任山东军区卫生部长兼山东省人民政府卫生厅厅长、山东医学院院长、华东行政委员会卫生局局长、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卫生部血防局局长兼中共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等职务。这些为了党和国家需要的调遣，他都是欣然接受，并且踏踏实实地深入基层，勤勤恳恳地工作奔忙。例如他在担任卫生部血防局兼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期间，中国南方地区血吸虫病流行严重，那里的人民群众正处在“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死亡线上。他经常深入疫区督导检查工作，组织群众性灭螺和治疗血吸虫病人。由于防治举措得力，完成了防治血吸虫的重大任务。为此，毛泽东主席写了壮丽的诗篇<送瘟神>，在序言中指出：“读6月30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看南天，欣然命笔。”诗篇赞道：“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白备伍同志是人民公仆的伟大形象与典范，他给中国人民卫生医药事业，留下了不朽的功绩，他的无私奉献精神与艰苦奋斗的作风，给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是党与国家机关公务员和领导干部的楷模与典范。白备伍同志虽死犹生，他是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人。
1996年1月20日于济南
（作者为原山东医科院副院长）
